国语骑射

在满族的古老习俗中，最具民族特征的是国语骑射，所谓“国语”。当然是指满语，即满洲民族的共同语言。其实满语就是其先民女真语的继承和发展，它属于阿尔泰语系，满洲通古斯语族满语支。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满文和女真文的文字符号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满语的主体部分，无论就词汇、语法和句法，仍然沿用了女真语。关于这一点，就连竭力想割断女真与满洲文化联系的清代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阿桂等主编的《满洲源流考》一书，也并不讳言。其书中说；满族与女真“语言与旧俗不殊。而文字实不相沿袭”。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地方方言的关系，满语也曾发生部分的变化，甚至还吸收了不少外族的语词语汇。据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专家金光平、金启宗《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统计，满词汇中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和女真语完全一样的。诸如名词：日、月、风、云、草、木、山、石、男、女、身等。形容词与动词：好、坏、进、退等。数词：一、二、三、四等。当然也还有近百分之三十的语词不完全相同，或完全不相同(词例从略)。其中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语词相同而词意不同的；一种是语词的意义相同，而读音略异的；一种是女真语词与满族互不相涉的。尽管这样，女真语是满语的祖语，确是勿庸置疑的。从文字上讲，女真文之与满文，犹蒙古古文字八思巴文与现代蒙古文的关系一样，是古文与今文之别。满文(清朝称国书)是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称汗前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令文臣额尔德尼、噶盖利用蒙文字母按女真语音拼写而成的，史称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满文创制成功后，立即应用，发布指令文告，往来文书、章奏议论以及档案记录等均据以书写，为满族的兴起和发展均起到了推动作用。不过在使用中也发现其存在不足和问题，主要是拼写时字母“上下字无别，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雷同不分”。这样一来，如若“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致错误”。于是，皇太极命文臣达海于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改进满文，将十二字头增加圈点以示区别，规范了字母的形式，准确地区分了原来难以区分的满语语音，同时又增加了一套拼写外来语(包括汉语和其他族语)的特定字母。这样就基本上解决了一些遗留问题，弥补了其缺陷。这种新改进的满文，称新满文，或叫“有圈点满文”。新满文的成功，标志着满文发展的成熟，它极大地方便了满语的推广和满族人文化的提高，增强了满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凝聚力，促进了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推进了满族文化的发展，是满族文化史上的里程碑。满文创制迄今已整整四个世纪。清政权统治全国后，一跃成为权威的官方文字。其中以老满文书写，最有名的是《旧满洲档》(现通称《满文老档》),原稿本40册，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史料价值极高。后又有草写本，正写本两部重抄本，也叫大黄绫本，现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另有小黄绫本，现存沈阳辽宁档案馆。清入关前后，还用满文翻译了大量汉文典籍，达海曾主持翻译《万宝全书》、《三略》、《刑部会典》、《素书》、《国语》,以及未完译稿《通鉴》、《六经》、《孟子》、《三国演义》、《大乘经》等书，仅据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编《北京地区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所载，今存满文编译的图书共820余部，内容包括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军事、法律、宗教以及数理、医药、天文、地理、农田水利、教材工具书等。满语曾经是满族人思维和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满文是众多文化珍宝的载体之一，大量的满文词汇被汉语所吸收，诸如：“虎实”、“扎呼”、“巴不得”、“喇忽”、“特勒”等等，已融汇于中华民族整体文化之中了。由于满文曾有过辉煌灿烂的时期，满文曾记录了极其丰富宝贵的资料，因而其重要价值曾引起了举世的注目。自本世纪以来，研究、整理满语、满文的工作迄今未断，研究队伍和规模与范围也在日益扩大，它已成为国际性的学问，即“满学”,满学研究的势态正方兴未艾。
所谓骑射，是指盘马弯弓的本事，这是人所共知的满族习俗。在古代是一种比骑技、较射技的军事性很强的体育活动。而在现代人的心目中，作为体育活动，指赛马和射箭比赛。不过，在古代，骑射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特长和传统。过去，一般满族男人从六、七岁就开始学习弯弓射箭，十来岁即能跨马奔驰，甚至满族女子也多精于骑射。正因如此，满族便有悬挂“公子箭”的习俗，儿童初生时，悬弓箭于门前，以象征着他未来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射手，并做为满族生子的标志。正由于满族精于骑射，使满族服饰和婚礼仪式都带来相应的特点。满族的服饰，男人自头顶后半部留发，束辫垂于脑后，穿一种叫做马蹄袖的袍褂，两侧开叉腰间束带是为了便于骑射。妇女在头顶盘髻，佩戴耳环，穿宽大的直绕旗袍，天足，着花鞋。在婚礼的习俗上，也反映了骑射的特点。《啸亭杂录》一书，曾这样记载：“新妇既至，新婿用弓矢对舆射之”。当然这种弓矢并非真弓矢，而大多是用秫秸做代用品，以作为驱邪防弊的象征。说明骑射这种习俗，确实是满族的重要特点。满族最高统治者对这种习俗尤为重视。皇太极就曾一再谆谆告诫臣下不可忘记骑射的传统。为培养八骑子弟的骑射本领，便下令“子弟辈壮者当令以角弓铁箭习射，幼者当以木弓柳箭习射”。在平时，皇太极还时常率领臣下至演武场较射。而每逢喜庆的日子也总要举行骑射表演和比赛。例如崇德二年(1637年)八月，因生皇子，皇太极到演武场命令两位黄旗护军较射，同时命令其余六旗诸王贝勒等“各率本旗护军较射”。清入关后，满族较射活动更加频烦，仍由皇帝带头倡导。其中乾隆帝是“最善射，每夏日引见武官毕，即在宫门外较射。秋出塞亦如之”。曾跟随乾隆帝的翰林院编修赵翼记述说：“射以三番为率，番必三矢，每发则中圆的，九矢率中六七。此余所常见也”。而皇子皇孙也善射。每出巡驻行宫，便进较射，令“皇子皇孙依次射”。至于在八旗军中，骑射则更是成为制度。据金德纯《旗军志》载：“命矢部尚书于春二月较射而赏罚之。前期，都统、副都统率其属及部卒习射于国郊。日一往。数日，兵部尚书临视，而第其上下，一卒步射十矢，马射五矢。步射中的七，马射中的三为上等，赏以弓一，矢十、白金布帛各七··一马步射或一不中，或两俱不中，则笞之。一旗满六百人则都统、副都统之罚亦如之”。八旗将士们也赛射，“士夫家居亦以射为娱，家有射圃，良朋三五，约期为会，其射之法不一”,有“射鸽子”、“射月子”、“射绸”等内容。
其实，满族的这种骑射习俗，也正是继承了肃慎以来直至女真族的习俗。早在周武王灭商以后，肃慎曾多次“贡楛矢石砮”,进行朝贺，受到周武王的热情款待。肃慎人取长白山的楛木做箭杆，采松花江中之青石做箭簇，洞栖穴居，围山狩猎。这种习俗到女真时一直保留下来。据叶隆礼《契丹国志》载：“女真其人朴勇，每出战皆被重扎，精出骑射”。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初兴风土》载：女真人“勇悍善骑射，喜耕种，好渔猎，每见野兽之踪，蹑而求之，能得其潜伏之所，又以桦皮为角，吹作呦呦之声，呼糜鹿而射之”。可以说，这是对整个女真族男女老少都善于骑射的最概括而确切的描述。女真族的骑兵是骁勇善战的，在反辽与灭北宋的战争中均已显现出来。女真族的首领多是善于骑射的能手。以女真族的英雄人物完颜阿骨打为例，据《金史·太祖纪》载，他“力兼数辈”,“十岁好弓矢，甫成童，即善射，一日辽使坐府中，顾见太祖手持弓矢，使射群鸟，连三发皆中”。可见其人后来举兵誓师反辽，通敢善战，创开国之大业，绝非偶然。阿骨打每天早晨都要“纵骑打围”,其场面较为壮观，他曾自豪的对宋使马政说：“此吾国中最乐事也”。至于金代一些开国功臣和将领也都是善于骑射的能手。人们比较熟识的完颜宗翰(即粘罕),此人“姿貌雄杰，能被(披)甲周贯马腹，骁捷如风。轮剑入敌，人莫敢当”。另外，完颜宗弼(即兀术)“为人豪荡，猿臂善射”。在宋金战争中，他所率的骑兵，号称“拐子马”,是十分有名的。那们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完颜雍(即鸟禄),“体貌奇伟”、“善骑射，国人推为第一，每出猎，耆老皆随而观之”。此外，女真人田猎之风甚盛，在《大金国志·田猎》中记载：女真“酷喜田猎，昔都会宁，四时皆猎。海陵迁燕，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时无地可猎，候冬月则出，必逾月，后妃亲王近臣皆附焉。每猎则以随驾军密布四围，名日围场，待狐兔猪鹿散走于围中，国主必先射，或以鹰隼击之。次及亲王近臣，出围者，许诸余人捕之，饮食随处而进，或以亲王近臣共食。遇夜，或宿于州县，或宿郊野无定。海陵以其子光英年十二获獐。“取而告太庙”。说明金代真人，上至皇帝，下至百官近臣，骑射田猎之俗甚盛。由上可风，骑射是女真民放尚武习俗和勇敢顽强拼搏精神的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