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崔瑗的《草书势》

崔瑗(78—143),字子玉，涿郡安平人。其父崔骃博学善文，与班固齐名。崔瑗锐志好学，能传父业，年十八至京师，受业于贾逵，与许慎师出同门，精通天官历数和《易传》,与马融、张衡相友善。他为人刚烈质直，兄崔章被州人杀害，他手刃报仇而亡命。如此品性，致使他仕途坎坷，数度获罪免归，六十五岁时才凭“宿德大儒，从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的理由，被迁为济北相。但第二年就被人诬告有臧罪，经 “上书自讼，得理出”,然一气之下得病而卒。他临终时对儿子崔寔说：“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归乡里。其赗赠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在盛行厚葬的社会风气中，他能如此超凡脱俗，就地薄葬，为人之品性可见一斑。《后汉书》卷五十二有其本传。
崔瑗善书，又工章草。唐人张怀瓘在 《书断》中说：“(崔瑗)善章草，师于杜度，点画之间，莫不调畅……又妙小篆，今有《张平子碑》……子玉章草入神，小篆入妙。”故有 “崔、杜”并称之誉。著名书家张芝草书学崔瑗、杜度，尚自谓 “上比崔、杜不足”。可见崔瑗书法在当时的影响非同一般。南梁袁昂 《古今书评》说： “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绝望之意。”似以人格映照其书品。但崔瑗书迹仅传《淳化阁帖·卷二》中草书一帖，五行，三十五字。
《后汉书·崔瑗传》说：“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汉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凡五十七篇。”但现存崔瑗 《草书势》包含在晋人卫恒的《四体书势》之中。《四体书势》载于 《晋书 ·卫恒传》。
魏晋人论书常用 “笔势”、“书势”、“字势”等语，而汉人是否有“书势”之语，尚难推求。所以日本学者中田勇次郎认为：“由于汉代崔瑗、蔡邕两家之文是包含在卫恒的《四体书势》中，可能经过了卫恒的修改加工，因此严格说来，‘书势论’这种书法理论的出现，当以 《四体书势》为起点。”(《中国书法理论史》)这是有道理的。不过，仔细对照阅读崔瑗 《草书势》和赵壹 《非草书》,又不得不惊叹他俩对草书本体的认识有着许多相同的地方，对草书产生的文化时代背景、对草书尚简省务易速的本体特征，几乎异口同声。赵壹的 “故其赞曰： ‘临事从宜’”一语，就引自崔瑗 “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几微要妙，临时(事)从宜”。所以，《草书势》属崔瑗所作，是基本可定的。
卫恒论述了草书汉兴以来的各位草书家之后，在“崔瑗作 《草书势》云”下，全文抄录。
《草书势》首论草书产生在“惟多佐隶，旧字是删”的时代，再论草书的功用特点，“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具有 “省力”、“纯俭”的长处，一反 “古式”。最后，在 “观其法象”一语下，详论草书的审美形象。俯仰合度，方圆交织，有调和之美； “抑左扬右”,省笔在左不在右，有轻重之变；运笔先重蓄势，犹如 “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纵笔发势，要做到 “状似连珠，绝而不离”,笔连势贯，笔断意连，“放逸生奇”,一蓄一发，动静交织；收笔之势，犹如 “腾蛇赴穴，头没尾垂”,力贯末端。文末，崔瑗用“远望”、“近察”的对比审视，来说明草书之势的“摧”力和“一画不可移”的整体性、顺时运动感。他对草书的点画细节，不作详论，认为 “几微要妙，临时从宜”,只有在运笔书写的瞬间，依势把握，随机而变，所以他着重于“略举大较”来论述草书的本体美学特征。
草书是动态性最强的一种书体，“势”是这种动态运笔的静态呈现。然而草书之势跟其他书体之势有何区别呢？如何在静态呈现的“势”中表现出强烈的草书动态性特点呢？ 崔瑗紧紧抓住蓄势——发势——收势这三大环节，并将这“三势”放在整体的草书构成中去论述，而不是点画书写的起笔——运笔——收笔三动作。正因为他具有这种草书本体的审美感——整合型的而不是分解型的、宏观的而不是微观的——才致使他说出 “一画不可移，几微要妙，临时从宜”的妙论。所以，崔瑗 《草书势》不是草书技法理论，而是草书审美理论，从“观其法象”到“远而望之”、“就而察之”,他俨然像个审美者，向我们倾诉他的审美感觉和意象。
“势”是寓形之中的可察可识的一种感觉，“形势”一词就表明 “势”从 “形”出，无 “形”就无 “势”。如果讲 “势”落实到 “形”处，固然可嘉，但未必讲得清楚，很可能会形成有“形”而失“势”的结果。于是人们普遍使用意象比喻法来论述这种“势”的审美感觉。如讲动、静之势，最典型的意象比喻语为“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崔瑗就使用了类似的生动的意象来表述蓄势、发势、收势的 “势”感。就语言文字来讲，《草书势》当然受到汉赋文体的影响，亦是时代使然。
总而言之，崔瑗《草书势》从草书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揭示了草书本体的特征，意味着草书已从实用之体升华为艺术之体，并已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崔瑗的书法审美视角，至近对赵壹、蔡邕等有着极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