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的武力讨伐和福建事变的失败

福建事变的发生，闽府的建立，使蒋介石极为忌恨和震怒。他的“正统地位”绝不允许再出现一个“中华共和国”,决心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尽快加以消灭，进而集中全力“围剿”红军。他与汪精卫急忙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着各军政机关迅予处置，务使叛乱克日敉平”^[1]。
南京国民政府对福建人民政府进行严厉鎮压的决心早已确定，而对其武力讨伐的军事部署则有个酝酿、准备的过程。当“闽变”初起时，蒋、汪慌乱，一时拿不出应变之策。蒋甚至“终日徬徨，莫知所措，常常自言自语地说：‘糟了！糟了！’其内心的苦恼和恐惧是可以想象的”^[2]。他们害怕因闽变而发生连锁响应，打乱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全盘计划；更怕十九路军与中国共产党联合，与红军结成军事联盟；又怕各地方势力乘机而起，自立政府。有鉴于此，蒋、汪分别在南昌和南京一唱一和，寻找尽快扑灭闽变的时机和办法。蒋于闽变爆发的当天即曾电告国民政府，要求对闽变一面用政治解决，一面调军严防浙、粤边境，并连电黄郛通报闽变情况，要求提出对策。南京也电召湖北省主席张群入京，孙科则急忙从上海回南京参加谋划。
南京政府首先以“叛党乱国”、“联共勾日”的罪名对闽变大肆攻击污蔑，煽动国民党各派势力对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等的怀疑、愤怒。闽府揭幕当晚，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三八四次中政会上，声称定要严厉处置闽变，在通电中攻击闽变为“叛乱”,认为“若任其猖獗，则荼毒生民，危害国家，为患不堪设想”^[3]。继而他在京、沪等地咒骂闽变是“继袁世凯以来所谓洪宪，张勋复辟，苏维埃，伪满之后第五次变更国体制度的叛国行为”^[4]。11月22日起，蒋介石连发《告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书》、《告将士长官电》,斥责陈铭枢等人为“联共叛党”、“降敌通匪”、“以联共勾日为手段，以毁党叛国为目的”。国民党的宣传工具又配合发表大批社论、消息，诬称闽府“背叛党国，毁裂纪纲”^[5],借以引导国民党军队仇视闽变，但未见他省起而响应。粤、桂两省虽借机指责南京，却与闽方敌对，从而使南京当局态度更加强硬。11月23日，国民党中常委会议决定“将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永远开除党籍”^[6],接着又对他们发出通缉令。
其次，蒋汪利用其中央地位，制造各地方效忠中央，激烈声讨闽变的声势。蒋的家乡浙江省最早通电指责陈铭枢等，并表示相信“中央安定国本，保障民生，德威所及，必能戡逆谋于乍著，定变乱于俄顷”^[7]。国民党各绥靖区的军事首领，由蒋的嫡系领头，陆续通电表态。江西的熊式辉致电斥责李济深等“潜窃福州，联匪事仇，毁党叛国，改元易帜，逆迹昭彰”^[8]。华北的何应钦、河南的刘峙、西北的朱绍良、安庆的刘镇华、汉口的何成濬等都通电声讨闽变，要求“中央速决大计，严厉制裁”^[9],并表示愿“执戈待命，为国前驱”,“赴汤蹈火，所不敢辞”^[10]。
第三，蒋汪费尽心机地分化瓦解闽、粤、桂联盟，并抑制了一些地方势力准备响应闽变的举动。两广原同十九路军订有盟约，闽变次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和蒋光鼐曾联名电西南政务委员会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要求共同反蒋，表示“弟等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先期发动，嬴政无道，陈涉发难于先，安国定邦，沛公继起于后，望吾兄本历来之主张，为一致之行动”^[11]。胡汉民等公然指责闽变为“背叛主义，招致外寇，煽动赤祸，为患无穷”^[12]。陈济棠在蒋介石拨200万元巨额补助金，并允诺更多政治、经济条件的拉拢、收买下，对闽方背信弃义，一面屯兵粤闽边界，一面封闭十九路军在粤机构，停止协饷，扣押十九路军过境的军火、武器，还以保境安民为名，调兵遣将，准备随时入闽。蔡廷锴曾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之语谴责陈济棠等的倒行逆施。
闽方与一些省份如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山东、陕西等原来是有所联络的。但由于蒋介石的高压手段，加上闽府一些政策措施的失当，因而没有获得这些省当局的响应。方鼎英曾拟在湘西起义，也策动不起来。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等虽在上海致闽方当局一面表示赞同闽府反对南京政府，要求改组中央党部，取消党治，还政于民，而对变更国体，改国旗，取消国民党等主张则认为“实难赞同”。北京《晨报》社的陈博生曾到闽表示张学良在欧洲来电支持闽变，但未见实际举措。
一些代表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的报纸如上海《申报》、《大晚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北平《晨报》等，曾经发表比较公正的评论。有的认为：“闽局发生的责任，中央政府一班当局应该自负。不说别的，如今闽局中重要而且最有力的号召是‘取消党治，还政于民’,在这一个问题上，中央政府倘把两年的历史看看，就应该惭愧无地。”同时指出：“闽方的借以号召的一切原则，武力都不能消灭。”^[13]这些都表明一些中间势力对闽府敢于揭起反蒋旗帜表示一定的欢迎，但他们对变更国体等举动，在当时仍不愿公开支持。
十九路军曾得到广大海外华侨的热烈支持，但在蒋介石的蛊惑下，闽变在华侨中所得到的反应不够热烈，有不少人持消极观望态度，甚至有的表示反对。如新加坡等地的一些华侨曾公开声明：如闽府不改正政策，“则拒绝对闽经济合作”^[14],等等。同时，蒋介石派遣大批特务和军事特派员潜入福建和人民革命军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和破坏工作，收买和策动一些地方实力派和不坚定分子倒戈。
此外，蒋介石还极力拉拢帝国主义各国支持南京政府而扼杀闽府。南京政府曾照会各国政府，请求拒绝承认福建人民政府并不给予任何形式的援助。英、美、法等国迅速予以答复，电称“对此皆表同情”^[15]。当时的苏联急于与南京政府发展关系，对闽变也进行指责，苏《消息报》甚至发表评论认为，闽变领导人“所宣示之口号无论如何激烈，彼等与中国之真正革命运动绝无共同之点”,“无非为一种诱取中国民众之企图”^[16]。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日本大使有吉到南京访问汪精卫，声明日本无意援助闽变。蒋、汪立即派与日本有较深关系的陈仪赴日本，以厦门不驻兵为交换条件，请求日本协助镇压闽府。1934年1月，日、英、美借口保护外侨生命财产，日舰派480人，英舰派40人，美舰派30人，强行占领福州要地，配合蒋系军队进攻福建人民政府。
当蒋介石对福建大搞政治攻势的同时，不断派飞机袭扰福建重镇，又派军舰封锁福建海面，给闽府造成沉重压力。他在南昌根据获得的各方情报和审度了当时的整个国内形势，认定非迅速扑灭这一事变，将会严重地动摇他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在与熊式辉、顾祝同、陈诚等紧张谋划后，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从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中抽调九个师，又从南京、杭州抽调两个师，合计十一个师约十五万人的嫡系部队^[17],分三路向福建进攻。他声称：“我们此次讨逆，名义虽不叫剿匪实际上完全与剿匪一样，尤其是我们要根本剿灭赣南的土匪，非同时剿灭福建方面接济土匪的叛逆不可。”^[18]其军事部署是：
以蒋鼎文为第二路军总指挥，率李玉堂第三师、李延年第九师，于11月底由江西南城辗转进闽北浦城，继占政和、屏南，1934年1月初对水口形成包围态势。以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由驻地南京、杭州等地进抵闽北浦城、建瓯一带。原驻闽北的刘和鼎部，投蒋后改为三十九军，归张指挥。该路军于1月初完成对古田县的包围。以卫立煌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冷欣第四师、李默庵第十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刘戡第八十三师、汤恩伯第八十九师，分批从江西抚州，通过部分苏区，经邵武、顺昌与刘和鼎部配合，1月初包围了延平(今属南平市)。另外，以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集中大部分飞机于浙南、闽北，执行侦察、轰炸与战役配合；以陈绍宽为海军指挥官，进行海上的侦察与封锁。蒋介石亲自到建瓯设立行辕，指挥各部展开攻击^[19]。
福建是四战之地，闽府军除因与红军有约无西顾之忧外，其他诸方面均要设防，当时部队经整编号称七万余人，实际上基干部队十九路军仅约五万人。当时没有形成一个可靠的战略后方基地，若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缺乏机动作战能力。闽府领导人曾寄希望于各地响应事变，群起攻蒋，对自己的战斗力估计过高，对蒋的残酷镇压掉以轻心，曾认为“蒋介石根本无一可调之兵”,“目前集中浙闽边境者，仅赵观涛、张治中等数师，此种军队，十九路军不知遭过多少，实不值我人一击”^[20]。
直到12月中旬，蒋介石大军压境时，闽军委会才在福州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上有三种方案，蔡廷锴主张集中主力于闽北，趁蒋军入闽未稳之机，先歼灭刘和鼎部，继迎击蒋军先头部队，争取主动。蒋光鼐等提出将主力调闽南，背靠广东，西与红军联合，与蒋军作持久抵抗，或率主力打入浙东，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等则主张集中主力保卫福州。经过辩论，多数赞成固守福州，形成决定。按照这一方案，十九路军调集主力部队集中于福州周围。原驻闽西、闽北的第一军和第二军第六十一师撤回福州，相继放弃建阳、建瓯、浦城、崇安、邵武、松溪、顺昌、将乐、泰宁、永安等阵地。原驻泉州、莆田、仙游等地的第二军第二师、第三军第三师、第四军除留周力行一个团外，都调进福州地区。闽北前线只留谭启秀第五军，分驻延平、水口、古田等战略据点。这种部署将福建兵力的三分之二，号称四个军，实有兵力21个团，四万余人，集中守卫福州。分散在其他地区的兵力有11个团，约二万余人。这显然有利于蒋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不利于十九路军的战略防御和机动出击，以至于使闽府在军事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1934年1月5日，蒋军对闽北重镇延平发起攻击，十九路军第五军师长司徒非率一个团一千余人据险顽强抵抗。在蒋军几十门大炮和几十架飞机攻击和轰炸及宋希濂等几支部队轮番冲击下，天险九峰山失守，守军被迫投降。1月6日蒋军占领延平。
在蒋军对延平发动猛攻之时，闽府再次于福州召开军事会议，陈铭枢等被迫变更原来计划，决定全军主力从福州分路西进，一路经大湖、雪峰驰援古田；一路沿甘蔗、白沙、水口开向延平。不料延平骤失，它与福州之间的战略要地水口也于1月7日遭蒋军猛攻。第五军军长谭启秀率军部和两个团在此驻防。在蒋军李延年、李默庵、李玉堂共三师十二个团及其他部队协同进攻下，第五军无力坚持待援，当晚水口陷入敌手，谭启秀单身乘木筏突围。此时，蔡廷锴、蒋光鼐等又获悉蒋军有趋永泰企图切断十九路军后路的迹象。1月8日，经白沙军事会议决定，十九路军向闽南撤退，企图背靠广东与苏区，保存实力。蔡廷锴命第四军军长张炎为福州戒严司令，通知闽府各机关和人员作撤退安排，决定主力南下，在峡兜附近过乌龙江，命区寿年第三军先占仙游，掩护主力，又命毛维寿第二军速占惠安、泉州等地。
古田位于福州的西北部，丛山环抱，形势险要，是福州的重要屏障、战略要地。原由十九路军第五军师长赵一肩率三个团防守，此时已被张治中率领下的蒋军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团团围困。张定下了“此次攻取方略，先攻延平，次攻水口，两地克服，则古田之敌如瓮中捉鳖，可避免攻坚所受之牺牲”^[21]。此计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十九路军主力南撤，古田守军陷入绝境，遂于1月12日被蒋军占领，至此闽北战事结束。当天，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任命军政部次长陈仪为福建省政府主席，省政府暂设延平。
1934年1月12日晚，李济深、陈铭枢等与十九路军及海军将领商讨撤退事宜。此时闽变当局已难以驾驭福建局势，卢兴邦等已倒向南京，致使福州与永泰、仙游等地间的交通受阻。南京的海军陆战队先后在连江、福清等地登陆，福州陷于四面受敌的境地。十九路军当局经仓促讨论决定，当晚开始行动，分两路向漳州、泉州撤退：一路经洪山桥，由福湾公路的湾边角出发；另一路是主力，由福峡公路的峡兜过乌龙江，分别向预定目标前进。1月13日，设于福州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停止办公。当天，蔡廷锴等通电表示将在漳州设人民政府，在泉州设总部，继续坚持战斗。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陈友仁、徐谦、余心清、章伯钧、胡秋原、梅龚彬、何公敢等人民政府领导人分别乘飞机、轮船、汽车离开福州。蔡廷锴暂留福州，处理善后，并商请萨镇冰维持福州秩序等事宜。1月15日，十九路军安全过江，蔡廷锴离榕赴泉。16日，南京政府海军陆战队及蒋鼎文率部占领福州，同时下令所属各部对十九路军继续追击和堵截。
南京第五路军卫立煌部南进追击十九路军，其所属第八十三师刘戡部在仙游以南与十九路军张君嵩师接触。张师英勇反击，掩护十九路军主力撤离涂岭一线。担任后卫的部队又在莆田阻击蒋军，保证十九路军主力南下泉州。蔡廷锴曾下决心在泉州地区组织反击战，苦撑残局，力图使十九路军能在闽粤边界立住阵脚。他离福州后于16日至莆田，主张先集中兵力于仙游，击败卫立煌部后南下，遭第一师师长邓志才和第二军军长毛维寿反对，遂改令三、四两军及邱兆琛纵队归区寿年指挥，一面堵后，一面掩护西侧部队继续南撤。17日，蔡廷锴率部由莆田经涂岭抵泉州，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他决定本人离军去闽西，希望部队火速分路西进闽西保存实力，宣布将一方面军部队交毛维寿代指挥。当晚，蔡乘机抵漳州。
掌握着十九路军主力指挥权的毛维寿早有归降蒋介石之意。这与戴笠派遣特务潜入福建策反有关。戴笠曾派特务运用私人关系，联络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参谋长赵锦雯，策反该师师长毛维寿等许以高官厚禄。当十九路军向闽南退却时，戴笠赶往厦门，亲自指挥策反，并到漳州与毛维寿等密谈，软硬兼施迫毛维寿、沈光汉等降蒋。毛维寿先是有意放弃晋江口洛阳桥的战略要道，让蒋军轻易占据，致使十九路军聚集的泉州无险可守。在此前，黄强已于1月9日将厦门交给南京政府海军要港司令林国赓，所带部队被收编。20日蒋军从厦门嵩屿港登陆，占领同安、漳州，切断泉州十九路军西撤之路。这时，蒋军八十三师参谋处长符昭骞，奉命进泉州，找张炎等接洽。1月21日，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联名发表降蒋通电，宣称：“同室操戈，贻害邦国，智者不为。光汉等决议一致脱离人民政府，拥护中央，促李、陈、蒋、蔡诸公先行离开，并推戴戟出任维持，一切政治问题，静待商决。化干戈为玉帛，保护国之安宁，全国明哲，谅表同情。除令各部队集结停止军事行动，静待和平处理。”^[22]经十九路军代表与蒋介石方面接洽，决定将十九路军缩编为第六十、六十一、七十八、四十九共四个师。毛维寿被任命为十九路军总指挥。
1月22日，蒋军宋希濂师占莆田，续向泉州推进；王敬玖师与刘戡师相配合进逼泉州，形成包围的态势。闽府第一方面军参谋处长范汉杰暗通国民党当局，使蒋介石对闽方军事了如指掌。蒋鼎文拟定收编十九路军办法，营长以上离营，余则点械收容。蒋介石即日复电照准，令十九路军集合莆田、福清、惠安听候改编。次日，蒋鼎文电泉州十九路军将领，限三日内作出明白表示。沈光汉等复向蒋介石要求仍驻泉州并保留十九路军名义，另派戴戟来闽负责改编，至25日晚仍未开出泉州。30日，蒋军以重兵相逼，强行取消十九路军番号，任命毛维寿、张炎为第七路军正副总指挥，统率所部。不久又制造借口将各师缴械，强令各师分赴河南归德、开封等地整训，并将连、营以上军官全部更换为蒋军嫡系，彻底肢解了十九路军这支闻名遐迩、战功卓著的抗日军队。
蔡廷锴退抵龙岩时，尚有周力行团及余部四千余人。蔡曾拟与闽西地方武装傅柏翠等合作，以游击战同蒋介石周旋。由于粤军陈济棠等的步步进逼，使他感到坚持反蒋已无实力，参加红军又无决心，最后决定让余部接受粤军改编为一个旅。闽变领导人李济深等分别离龙岩往香港后，陈济棠将这个旅缴械遣散。周力行(即周士第)果断机智地投奔苏区，幸免于难。徐名鸿在通过广东大埔时，被粤军查获，并以“叛国叛党”的罪名惨遭杀害。徐名鸿临危不惧，曾言：“死后如立‘社会主义者徐名鸿之墓’,吾愿足矣。”^[23]2月上旬，蒋军第三师进驻龙岩，至此，闽府的最后一块基地，十九路军的最后一支部队也完全丧失了，“闽变”终于以彻底失败而结束。
福建事变发生之际，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遭受蒋介石镇压，革命形势发生曲折的变化，闽变的领导者敢于冲破南京统治集团的牢笼，打起抗日反蒋联共的旗帜，表现了爱国主义与革新政治的探索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这次事变的迅速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的经济、军事实力仍比较强大，尚处上升的时期，以福建一隅之地和一军之力，要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在实际上闽变的领导者对局势的估计过于盲目乐观，以为可能出现“登高一呼，四方响应”的局面，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由于轻敌思想，认为蒋介石抽不出兵力前来镇压，从而没有作坚实迎敌的准备。在政治措施上又有些失当，例如放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取下孙中山遗像等，这些做法也使自己陷于孤立。在人民政府内部未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内部不能统一，又遭到蒋介石派遣的奸细的严重破坏。福建人民政府作出联共的决定是可贵的，但在当时对联共和军事合作仍存有疑虑，态度不够坚定。在中共方面虽有苏区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的正确支持，但由于左倾领导占据统治地位，使双方的合作大打折扣，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闽府领导人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方面虽作了一些工作，远远不够，因而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次事变在当时的条件下遭受失败，人们是可以理解的，但失败得如此迅速，以至使一支英勇善战的铁军顷刻间被消灭，则令人感到意外，作为历史经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和研究的。
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但其正义性和历史意义是应该肯定的。它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后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切力量，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都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闽变”的领导人后来也大多在民族解放事业中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