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改组与国民党“一大”

陈炯明的叛变和第二次护法的失败，使孙中山又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使他心情异常沉重，再度陷入苦闷和彷徨之中。就在这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的工农运动很快发展起来，给孙中山以很大影响，他感受到人民群众的力量，隐约觉察到过去的革命方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希望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他在1921年8月答复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的军队和教育组织。”①同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西桂林会见了孙中山，讨论了苏俄与孙合作、以及国共关系问题。当时，孙中山还不敢公开与苏俄结盟，但表示愿与苏俄建立非官方联系。他对马林关于要有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党；要有革命武装核心，要办军官学校的建议，非常赞同。在与马林会谈中，孙中山了解到苏俄对内政策已由战时军事共产主义转到新经济政策方面，感到非常高兴。他在给廖仲恺等人的电报中称：“俄国经济状况，尚未具实行共产条件，故初闻苏俄实行共产主义，甚为诧异。今与马林谈话，知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与我们的实业计划，相差无几，至为欣慰。”②1922年4月，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到达广州。他以苏俄全权代表的身份同孙中山举行会谈。孙中山向达林了解了苏俄的形势，再次说明他对苏俄红军的规模、组织和政治教育很感兴趣，并表达了他打算同苏俄建立联系的感情。同时，他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不同意达林关于国共两党实行党外合作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经历了一个从“排斥”一切党派到愿意与国民党合作，从主张“党外合作”到决定“党内合作”的认识转变过程。在“一大”,虽然讨论了同其他党派的关系问题，但在决议中强调“对现有政党应采取进攻和排斥的态度”。后来，随着列宁《民族和殖民地提纲初稿》传到中国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精神带回中国，1922年6月，中共发表的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抛弃了排斥一切政党的主张，提出同国民党以及其他革命民主派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阵线”的决议》。但是对国共合作的形式，绝大多数党员是主张“党外合作”。7月18日，共产国际决定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定，并同意马林提出的国共合作采取党的合作形式的建议。8月，马林与苏俄副外长越飞来华。他批评中共“二大”关于“民主联合阵线”的决定是“空洞不能实现的 ‘左’的空想”,要求开会重新讨论这一问题。8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经过讨论，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采取党的合作形式，完成了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变。会后，中国共产党便以更积极的态度去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先后加入了国民党。
1922年8月，孙中山因第二次护法失败再次回到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已经发表，这个文件指出：中国祸乱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依据中国政治经济的状况，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付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及能建设民主政治为止。适度赞扬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说：“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同时指出：“他们党内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军阀携手……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③这对再次处于彷徨中的孙中山是一种有力的帮助。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建议，孙中山表示要与苏俄建立密切的联系，同意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实行“党内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等人也多次拜访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并加入了国民党。这时，孙中山深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的伟大革命力量。8月下旬，孙中山还在上海会见俄代表越飞，就“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方法”进行了商谈。为了避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监视，苏俄代表不得不以养病为名去日本，孙中山委派廖仲恺到日本与苏俄代表进行长谈。1923年1月，越飞从北京到上海再次会见孙中山，双方经过多次会谈，于26日发表了《孙文与越飞宣言》,宣言对中俄联合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作了原则性的决定，确定了平等友好的中俄关系，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最后确定。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22年9月起，孙中山着手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准备工作。9月4日，孙中山召开国民党在沪各省负责人会议，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指定专人草拟国民党改组的宣言、党纲、党章。马林、陈独秀、张太雷均应邀出席会议。大家一致同意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和计划。6月，孙中山指定茅祖权、覃振、张秋白、陈独秀、陈树人等九人为国民党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12月6日，他在上海召集会议，审查国民党改进宣言。同时委任居正、陈独秀等21人为参议。1923年元旦，经孙中山审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宣言重申“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强调“今日革命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谓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抒发者民众之威信。……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立”。表明孙中山从依靠军阀转到依靠群众的转变，这是他革命思想的一大进步。同年1月，孙中山策动驻留广西的滇军杨希闵、范石生、朱培德各部及桂军刘震寰部联合发动了向陈炯明的进攻，并把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再回广州重组大本营，国民党改组工作也随着更有序地开展起来。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作出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革命面临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华的走狗封建军阀。为完成这一任务，“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只要国民党客观上进行着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在民族革命战线上一切运动中帮助国民党；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国民党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的特殊旗帜”。同年5月，共产国际又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应力求工农联盟的实现”,只有吸收农民参加运动，才能取得革命胜利。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大会正确估计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立场，分析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可能性。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
1923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并洽谈苏俄援助问题。代表团成员有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等。10月，苏俄政府派代表鲍罗廷来到广州，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帮助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0月24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邓泽如召集特别会议，商讨国民党改组，他要求这次会议对国民党改组一事要“详为审议”,务求通过改组达到“巩固党基”的目的。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改组的必要性和计划。同时，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兆铭、林直勉、李大钊等五人为临时中央候补委员，组成了国民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全面负责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聘请鲍罗廷任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并请他起草国民党党章。10月28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始办理国民党改组事宜，着手起草宣言、党纲、党章草案；办理各地国民党分部登记；建立广州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调查工农群众和中间阶级的状况；统一宣传机构，出版《中国国民党周刊》;建立讲习所，训练各区分部执行委员，指导大会的选举工作等等。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每隔三四天开一次会，截至1924年1月19日，共召集会议28次，议决要案400多件，为国民党改组做了充分的准备。11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党章草案》。为了推动北方各省改组工作，廖仲恺和谭平山于11月从广州到上海，同北方各省的干部讨论了改组和召开国民党“一大”问题。廖仲恺在干部会上，就国民党改组的原因作了报告。他说：国民党目前力量很弱，不从下层改组，而仅拘泥于上层干部，是不能负起伟大责任的。因此，改组国民党是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在廖仲恺的推动下，上海执行部于1924年1月1日正式成立。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从中央至地方也进行了积极的工作。1923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号召全体党员努力从事国民运动，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党团员一并加入，没有组织的地方，帮助建立组织。决议案强调共产党员应“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来帮助国民党改组。1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13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的组织和党员，贯彻党的决议，加快国共合作的进行。
在孙中山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和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国民党改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原定代表总额为194人，当天实际到会代表165人。这些代表一部分是由孙中山指定的，一部分是由各省区党员推选的。代表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有23人，约占到会代表的14%。其中由孙中山指定的有陈独秀(未到会)、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沈定一、詹大悲、谢晋等人，由各省区推选的有林祖涵、罗迈、夏曦、袁达时、于方舟、张国焘、毛泽东、胡公冕、宣中华、廖乾五、朱季恂、韩麟符、王尽美、刘伯垂、李立三、陈镜湖等。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他说：“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这次大会只有十天，十天的时间很短少，我希望大家要爱惜光阴，明白这个大会的宗旨。”④接着，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组成主席团，值日主持会议。会议期间，孙中山多次发表演讲，反复强调国民党改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此次改组，就是从今天起，重新做过”,“将十三年前种种可宝贵最难得的教训和经验，来办以后的事。”他号召全党同志重视和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使国民党“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1月22日，大会开议《中国国民党章程》时，由于少数人反对国共合作，在会上制造障碍，推迟了对“章程”的讨论表决。1月28日，又有人提出“章程”应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规定，意在反对共产党员“跨党”。为此，李大钊以北京代表名义发表《意见书》。他说：“兄弟深不愿在本党的新运中，潜植下猜疑与不安的种子，所以不能不就我个人及一班青年同志们加入本党的理由及其原委，并我们在本党中的工作态度，诚恳地讲几句话。”“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加入本党是来接受本党的政纲，不是强本党接受共产党的党纲。”“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⑤廖仲恺等支持李大钊的声明，指出共产党人之加入国民党，“是本党的新生命”,“是与我们同做革命工作的”。结果大会否决了国民党员不得跨党的提案，通过了新党章。
1月22日，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它是这次大会指导思想和主要精神的集中体现。《宣言》由三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中国之现状”中指出：“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究其原因是由于“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强调：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惟一生路”。第二部分为“国民党之主义”,它重新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关于民族主义，《宣言》指出，“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即要“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和“承认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宣言》还特别强调，中国民族解放主要依靠多数民众，应当赞助国内各种平民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关于民权主义，主张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统治阶级专有。宣言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造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即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民权运动方式规定于宪法，以孙先生所创立五权分立为之原则，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已。”“盖民国之民权，惟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关于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宣言指出：“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报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凡本国人及国人之企业，或有独立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作耕作”,“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第三部分为“国民党之政纲”,它包括对外政策七条，对内政策十五条。在对外政策方面，明确规定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指出：“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相尊重主权之条约。在对内政策方面，实行中央及地方的 ‘均权主义’”。“凡事务有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者，划归地方。不偏于中央集权制或地方分权制”。各省自定宪法， 自举省长，县为自治单位；实行普遍选举制，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外征收；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等等。《宣言》通过后，孙中山就《宣言》旨趣作了演讲，他说：“这个宣言系这次大会的精神生命”,“今后即可约束吾人之一切举动”, “大会通过后不能随意改变，都应遵守”。此次宣言的通过，“就是重新担负革命之责任，就是计划彻底革命”。对内“终要把军阀来推翻，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对外“定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宣言》,标志着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内容。“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新三民主义的各项原则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基本相同。因此，它就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也是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1月30日，大会根据新党章规定，选举了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恩克巴图、王法勤、李大钊、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等24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其中中共党员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三人。选举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祖涵、茅祖权、李宗黄、白云梯、张知本、彭素民、毛泽东、傅汝霖、于方舟、张苇村、瞿秋白、张秋白、韩麟符、张国焘等十七人为候补中央委员，其中中共党员有毛泽东、瞿秋白、林祖涵、张国焘、韩麟符、沈定一、于方舟等七人。大会还选举了中央监察委员会。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谢持等五人为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五人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大会闭幕后，1月31日，中国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推选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为常务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组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军事等部。中共党员谭平山任组织部长，林伯渠任农民部长，杨匏安、冯菊坡、彭湃、张善铭等分任组织、工人、农民、青年等部秘书。决定在北京、上海、汉口、四川、哈尔滨等地设中央执行部。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罗章龙等担任上海执行部的负责工作。林伯渠、李立三、林育南、项英担任汉口执行部的负责工作。李大钊、于树德担任北京执行部的负责工作。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确认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最后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成立。改组后的国民党实际上已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国共合作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使原来思想、组织涣散的国民党获得了新生，成为革命的一面旗帜。大大加强了革命力量。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并为建立革命政府和革命武装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