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南京，别称金陵，为数代君王之居所。中华民国成立，亦设临时政府于此。以后，历经北京政府和广州、武汉国民政府之变迁，南京于北伐末期复为中华民国的首都。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进犯上海。国民政府迫于战争，一度迁都洛阳。卢沟桥烽火既起，国内也有迁都之议。尤其是虹桥机场事端发生，正值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与会者再次提出迁都的建议。8月12日，国民党中常会议决，撤销1937年初设立的国防委员会，改建国防最高会议，推举蒋介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14日，国防最高会议举行会议，通过两项决定：1. 外侮虽告急迫，政府仍在首都，不必迁移；2.对日抗战，但言自卫，不采取宣战绝交等方式。同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声明，全面抗战由兹形成。
最高国防会议的设立，表明国民政府的中枢机构已不能适应战时需要，成为抗战初期领导机构改组与调整之嚆矢。以后，随着战局发展，国民政府的中枢领导权更加集中。8月中下旬，国防最高会议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授权蒋介石组织大本营，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国民党中常会并议决，如战时不能按期举行会议，可由常委三人先行批办，再呈常委会追认；中央政治会议应办之事，也可先由政治委员会主席批行，再报请中央政治会议追认。依照法律国防最高会议应对中政会负责，其决议案要报告中政会，或送请中政会备案。但是，中政会因战时人事纷繁，不能经常开会。11月26日，国民党中常会索性在未撤销中政会的情况下，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中政会职权。
国民政府迁都的决策，是在10月中下旬作出的。抗战爆发后，经过三个多月的作战，国民党军在北方相继丢失河北、察哈尔、绥远和山西、河南北部地区，退向黄河沿岸。在上海，经过“持久消耗”也渐渐不支，开始全线撤退。尽管国民政府对“国际干预”抱有很大希望，却很难得到西方国家的实际支持。在战事不能很快结束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被迫接受准备长期抗战的事实，对战时策略进行重新调整。10月下旬，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提出将国民政府迁移重庆，并将此举与坚持长期抗战结合起来，开始作迁都准备。
重庆是一座山城，位于四川盆地东南，正当嘉陵江与长江汇合之处，交通便利，商业发达，为西南地区的重镇。国民政府作出迁都重庆的决策，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其一，北方战事发展，使迁都洛阳已不可能；其二，迁都西安距陕甘宁边区过近，并且缺少拱卫之屏障；其三，四川四面环山，一条大江直抵中原，若挟地势之利，便可抵御日军入侵；其四，四川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可以支持长期抗战。可见，迁都重庆是符合当时国民党战略需要的。
同年11月初，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完全撕开淞沪战场防线。中旬，太原和上海相继沦陷，国民党军纷纷向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撤退，南京形势危殆。16日，林森率国民政府部分成员首批向重庆迁移。20日，国民政府郑重发表《迁都宣言》称：“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极急剧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煨烬，军心仍如金石，临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更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抵抗，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言，惟共勉之。”①南京失陷前夕，国民政府宣布于12月1日在重庆国府路办公。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迁抵重庆曾家岩。从此，重庆成为战时陪都。
由于处在战时条件下，国民政府迁都的情况比较复杂。最初，迁到重庆的只是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两个机关，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中心则先由南京迁到武汉，经过武汉会战以后才分路移向重庆，大致经过了一年时间。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战时国民党的领导中枢出现位移，党务和行政工作要为军事服务。自1937年11月，国防最高会议成为代替中政会的全国军政最高决策机构，蒋介石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武汉会战中，蒋坐镇武汉指挥军事，国民政府各机关实际上也在武汉办公，未真正迁至重庆；二是四川的情况复杂， 自护法以来，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尤其是多年形成“川人治川”的局面，排外趋向比较严重，更反对外省人主持川政，以致政局尚未完全稳定。为此，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在抗战的同时，一面加强中央集权和地方机构调整，一面改组四川省政府，并注意协调川军各派的矛盾，为全面迁都做准备。
1938年元旦，国民政府改组行政院，以孔祥熙为院长，张群为副院长，免教育、交通、铁道部原部长职，分别由陈立夫、张嘉璈、翁文灏继之。同时，为推进军事、经济及组织民众工作，决定扩大国防参议会，将委员名额由30人增至75人。
1月10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充实军事委员，特任何应钦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白崇禧兼副参谋总长，徐永昌为军令部长，白崇禧为军训部长，陈诚为政治部长。
11日，军委会召开开封会议，蒋介石在会上报告《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撤职并逮捕了不遵命令，擅弃国土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以正军威。
17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对军委会实行改组。改组后，军委会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部，航空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及办公厅依旧。蒋介石任委员长，何应钦任参谋总长，以程潜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辖平汉方面；以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辖山西方面；以顾祝同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辖苏浙方面；以何应钦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副之，辖两广方面；以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辖津浦方面，以蒋介石兼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副之，辖甘宁青方面。以陈诚为武汉卫戍总司令、蒋鼎文为西安行营主任、陈仪为福建绥靖公署主任。
2月6日，军委会成立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黄琪翔，秘书长张厉生，第一、第二、第三厅厅长分由贺衷寒、康泽、郭沫若担任。
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国民党于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并对国民党的领导体制作了重大改变。《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施政纲领，除前言外，分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7项，共32条。前言提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口号。总则规定，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准绳，全国抗战力量必须置于国民党领导之下。在外交一项中，提出“独立自主”与“和平正义”的原则，“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明确否认日军以武力在中国炮制的“一切伪政治组织”,在军事一项中，提出加紧军队政治训练和民众武力训练，并“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政治一项中，提出改善政治机构以适合战时需要，严惩贪官污吏和“不忠职守，贻误抗战者”,并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和“加速完成地方自治”。在经济一项中，提出“以军事为中心”,发展农业、工矿业和手工业，实行计划经济，推行战时税制，改革财务行政，加强对商业和进出口贸易的管理，整理发展交通事业”,“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在民众运动一项中，提出在一定范围内发动民众抗日，组织群众团体。在教育一项中，提出实行战时教育，训练青年、妇女和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以应抗战需要”。②
国民党临代会对领导体制的变更，突出的是在全党确立了领袖总裁制，改变了自孙中山开始的“总理制”。大会通过的国民党党章，规定国民党设总裁一人，副总裁一人，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以代行总理职权。国民党的总理制，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时已有规定：孙中山为总理，党员必须服从总理指导，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有复议权，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有最后决定权。总理制原是因孙中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信而立，“舍中山先生存在外，无总理制存在”。因此，孙中山逝世后不再设总理。国民党临代会通过设立总裁制，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规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由总裁主持，大会闭幕期间常委会对总裁负责；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党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的一切议案，由总裁最后决定；两委员会的委员由总裁提名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秘书长，各部部长、副部长及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均由总裁提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这就使国民党的党权更加高度集中，使总裁成为与总理完全相等，凌驾于国民党一切组织上的领袖，从而将国民党一党专政发展为个人独裁。
4月6日至8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四中全会，组成总裁领导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常务委员会有丁惟汾、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孔祥熙、孙科、阎锡山、冯玉祥、叶楚伧、邹鲁、陈果夫、何应钦、李文范、白崇禧、陈公博共15人。组织部长张厉生，宣传部长顾孟馀、社会部长陈立夫，海外部长陈树人，秘书长兼党务委员会主任朱家骅。
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各地政府也进行了变更和调整。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相继改组了湖南、湖北、贵州、安徽、江苏、浙江、山东、四川、青海等省政府。其中，对四川省政府的改组，波折起伏，反复最大，与国民政府迁都的关系最为密切。
四川地跨青藏高原东缘及四川盆地，其东部古有蜀郡、蜀国，故简称蜀。境内群峰环抱，土地肥沃，气候温湿，极宜农林业发展，物产十分丰饶，铁、煤、天然气、磷等矿产资源丰富，素称“天府”。由于地理条件比较特殊，四川与东部地区联系较少，川人排外心理也比较明显。 自辛亥以后，四川长期处于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中，先是滇人、黔人治川，后是川人治川，至1933年刘湘和刘文辉混战，四川共进行军阀之战四百七十余次。在“二刘之战”中，刘湘以蒋介石为后台，打败刘文辉而独霸全川。随后，国民党军借追堵红军之名逐渐侵入川军防地，进而对川军各部进行统一编制。卢沟桥事变后，刘湘通电全国抗日。8月，他参加南京国防会议，表示四川可以“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和粮食若干万石”。9月，刘湘被委任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负责长江下游津浦、江浙之间作战，川军先头部队陆续离川抗日。川康绥靖主任一职由总参议钟体乾代理，省主席由原秘书长邓汉祥代理，四川局势开始动荡。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21日，刘湘代表全省民众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称“顷读我政府宣言，知为适应战况，长期抗战起见，移驻重庆。有此坚决之表示，益昭抗日之精神；复兴既得根据，胜负终自我操，不特可得国际之同情，抑且愈励川民之忠爱。欣诵之余，谨率7000万人，翘首欢迎……”③孰料，刘湘于24日在南京突然生病，急转入汉口万国医院，至1938年1月，死于汉口。刘湘死后，蒋介石认为川军各部将领大部已被分化、收买，四川已是群龙无首，遂以国民政府名义发表明令，任命张群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却遭到四川省保安处长、代理全川保安司令王陵基等反对。刘湘部队中的核心组织——武德学友会约请钟体乾、张舟、彭焕章等商议，认为蒋不与四川有关人士商洽，即任命张群来川是趁火打劫。于是，他们组织成都全城张贴反对张群来川的标语，并举行示威游行。刘湘部师长彭焕章领衔，率留守四川的17名旅长联名电蒋，请收回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的成命，使蒋颇感震惊。蒋介石考虑到：四川已成为抗战的大后方，若是动荡不安，国民政府便无法在四川存在，再者，国民党的势力在四川尚很单薄，无力左右四川政局。于是，他采取了缓冲的办法，一面致电四川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嘱张主席未到任以前暂代省府事务，一面复电彭焕章等“刘故主席部属即中正之部属，决一视同仁，希各安心”。为分化川军，蒋发表以总参议钟体乾暂代川康绥靖公署主任，还派傅常、刘航琛、卢作孚回成都疏通，对川军高级将领分别给予抚慰。结果，傅、刘、卢的疏通不仅没有效果，还激化了四川将领的误解。蒋介石见张群不能入川，遂拟改任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继张群主持川政。
顾祝同对入川主政颇费脑筋：成都为刘湘部队控制，刘文辉和邓锡侯的留川部队又与刘湘部形成一致对外的局面，很不好对付。于是，他通过第四十三军军长郭汝栋向刘湘系统的实力派潘文华疏通。潘赴成都找到钟体乾和乔毅夫，获悉这次反对张群就是反对蒋介石，也觉得难办。后来，他索性尊重钟体乾的意见，买通刘湘夫人刘书周，被指定为刘湘的继承人。潘文华不仅得到彭焕章等川军将领的支持，还当上了武德学友会会长。
蒋介石直接控制四川政局不成，便千方百计分化刘湘的嫡系，封官许愿收买川军各将领。3月2日，蒋以国民政府名义委邓锡侯为川康绥靖公署主任；16日，潘文华升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第四十四军军长王缵绪升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23日，王陵基也被委任为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对刘文辉，蒋先派为重庆行辕副主任，继而委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经过对川军实力派的安抚，四川局势逐渐稳定下来。
此后，王缵绪获得潘文华的支持，谋取四川省主席一职。由于川军态度坚决，蒋介石被迫打消由顾祝同主川的念头。4月中旬，蒋介石在汉口召集会议，决定派贺国光为四川省主席，再遭川军反对。汉口、成都的四川军政人员连电蒋介石，反对贺国光赴任。同时，王缵绪也四处活动，获得蒋的信任，被准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
4月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议决，张主席一时不克赴川就职，改派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8月1日，行政院决定正式改组四川省政府，议决：1.四川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张群呈请辞职，应予照准；2.任命四川省政府委员兼代理主席王缵绪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同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委任张群为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随后，川军实力派相继声明，表示拥护中央。至此，国民政府才真正稳定了四川的政局。
8月1日，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国民党中央的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驻武汉办事处一律撤销，限期迁移重庆。 自4日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驻汉口各机关开始迁至重庆办公，至年底迁都工作全部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