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出

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基本点是：对内主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主要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剿共”被当成抗日的前提。这一政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国民党处理国内外问题的主导政策。
“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原则，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由蒋介石提出来的。1931年2月蒋介石、胡汉民的“约法之争”导致宁粤对立。5月，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反蒋派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中央政府相颉颃。粤、桂反蒋势力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还派邹鲁用50万元收买石友三反蒋。7月，石友三打起反蒋旗帜。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东北，7月蓄意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在朝鲜境内煽动制造迫害华侨的朝鲜惨案。此外，江西红军接连打破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第一和第二次“围剿”。面对内外交困的窘境，7月23日蒋介石向全国发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提出：“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虫。此次如无粤中叛变，朝鲜惨案即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1]在此通电中，蒋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规定“攘外”即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安内”即平定反蒋势力和“剿共”。但当时“安内”主要是指平息内部冲突，解决两广问题。国民党当局提出“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的方针^[2]。9月初，蒋介石暂停“围剿”红军，集中力量打击反蒋势力，从而爆发了宁粤战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幻想依靠国联的力量解决中日冲突。这是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的必然产物。对外妥协退让，对内武力解决是“攘外安内”的两个方面。结果既未能制止日本的侵略，而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派仍争权不止。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强调团结的重要，强调只有“安内”才能“攘外”,其目的是为了将反蒋势力压下去，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10月2日，蒋致电在粤商洽和议之国民党监察委员蔡元培、张继和陈铭枢，表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统一中国方能对外、救国。”^[3]11月12日南京国民党“四大”开幕，蒋介石致开幕词，作《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的演讲。他说：“全体党员，最近有一共同心理，就是大家都觉得非先团结内部，解决本党的纠纷，不能抵御外侮。”^[4]23日，蒋在国民党“四大”闭幕式上说：“我们中国国民党要立志救国，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尤要在后方没有秦桧那样汉奸，来掣肘或中伤，才能达到御侮却敌的目的。”^[5]26日，南京各抗日学生组织举行“送蒋北上”的欢送大会。蒋的代表贺耀组代蒋致辞，谓：“惟希望于诸同学者，须知攘外必先安内，团结方可御侮。”^[6]30日，在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蒋介石发表《外交为无形之战争》的演讲，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7]蒋将“战”与“和”规定为“攘外”的两个方面，“国内统一”为对外“战”与“和”的先决条件。“国内统一”有两个基点：实行“剿共”和打击各派反蒋势力。至此，“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初步形成。
12月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发表宣言，内中强调要消灭“赤匪”,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救济灾民，“而后可以息内患，充国力，专心一致，以御外寇也”^[8]。
“日僧事件”发生后，上海局势极为紧张，但蒋介石、汪精卫仍一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想通过对日妥协退让来换取日本不在上海挑起战争。“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上海民众也起来抵抗日军的进攻。蒋介石、汪精卫感到局势严重，不得不表示对日本进行抵抗，宣布迁都洛阳，制定防卫计划，派第五军增援。但蒋、汪并无全力“攘外”的决心，只是抱定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希望尽快同日本达成妥协，以便“安内”。
3月4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通过的施政报告中决定，军事方面：“(一)切实施行军事委员会所定全国防卫计划；(二)全国军队，应以国防为主目的，剿匪为副目的，同时并当积极改进，务适于国防之用。”外交方面：“对于日本之交涉，以决不屈服于丧权辱国之条件为主旨，其方法取公开的及系统的行动。”^[9]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发表宣言，强调“方今之急，首曰御侮”,“至于绥靖剿匪，所以巩固后方，昭苏民厄，亦不容忽视。外交与军事，相辅而行，尤须衡情审变，由统筹民族利害而决策，不以应付国内环境而定计”^[10]。6日，中政会选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表明，由于日军大规模攻取淞沪地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未被全会接受。
淞沪抗战刚结束，上海停战谈判正在进行、侵沪日军还未撤走之际，国民党当局就关注起“安内”工作。3月14日，蒋介石在对“剿匪”政治宣传人员指示信中明确提出：“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11]4月，何应钦对记者表示：“剿匪乃当前之重要工作，必须竭尽吾人的力量，将赤匪完全肃清。”^[12]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当局以为沪事已得到解决，遂派大军赴江西“围剿”红军。6月11日，汪精卫在北平外交大楼接见新闻记者，以江西红军在淞沪抗战中不仅不支持抗战反而攻击援军为借口，说：“中央认定不剿共不能抗日，故派蒋委员长、何应钦同志担任剿匪工作，努力进行，务期消灭。”^[13]27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发表演说，称：“现在何应钦同志担任闽赣剿匪总司令，蒋介石同志担任豫鄂皖剿匪司令，努力于剿匪工作，期望将五省共匪消灭，方才可以并力御侮。”^[14]
汪精卫赴庐山前夕，6月14日说：“中国受外力压迫，实已无可再忍。惟攘外必先安内，匪患一日不除，政府一日不能安心对外。”^[15]
蒋介石不顾四届二中全会决议和舆论压力，15日在庐山召开鄂豫湘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参加者主要为五省军事负责人，但汪精卫、何应钦、李济深、李石曾、顾维钧、罗文幹等党政要人也纷纷上山，一时庐山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蒋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决定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以消灭鄂、豫、皖三省边区的红军为第一目标。他认为中国要抵抗日本，必须能自立自强。自立自强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自强的地方，即自强的空间；一是要有自强的机会，即自强的时间。“剿匪”即能创造自强的空间，因为政府把“匪区”收复过来，才有足够的空间，供未来对日战争中回旋。他分别召集各省军事长官谈话，“切实表示剿匪须硬干、快干、实干，认为此为最后机会，不可轻失，否则国家前途不堪设想。并谓湘鄂赣皖豫五省为全国中枢，必须早日将匪类肃清，然后始能充实力量对外。”^[16]至此，国民党将消灭共产党作为“安内”的主要目标，以“剿共”为先决条件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得以确立。
6月下旬，蒋介石在武汉成立“剿匪”总部，自任总司令，调集63万兵力向各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30日，蒋在总司令部召集各将领训话，声称“要救党救国，御侮对外，须先肃清赤匪”^[17]。7月19日，何应钦在陈英士纪念堂开幕典礼上讲话时强调，“尤其应该全国一致，集中力量，来把赤匪根本消灭，庶几国民革命可无后顾之忧，而坚固其一致对外之壁垒”^[18]。
就在国民党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之际，日军7月侵入热河省境，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尽力抵抗，而自己却留在江西“剿共”前线。7月25日，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作报告时称：中国目前重要问题为御侮与“剿匪”,“外侮不御会亡国，赤匪不剿也会灭种”^[19]。8月11日，蒋介石致电豫省府主席刘峙、鄂省府主席夏斗寅等人，强调组织民团的责任“含有安内攘外两项意义”^[20]。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国人书，宣称“今日之剿匪，实为御侮之要着”^[21]。
蒋介石在1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22]在14日全国内政会议上，蒋声称：“救国必先改革人心，攘外必先安内，刷政首须痛除积习。”他还说：“我们要求安内，就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什么地方，第一，就是我们内部政见不一致，第二，就是赤匪的纷扰。”^[23]“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源。”^[24]
12月25日，蒋介石致电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曹浩森：“倭寇不久必侵犯热河，进犯华北。甚望我剿匪将士如期肃清残匪，俾得候令抗日，克竟大功。否则，残匪一日不肃清，则吾军一日不能脱离匪区。如此，倭寇进犯，虽抵抗，亦不能双方兼顾。不先安内，何以攘外？”^[25]
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被打破后，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讲话时说：“抗日必先剿匪。征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26]汪精卫对此的解释是：“现在华北军队的任务在于抗日；江西军队的任务在于剿共，一样为国家出力，一样重要。……剿共即抗日，不剿共即等于不抗日。”^[27]而就在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之际，日军向热河发动进攻，3月4日侵占了热河省会承德。全国舆论纷起指责“安内攘外”政策。蒋介石被迫离开江西“剿共”前线北上保定，为推卸责任，决定让张学良辞职，由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并调中央军三个师北上，以应付全国要求抵抗的舆论和稳住长城前线战局。但蒋介石仍无对日作战的决心，他声称虽到北方去，但一刻也不会忘记江西“匪患”。
国民党以“剿共”为中心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社会各界的猛烈抨击。鲁迅曾深刻地揭露“攘外必先安内”的实质：“安内而不必攘外”、“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28]。《申报》发表题名为《“剿匪”与“造匪”》的时评说：“抑且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对外，而以之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此诚为吾人所不解者也。”^[29]还著文指责道：“剿匪可以调动大军，而抗日何以不能抽调劲旅；剿匪可以‘快做’‘硬做’‘实做’,而抗日何以迁延半载有余，但有呼声，终未见其实行，政府对此，诚不知又将何以自圆其说。”^[30]《南华评论》发表评论指出：“舍外不攘，则内愈安而愈乱，而外祸便愈演愈烈。”^[31]《大公报》发表《社评》说：“当兹中国将整个被日本军阀摧毁吞并之时，为民族生存计，为中山主义计，政府必须抱与民更始之决心，另辟平和的解决赤祸之路，夫共党，要之皆中国人也。”^[32]还指出：“剿匪要义，在铲除造匪之环境条件，环境变，匪自不存；不然，方陆续造之而不已，则武力讨伐，其效几何？”^[33]王造时发表《安内必先攘外》的文章，说：“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无论如何是走不通的，只有对日作战，实行抵抗，才能真正统一全国”;政府“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否则外固没有‘攘’,内更不能‘安’……”^[34]。陶行知也指出：“中国的国事是弄颠倒了。这国事的颠倒是由于逻辑之颠倒。蒋君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孙君哲生说：‘救国必先救党。’我的见解恰恰与蒋、孙二君相反：‘安内必先御外，救党必先救国。’”^[35]丁文江在一篇文章中称：“我们对于国民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认清了这一点，才能够明白政敌不是单独军队可以消灭的。”^[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