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战略的调整

东北的停战，被马歇尔认为是自己努力的成功，他认识到整个形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如果不能借此机会使国共双方达成妥协，他的使命也就彻底失败了，因此他在休战期内使出了浑身解数，企图达成一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然而，四平战后的国共关系与战前有了根本的不同。因为四平战役，国共双方都在重新估计自己的战略战术。四平未下前，国民党党内对东北以至全国作战的前景都不乐观，据长期在蒋身边的唐纵所记：“此次东北问题，是我们对于情况判断的错误。当初以为东北之共军不堪一击，故不接受调处。现因苏军援助共军之故，共军实力增强，欲调处而不可得，政府感觉苦闷万状。”^[1]四平作战胶着之时，国民党高级官员观察到蒋介石的心境是，“忧心如捣”,“焦虑万分”^[2]。然而四平为国民党军队攻下后，国民党内的气氛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民党上下都迷信“军事之影响有决定性之作用”,不仅主战派兴高采烈，即便是温和派，也开始动摇不定，蒋介石更是得意洋洋^[3]。5月20日，蒋介石召集党政最高小组会议，“决定对中共采取严厉态度”^[4]。5月23日，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的当天，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飞抵沈阳视察。在他25日给宋子文的信中写道：“此地实际情势，与吾人在南京所想像者，完全不同……只要东北之共军主力溃败，则关内之军事必易处理，不必顾虑共方之刁难与叛乱也。……只要东北共军之主力消灭，则关内关外之事，皆易为力，已作慎密之处置，请勿过虑。”宋子文在与马歇尔的谈话中也大谈“共军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5]。军令部长徐永昌则向蒋建议，“如其胜任，应即向共逐渐进攻”。“今日不办，仅就断交通扼我经济一事，即倒政府而有余”^[6]。因为国民党的这种认识，必然导致其战略向战争方面倾斜，也因此而使停战令下达后的全国局势仍然处于紧张之中。
中共方面，对四平战役的结果同样有自己的估计。长春失守的次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指出：“退出长春后，无论政治上、军事上我方已获自由，并非不利。”^[7]这里所说的“自由”,实际是指四平之战解除了中共原先在和与战问题上的某些顾虑和约束。中共对于东北问题的态度是：“我方让步至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此外一概不能再让，美蒋要打由他们打去，要占地由他们占去，我方绝不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8]更重要的是，四平战役直接导致中共对全国形势估计的变化。直到四平失守前，中共一直认为国民党“对我军实力、国际舆论及国内人心有所顾虑，故尚不敢立即发动全国内战”,但四平战后，国民党趾高气扬，使中共认为“内战已临全面化边缘”,“恐难有挽救可能”,并因此而布置作战准备工作^[9]。从根本上说，国共双方在抗战胜利后建立起来的互相信任是非常脆弱与不稳固的，国民党二中全会前后，这种互信已经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四平之战则使这种互信荡然无存。周恩来就对马歇尔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双方没有互信，在一切问题上彼此的信心都破坏了”^[10]。很难想象这种互信会在半个月的停战期内再次建立起来。
实际上，四平战斗刚刚结束，中共中央已通报在重庆的周恩来，“我在大局上仍忍耐，惟须取局部报复手段”^[11]。这种“报复”即是将战争引向关内，以减轻东北的压力。中共中央指示陈毅在山东攻击津浦路上泰安、兖州地区的吴化文部、德州王继祥部和胶济路上张店、周村地区的张景月部，理由是：“一则时局发展是逐渐的，不是突然的，我宜从小的打起显得有理，不宜从大的打起，显得无理；二则消灭上述三部后看顽方如何动作，然后决定我主力使用方向，方不陷于被动；三则……我可于运动中消灭增援之敌。”^[12]6月7日开始，中共山东部队以讨逆自卫作战名义发起进攻，历时1周，攻占德州、张店、周村和枣庄等地，几乎占领了山东全境。中共的行动使蒋介石感到华东地区中共部队的威胁，更加强了他准备在关内动武的决心，他在6月停战谈判中重点强调苏北和胶济路问题，实际上已是在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准备借口。
尽管国共双方都在准备战争，但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停战谈判仍在继续进行，三人小组会议也在东北停战后恢复举行，国民党代表换成了原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蒋介石在停战声明中提出，在十五天停战期中，应商定停止东北冲突、恢复国内交通及实施整军协议之办法。蒋原本并不感兴趣的整军协议现在成了他强调的重点，因为他急于通过对军队的整编框住中共的手脚，同时通过解决交通问题，使国民党军队的调动可以运用自如。因此蒋指示“对以上三事之协定，必须同时签字，不可再有先后之分，以免共党继续拖延也”^[13]。6月停战期的谈判，在恢复交通、军调部工作和停止东北冲突等问题上，国共双方较快达成了协议，这就是6月24日国共美三方草签的《恢复华北华中交通线指令》、《解决执行小组交通小组北平军调部及长春军调分部中某些争执之条款》和《终止东北冲突之训令》。关于交通的协议规定：华北华中一切交通线立即恢复，铁路修复立即进行，拆除碉堡时，铁路沿线重要车站、隧道、桥梁一千米以内之碉堡可以不拆，郑州以西以南之碉堡不拆，陇海路徐郑段缓拆(中共原要求一律限期拆除);中共区域铁路员工由交通小组考核决定任用(中共原要求一律任用);各路均限定修复期限，最短者同蒲路仅三十天，最长者津浦路也只九十天(原交通协议无限期规定)。关于军调的协议规定：当小组内意见不能一致时，美方代表可直接向上单独提出报告，请求指示，决定何时何处进行调查，命令停战及实行隔离部队；当执行部内意见不能一致时，美方代表可单独提出报告，请求指示，指导命令或指示之执行；此项规定是中共在“最后决定权”问题上作出的一定让步，在调处中酌量增加了美方代表之职权。关于东北的协议规定：在东北完全停战，15日内交出部队清册，中共因此而承认了1月停战令以后国方军队进入东北的事实^[14]。从这三个协议的条文看，中共均作了重要让步，显示出谈和的诚意，应该说，如果能够将这些协议真正付诸实施，和平还有某种希望。但国民党代表徐永昌因为蒋介石的指示，坚持只有在修订后的整军方案达成协议后，才能在这些协议上正式签字。换句话说，如果中共不同意国民党的整军方案，这些协议则无异废纸。而军队整编方案的修订，尤其是军队驻地的划定，由于国民党的过高要求而非常困难，何况蒋要求在半个月的时间里解决半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就使他的要求具有了类似最后通牒的性质，不排除蒋的内心正是用这种方法或逼中共就范或由中共承担战争责任。
中共对国民党的要求并未正面回绝，但周恩来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只能先从一个个具体问题做起，中共的目的是“竭力争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既要避免破裂，又要不大让步”^[15]。国民党却无意于此，在谈判中采取了步步紧逼，以求彻底解决的方针。6月17日，蒋介石提出东北中共驻军方案，中共军队三个师分驻于兴安、黑龙江和嫩江省，或驻兴安、黑龙江和延吉地区，哈尔滨至满洲里铁路沿线由中央护路宪警进驻，如中共同意该方案，其军队必须撤出热河、察哈尔两省及山东烟台和威海卫两地，双方在山东恢复6月7日的军事位置^[16]。在18日徐永昌、俞大维和周恩来的会谈中，国民党又提出，中共军队在关内的五个军应集中在陕北、山西上党、河北大名、山东临沂、察北五个地区，这意味着中共还应退出苏北。这是一个极其苛刻的方案，不仅中共在东北的军队被限制于北满狭小偏僻的地区，而且中共在华北的地位还将受到重大削弱，军队将被挤出城市和铁路沿线，而被分割部署在若干偏僻孤立、互不联系的地区。周恩来在见到这个方案的当天致电中共中央，称蒋的方案“混蛋之至，战意已大明……蒋有可能将东北问题再拖数日，而先在苏北、山东开刀并及热河”。他建议“中央令各地，尤其是苏北、山东、东北、热河速作各种准备，迎接蒋方进攻”^[17]。在和马歇尔的谈判中，周恩来表示，蒋的方案“完全出乎意料，而且感到愤慨”,政府“是在出难题，使问题不能解决”。他明确告诉马氏，中共要求东北驻军增加为五个师，驻安东、牡丹江、齐齐哈尔、洮安、哈尔滨；关内军队驻地应另行商谈，且应规定双方驻地；至于退出所占城镇，原则上双方应退出1月13日后所占之地^[18]。周恩来坦白地对马歇尔说，蒋介石就是要“先把此事弄成合乎他的愿望。如一切都照他的希望实现，他放心了，而我们就不能放心了，因为一切都无保证了”^[19]。当时谈判的实情如此，一方放心，另一方必然不放心，而这又是因为东北开战之后一系列冲突造成的连锁反应。
作为调停一方的美国，关键的要求是国共双方停战。司徒雷登告诉马歇尔，“主要是使蒋停战，然后才好续谈。中共愿和，愿解决问题，但必须双方让步，不能单要一方屈服”^[20]。但马歇尔以为，他已经压蒋介石同意停战，现在该中共作出必要的让步了。因此他在这一阶段的谈判中，一方面企图说服蒋介石不要要价太高，另一方面又企图让中共让步，尤其是在华北问题上，马氏主张中共接受蒋的条件。马歇尔的处境仍然处于两难之中，他既要保证国民党的优势地位，又要限制国民党的行动在不引发全面内战的范围之内，这本身就是矛盾的。由于东北战事的发生，马氏在中共眼中已经失去了他一度有过的公正形象，而他在停战谈判期内的表现，更使中共确信，美国已经站在了国民党一边，对马氏的调停不再抱什么希望。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马歇尔“在第一时期对停战、政协、恢复交通、复员、整军的意见和办法是公正的。第二时期对东北问题就偏了，只要我们让，不要国民党让，而且让了还不停战”。蒋介石在“第一时期还听马建议，但不愿其成功，放纵和指使部下违约反对。到第二时期便准备大打，借口主权、交通使内战全面化”^[21]。国民党则因为马歇尔的态度受到鼓舞，美国国内因为冷战而逐渐升高的反共声浪更使马歇尔失去了回旋余地。由于马氏所代表的国家利益所限，他只能偏向于国民党一方。
6月16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成立纪念日演讲，次日又在国府纪念周演讲，声称：共产党过去在日本掩护下，得以发展割据一方，今日人投降，共产党再无幸存之理。本党对中共如此让步，欲以政治方法，给中共以合法存在之机会。有人以为中共问题军事不足以解决，此乃大谬不然，过去军事不能解决的原因，由于日本掩护中共捣乱，今日人已经投降，军事解决为极容易之事；又有人以为中央经济困难，不能用兵，殊不知中央财政之准备，足以维持二年有余。出席听讲者都认为蒋的讲话“充满剿匪意味，并坚定大家之信心”,可见蒋已无意再言和^[22]。但是为了进一步拉住马歇尔，20日蒋介石同意延长停战期至月底，但同时又提出中共军队必须在此期间撤出胶济路两侧30公里之外。蒋明知中共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而他还如此提出，主要是为了争取马歇尔和舆论的支持，把战争责任推到中共头上，为动武作准备。中共对此已有清醒的认识。6月25日，中共中央在给东北林彪的电报中明确谈及中共的方针是：“(一)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时无和平希望。(二)谈判破裂，全国大打，不限于东北。(三)全靠自力更生。(四)半年至一年内如我打胜，和平有望。(五)友邦在将来可能在外交上给以援助。(六)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让步，以求妥协。但你们不要幻想。”^[23]中共确实不能抱什么幻想。26日，蒋介石决定全盘战略方针为：“此时对东北军事应暂取守势，不可亟求进展，因原定政策本以收复长春及其以南之南满与北宁二铁路干线为军事目标，其他地区则用政治方法以求解决，一则使俄国不致正面出而干涉，一则使我兵力运用容易，不致过于分散而为俄共所乘也。故关内共军未戡定以前，对东北之军事决心维持现有形势为要旨，此不能不慎重出之也。”^[24]于此表明蒋的战略重心转向关内，就在这一天，中原战事爆发，全面内战已经无可避免。
马歇尔还在做着徒劳无用的努力。从停战开始，马歇尔搞出了一个又一个方案，但没有一个行得通，问题的焦点是国民党的要价一次比一次高，条件一次比一次苛刻，而中共又决不可能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以至马歇尔也认为：“在休战期的谈判中，很清楚的是中共更愿达成停止冲突的协议，而政府方面如此苛刻的条件使共产党不可能接受。同样清楚的是，部分国民党文武领袖以其力量和权威倾向于武力解决，他们的信念是，全面战争比目前伴随着经济和政治停滞的不战不和状态更好。”^[25]28日，蒋介石向马歇尔又提出新的条件，即国共军队的总比例不变，军队驻地问题应整个解决，进入防区的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达成协议后十天内，中共军队在山东、山西6月7日后攻占地区及胶济路、临(城)枣(庄)支路和临(城)徐(州)路沿线撤出，三十天内从承德、古北口和苏北撤出。29日，周恩来在和马歇尔会谈时愤愤地说：“蒋介石是要绞死我们。我用一切力量让，而我让一步他即迫一步！”^[26]即便如此，为了争取时间，获得政治上的主动，中共同意可有条件让步，东北的松江省和哈尔滨可由政府派军驻扎，但行政机构改组为联合政府；中共军队撤出国民党所要求的若干地区，如苏北淮安以南、皖东北、胶济路沿线、承德和张家口以南地区，条件是“政府军队决不开入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及其保安部队仍应当于原地维持治安，实施行政”。结果国民党仍坚持中共应交出地方政权^[27]。中共对此绝不能接受，因为“与其不战而失如此广大地方，将来不能收复，不如战而失地，将来还可收复。况且战的结果，除若干城市要道还可能失去外，我亦有粉碎蒋军进攻收回许多失地之极大可能”^[28]。此时的谈判对双方都不再有实质性意义，而成了一种准备战争和动员舆论的手段。
6月28日和29日，蒋介石连续召集部下开会，商讨对共战略。主战呼声占了上风，只有王世杰等少数人仍主张“成立协定，即令协定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亦可避免局势之恶化”,但他们的主张得不到蒋的支持。不过格于政治环境，蒋亦不能公开宣战，因此决定方针是，在军事“进剿”同时，宣布“和平之门不闭，唯待共党之回头”^[29]。30日，停战令到期之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彭学沛发表声明，声称：“中国共产党，必须停止其军事进攻与破坏交通之行动，以证明其诚意，并开诚切商整军实施方案与指定驻军地区之协定，限期成立，则政府仍当曲予容忍。……今停战命令虽已期满，政府对于和平统一之方针决不变更，除非共党进攻国军……则国军不仅为自卫计，且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和维持地方安定秩序，职责所在，不能不加以抵抗和驱除。此外中央军队不对中共军队采取军事行动，以静候各项未决问题之解决。”^[30]周恩来亦在当天举行记者招待会，称国民党的声明“不能算有期限的休战，更不算是长期停战”。对于国民党的停战条件，周恩来指出：“政府认为苏北威胁南京，承德、张家口威胁北平，铁路沿线中共部队威胁交通，应该撤退，实在毫无道理。因为整编统编之后，大家都是国家军队，不能说谁威胁谁。反过来如果我们也说南京威胁苏北，北平威胁承德、张家口，铁道线驻军威胁附近各县村庄，那么问题便无法解决了，这样的提法并不是从国家观点出发的。政府要求虽然如此不合理，但我们还是让了步，答应在某些地区不驻兵。然而政府还不满足，一定要这些地方的党、政、军、民众团体一律撤出，实在太不合理了，而且超出整军的范围，是我们不能接受也不能考虑的。”^[31]
6月30日，蒋介石会见马歇尔，马氏告以中共不会接受国民党的提案，蒋询问如国民党暂不提承德问题，中共能否同意，马氏认为仍无此可能，因为交出地方政权为最大困难。马氏坦诚告蒋：政府的条件颇为苛刻，中央有人将国军武力估计过高，如果酿成全面内战，甚不值得，并批评国民党官员经常发表非武力不能解决的言论，影响谈判。蒋也似乎推心置腹地对马氏说：本党党员皆有言论自由，他们的言论不会左右自己的意见。他举圣经为例，称其中有言饶恕罪人应饶恕七十个七次，而余所受已达过此限，惟余系为国家忍受一切。在蒋问马歇尔是否要为以后的谈判规定一个期限时，马答以不定期为好，可见马氏也对自己的使命能否完成产生了怀疑^[32]。
7月2日，蒋介石几个月以来首次会见周恩来。周提出，在全面停战的同时，一面谈判军事问题，一面恢复政协综合小组会，谈判政治问题。蒋则根本对此不感兴趣，而仍要求中共退出国民党前所要求之各地，否则，“政治问题实无法商谈”。蒋强调如中共占据苏北，“政府实已无安全可言”,而“政府如要保卫北平，则必须保有热河”。“此为政府与中共和平谈判之基础，倘此点不能实现，则一切无法再谈”^[33]。这次会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这也是国共双方最高层次之间最后一次实质性会谈了。
从7月2日到10日，国民党代表陈诚、王世杰、邵力子和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进行了四轮会谈，继续讨论未决问题，双方的立场始终无法接近。国民党代表反复要求中共退出蒋所提出的几个地区，表示只要退出了其他就好办了，希望中共了解政府的困难。他们承认在地方政权问题上他们改变了政协的程序，但理由是政府已在东北问题上对中共作了让步，承认了中共在黑龙江、兴安和嫩江省的地位。周恩来只同意可考虑苏北减少驻军，但坚持不交出地方行政是中共的基本立场。他对国民党态度的判断是，如我方同意他们的要求，便不放弃谈判；如我方不同意或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军事动作便会扩大^[34]。就在谈判期间，国民政府4日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大，用周恩来的话说是，“这等于政府又投下一颗炸弹”。蒋介石的目的是以此显示改革和民主，拉住美国(马歇尔听到这个消息确也表示“感动”),但国大问题一直是国共谈判中双方争执的一个重点，中共坚决反对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大，表示此事“完全违反协商精神，敝方坚决反对”,“关于国大诸问题，在未得协议以前，敝方不受贵方任何片面决定之拘束”^[35]。这一插曲使双方会谈气氛更为恶化。在10日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国民党代表提出在国方进入中共撤出地区时，对中共党部给以照顾，周恩来表示，“那些地方可考虑少驻兵，但非撤退，不是行政权就不要了”。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在当天的会谈结束时感慨地说：即使行政问题达不成协议，照6月30日那样也可以签字了，如果我不是国民党，我一定签字了^[36]。然而他个人的感慨终究代替不了国民党决策层的决定，此次会谈之后，国共高层代表接触暂告终止。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宣言回顾了战后中国政治的发展过程，批判国民党“公开号召全国的内战，而禁止人民反对内战，公开要求夺取解放区更多的地方，并要求推翻整军方案，以便扩大内战和保存军阀制度”。宣言引人注目地公开谴责“美国反动派的军事干涉”,提出“没有美国反动派的所谓‘援华’,我们就早已得到民主，而内战也根本不可能发生与继续”。中共中央对下属解释发表这个宣言的目的是，“美国和中国反动派均利用人民对他们的丑恶行为认识模糊，欺压人民，从中取利，我们应当尖锐揭穿，方能使彼辈在人民面前孤立起来，方能打退其进攻”^[37]。这个宣言无疑表明中共战后政策的改变已经公开化，基本放弃了战后一度采取的中立美国的政策，而将美国视为国民党的支持者，以反美、即民族独立的口号作为动员群众的手段。中共的这种政策转变，一方面向外界表明了坚决抵抗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决心，另一方面也预示着美国调处的接近收场。中共此时的策略是：“对马歇尔不要公开说他好，也不要公开说他不好，在谈判中仍须经过他来缓和局面；对各地美军，仍应避免冲突；对国民党军队，则看彼方态度，彼打我亦打，彼停我亦停；对谈判，我党已有所让步，但国民党贪得无厌，提出很多无理要求，应予拒绝。”^[38]
国民党方面已经作好了战争准备。7月11日，蒋介石会见马歇尔，“劝其暂作静观态度，并告以三十年来处事之经验，凡事至无能为力时，只有暂时搁置，听其自然，但终有解决之一日，非至时机成熟，则徒劳无益也。至于政府现所采取有限度之军事自卫行动，实有助于彼之调解工作，而决无任何妨碍”^[39]。蒋介石的态度已经预示着谈判这一幕就要收场了，一切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7月14日，蒋氏夫妇以避暑为名赴庐山，就在前一日，苏北战火点燃，全面内战终于无可挽回地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