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

屈原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本篇在《九歌》中地位相当特别。盖它篇所迎颂者皆天地神祇，此篇独为人鬼。“殇”指未满二十岁而死的人，“国殇”则特指为国捐躯的将士。刘永济说本篇“通体皆写卫国战争，皆招卫国战死者之魂而祭之之词”。诗中敌强我弱场面，有其特定历史背景。战国的秦楚争雄战争，从怀王后期开始，屡次以楚方失利告终。《史记·楚世家》记载：“(怀王)十七年，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大将屈匄，遂取汉中郡。楚悉国兵复袭秦，大败于蓝田。”“二十八年，秦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重丘。”“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败楚军，死者二万，杀将军景缺。”“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顷襄)元年，秦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由此可见楚国在抗秦的战争中伤亡的惨重。而当时楚国的士气民情并不低落，在怀王入关而不返，死在秦国后，民间就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口号。屈原这篇追荐阵亡将士的祭歌，就反映了这样一种同仇敌忾和忠勇的爱国激情。
全诗可分两段。第一段从“操吴戈兮被犀甲”到“严杀尽兮弃原野”,描绘严酷壮烈的战争场面。诗一开始就用开门见山、放笔直干的写法：战士们披坚执锐，白刃拼杀。古时战车，作用有如坦克，双方轮毂交错，“短兵(相)接”。诗从战斗最激烈处写起，极为简劲。在这个“近景”描写后，诗中展开了一个战场的“全景”:旌旗遮天蔽日，秦军阵容强大。敌若云，箭如雨。处于劣势的楚国将士却并没被危险与敌威所压倒，他们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其勇猛有逾于困兽，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敌方冲乱了行列与阵脚，楚军陷入被动。诗人用了“特写”式笔触着力刻划楚方主将：他高踞战车之上，身先士卒，临难不苟。他的左右骖乘一死一伤，车轮如陷泥淖，驷马彼此牵绊，进退不得，却继续援槌击鼓，指挥冲杀，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直到全军覆没。“严杀尽兮弃原野”,是一个“定格”的画面：战场上尸横狼藉。喊杀声停止了，笼罩着一片死样的沉寂。楚国将士身首离异，然而还佩着长剑，挟持秦弓——这“秦弓”是夺到手的武器。敌人胜利了，但是“杀人三千，自损八百”,这是一场令其思之胆寒的胜利。楚军失败了，这是一场令人肃然起敬的悲壮的失败。诗人通过有限的画面，表现了意味极为丰富的内容。
诗中主将的遭遇，容易使人想到项羽《垓下歌》的前两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然而《垓下歌》的结尾是软弱无力的，远不能与《国殇》的结尾相提并论。任何的徒呼奈何，泣血流泪，都是愧对烈士英灵的。诗后段则取一种义薄云天的慨慷之音，对死国者作了热烈赞颂。“出不入兮往不返”二句，与荆轲《易水歌》同致，“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是以身许国者共有的豪言壮语。烈士们用鲜血实践了他们的誓言。他们死不倒威，死而不悔，可杀而不可侮。他们生命终结而精神不朽，到了另一个世界，也仍是出类拔萃的“鬼雄”!与诗发端的开门见山相应，结尾是斩钉截铁，令人振奋的。
诗经中以战争为题材或背景的作品，除《大雅·常武》中少量文字外，一般只写出征的一方，如《秦风·无衣》仅言“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小雅·车攻》仅言“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之子于征，有闻无声”,都未及正面的接仗。而《国殇》中却大写秦人狂风骤雨的凭凌，楚军浴血奋战与抵抗，两军短兵相接的激战。在战争诗的创作上谱写了全新的一页。《国殇》紧凑而凝炼，具有较强的艺术概括力。有人认为诗中的战将非泛写，是指战败于丹阳之战的屈匄。其实诗人所祭颂乃楚国历来之“国殇”,并不限于一战。诗人用了艺术概括的手法，集中描写了一场浴血奋战的场面，在刻划中运用了“蒙太奇”式的语言，显得形象鲜明突出，堪称短小精悍。诗篇旨在歌颂阵亡将士的勇武，却没有简单地丑化敌人，相反地对敌方力量的强大作了夸张的描写，“疾风知劲草”,这样写对阵亡者的大无畏精神恰恰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国殇》一扫诗人习用的香草美人和比兴手法，通篇直赋其事，造成一种刚健朴质的风格，在《九歌》中独树一帜。其所宣扬的轻身报国的精神，曾激起过世代爱国志士的共鸣：“捐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鲍照)、“国殇毅魄今何在？十载招魂竟不知”(陈子龙)、“希文忧乐关天下，算但哀时作国殇”(柳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