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章故郡

江西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地域出现是在西汉时期。在行政区划上，汉承秦制，基本上还是郡县两级制。与秦朝相比，汉朝时郡的数目激增，到西汉后期，全国共设一百多个郡。当时，豫章郡已基本上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省，只有今天的玉山、铅山、婺源三县的土地尚不在当时豫章郡的管辖范围之内。
豫章郡是刘邦于汉高祖五年(前202)派灌婴向南进兵时设立的。时灌婴驻兵南昌，并筑建了所谓灌婴城，它就是最早的南昌城，是当时豫章郡的郡治所在地。
一说豫章郡得名于境内贯穿南北的豫章江。豫章江就是今天江西省最大的河流赣江，到唐代时，由于避代宗(李豫)讳，豫章江改称章江。关于豫章郡的得名，还有一说。传说当时之所以称为豫章郡，是因为境内盛产大樟树。其中“豫”是大的意思。
西汉时，豫章郡下辖南昌、柴桑、彭泽等十八个县。西汉早期，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的首领吴王刘濞就曾管辖豫章郡。《史记》记载说：“吴有豫章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国用富饶。”西汉末年，王莽当政时，将豫章郡改名为九江郡，东汉时又恢复豫章郡旧名，但多划出石阳、临汝、建昌三县，共计二十一县。由于整个两汉时期豫章郡辖区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省，故豫章郡就被作为古代江西的通称。
西汉时期，江西的开发逐渐加快。西汉时的豫章郡，共有67472户，351965口人；到东汉时则有406496户，1668906口人，人口几乎翻了五倍。随着江西境内铁制生产农具的使用和普遍推广，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雷次宗(东晋时南昌人)在《豫章记》中追述当时的情况说：“地方千里，水路四通。 ……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金铁、筿,资给于四境。”可见当时物产之阜丰、物资交流之活跃。
三国时期，江西地区处在孙吴政权的统治之下，分隶扬、荆二州。当时，江西德兴、上饶、永修等地被辟为屯田区，成为给孙氏政权提供钱粮人丁的重要基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东吴对江西的开发是带有掠夺性的。这从当时孙吴政权在江西地区大量增置郡县即可看出。东汉时，江西地区共设二十一县。到了孙氏父子统治时，为了向劳动人民征收赋税、劳役、兵役，孙吴政权在江西设置了武昌郡、豫章郡、庐陵郡、鄱阳郡、临川郡、安成郡等六郡及庐陵南部都尉，合计五十七县。通过这些众多的郡县组织，孙吴政权频繁地向人民摊派各种赋税徭役，于是，江西境内十室九空，在晋灭吴时，江西地区只有66200户人家，与东汉时的406000多户相比，还不到六分之一。值得指出的是，三国时期的江西地区，柴桑作为东吴的江防要塞，得到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柴桑雄居长江南岸，东临鄱阳湖，西望武昌，不仅地居要津，而且物茂资丰，被视为要冲和腹心之地，所以孙吴将其专门划归武昌郡管辖。
西晋时共分十九州，当时江西全境属江州管辖。晋及后来的南朝刘宋时期，今江西境内共设豫章、鄱阳、临川、南康、安成、浔阳七个郡。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虽仍有所谓豫章郡，但其辖区范围大大缩小了，通常只指南昌附近的一小片地区，与两汉的豫章郡不可同日而语，这时的豫章郡与江西已不是同一个地理概念了。
东晋和南朝时期，行政区划混乱，无法加以详述。但是，这一时期，江西的鄱阳湖地区得到了充分的开发，成为东晋和南朝的粮食仓库。这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的。
中国从上古直到西晋末年，北方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一直远远地超过南方。但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和晋室南迁，却开始改变了这一传统形式。当时，北方人民为了逃避战乱，纷纷南迁。北方人民的南迁，不仅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而且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从而促进了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从此，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逐渐南移。
鄱阳湖地区之所以得到充分发展，也与其自然条件有密切关系。鄱阳湖地区可称作鄱阳湖平原(又称赣北平原或豫章平原)。它是由鄱阳湖水系赣江、抚河、信江、修水、饶河等河流冲积而成的湖滨平原。这个平原北起九江、都昌，南达新淦、临川，东抵贵溪，西至新喻、上高，面积约两万平方公里。整个平原，地势坦荡，土地肥沃，河流交汇，水网密布，向称“鱼米之乡”。这样的地理条件、交通条件，自然成为当时开发的重点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