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总统大选的各方博弈

倒阁、逼宫、“摄政”步步告成，直系拥曹的津保派最终的目的是尽速进行大选，使曹锟早日坐上大总统之位，而曹锟本人亦迫不及待。黎元洪下台后，曹锟的参谋长陆锦即致函国会众院议长吴景濂称：“现在中枢无主，大位久虚，瞻望前途，危险万状。况彼党方在肆意鼓吹，捏造谣言，逞其阴谋，希图破坏。若不设法赶速进行，诚恐夜长梦多，变化无定。我兄成竹在胸，算无遗策，务望鼎力斡旋，商洽同志诸君，一致进行，俾克早日观成，非惟国家安危所系，抑亦我辈荣辱所系也。”^[1]随后，曹锟亲笔致函吴景濂称：“比值政潮骤起，因应多艰，非得我公之识力过人，随机应付，政像将益不堪言，其中困难万端，弟固早已深悉，现在孝伯(王承斌)润丞(熊炳琦)并已到京，尽可披诚相商，从长筹计，幸勿有所蒂芥，转令同志咸抱不安。”^[2]但是，黎元洪被逼走后的北京政局却因“摄政内阁”的“合法性”、国会议员离京等纷扰而处在近似于无政府的混乱局面，“摄政内阁”缺乏“合法”认同，而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使总统选举根本无法进行。本来就对津保派急于劝进有所不满的吴佩孚认为：“我方若不捷足先登，咄嗟立办，半月以外，恐拥段之声，纷扰南北，届时再图补救，事已大难。”同时表示：“办大选，须先由两院通过黎辞职书，法律上方有立脚点，否则希望不遂者，日后必借此掀起政潮，要挟我等。故正名定分，最为要务。”^[3]面对如此困局，即便是当初最积极主张驱黎拥曹的激进津保派人物也不得不思有所补救，以尽快稳定局势，尽早进行选举。
直系稳定局势的首要之图是组建完全内阁。黎元洪离职、“摄政内阁”成立后，实际在任的内阁成员不到半数，姑无论其是否“合法”,即就内阁本身而言，以不到半数的成员，也无法名正言顺地召开国务会议，作出相关决策。由于总统缺任，国会流会，加以各派系间的勾心斗角，直系原本希望组成对外充门面的“名流内阁”难产，为了使政府能够正常运转，直系只能勉力为内阁补充阁员，俾其凑够正常人数。
外交总长是除了内阁总理之外的首席阁员，对外交涉也是北京当局的重要任务，此时不仅临城劫车案、“金佛郎案”等需要外交总长出面交涉，而且总统选举问题也需要向列强疏通。早在4月间张绍曾内阁外交总长黄郛因“金佛郎案”而下台时，知名外交家顾维钧即再度被任命为外交总长，但顾表示：“只要罗文幹的案件一天不澄清，我就一天不任职。”^[4]此后，曹锟频频派人催顾上任，而顾因政局混沌不清，屡屡往西山“避嚣”。7月20日，曹锟亲电顾维钧，请其就任外交总长。22日，吴景濂、高凌霨等约顾会商，催促他上任^[5]。次日顾维钧就职^[6],为此他颇受反对派的埋怨，所谓“曹逆之必借重足下者，其意果安在乎？以万恶之军阀，见轻蔑于友邦，求为经济与同情之助不可得，乃欲假足下为介绍，奉送主权若干，利益若干，以交换金钱与承认是也”;“足下不外察国情，内审贼势，乃于此之时贸贸然就职”;“甘为非法之阁员，同人等百思不得其解。惟觉令誉顿减，信用浸失，为国家人才计，至可惜耳。”^[7]按惯例，外交总长既为总理之下的首席阁员，在总理缺位时应代行总理职，主持阁务，但这届内阁的大任是操办总统选举等事，曹党自然不放心别人来办，而顾维钧作为职业外交家也不屑办这样的事，故内阁仍由内政总长高凌霨主持，顾维钧只负责外交事务。
对负有解决财政困难并为大选筹集经费重任的财政总长，曹锟本有意由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出任。因为此时的财政“已陷于危境，确呈破产之象”^[8],何况还有接下来的总统选举也要花大钱，而王克敏自命为“财神爷”,又担任国内最有实力的中国银行总裁，曾经自夸“几百万之款，几日间便能筹到”^[9],自然为曹锟所看重。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王克敏对于筹款并无妙计可言，无非是对外承认“金佛郎案”,以获得外国银行团的支持，对内由中国银行印发钞票，而这又将引发舆论的反弹。所以，他的任命令在7月10日发表后，即遭各方反对，认为“金佛朗一案，事关切己，拟欲借此机会，为饥不择食之计，……如冒昧一试，必将集矢一身，曹陆前车，可为殷鉴”;而“各地中行股东函电交驰，交相劝阻。董监事联席会议，亦以地方固当维持，中行尤关重要，力劝暂勿转任”^[10]。再加上王的任职出自保派推荐，而津派不以为然，王亦畏津派之反对。出于这些原因，王克敏不敢贸然上任，19日即上书请辞。其后，曹锟又在其弟曹锐等建议下提出张弧为财政总长，张弧是亲奉的前梁士诒内阁的财政总长，本为直系的冤家对头及直奉战后被通缉的“祸首”,但其长期负责盐务，自奉理财有方，为了应付时局，曹锟顾不得张与直系的“历史过节”而命其出任财政总长，在8月中旬走马上任。张弧立即布置由王承斌、吴毓麟负责选举筹款事，“进行大选甚急”^[11]。其后，“摄政内阁”在9月初又任命袁乃宽为农商总长，黄郛为教育总长(未到任)。至此，除了陆军总长原由张绍曾兼任，此时不便再找人替而暂时虚悬外，这届内阁经过“修补”,总算是勉强成立，对外可以交代了。
直系稳定局势的又一招是提议从速制定宪法，缓和外界对直系干政、操弄选举、先选后宪的强烈批评。本来津保派一直主张先选总统，但因为国会议员人数不足，因此只好提出“先宪后选”,以参与制定宪法而留名于世诱惑议员回京。7月12日，王家襄等在与吴景濂、王承斌等策划后，提出“先宪后选，为吾辈自来之主张，……深望当局于此，能有彻底之觉悟，勿再漠视一切，专事选举运动。尤望停止选举运动，明白表示，以安人心”。一向主张“先选后宪”的高凌霨等立即回应称：“制宪大选，均为解决时局紧急问题，孰前孰后，众公自有权衡，我等不能过问。”^[12]保派的高凌霨、熊炳琦(山东省长)等“欲改变方略，劝曹锟发一停办大选、促成宪法之电，以羁縻国会议员，勿使南下”。其时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去保定向曹锟请示以承认“金佛郎案”获得列强财政支持问题，高凌霨等即请其向曹锟提出此议。但津派边守靖(直隶省议会议长)等“则仍主急进大选，上书曹锟，谓若发停选先宪之电，不啻自招口供，与项城取消帝制，如出一辙，必归失败等语。曹阅之颇为所动”。几经磋商，7月24日，曹锟发表通电，未提总统选举，却大谈“宪法一日不定，国家一日不宁。……盖根本大法先立，则枝叶从而就理，事势困难，皆得据法律为解决。一日宪法昭垂，全国遵守，固为我国家无穷之庆事，抑亦我国会制宪无上之光荣也。”同时声言“服务国家垂十年，民国肇建，未尝一日自逸。私人权利，夙不敢争。耿耿寸衷，惟知有国”,以对外明个人之“心迹”^[13]。其后直系将领纷纷发电应声附和，提出“当此外交紧迫，内政纠纷，摄职既有限期，元首安可久缺。更望参、众两院诸公先行完成宪法，继以速办选举，定国家根本大计”^[14]。曹党人物还在与国会议员的接触及各种对外场合宣扬此等主张，大谈“尊重国会”,期望早日“制宪成功”,以显示直系并无“私心”。
为了缓和外界的批评声浪，迷惑舆论的视听，直系还对孙、皖、奉反直三角同盟伸出橄榄枝，故示友好，以达釜底抽薪之效。国会直派议员温世霖等率先提议“联孙”之计，“以打破孙氏与各派之会合”,“实行牵引中山下水之法”^[15]。国会直派议员二百余人也发表通电，提出“北方实力派与南方民党首领宜实行结合，共谋和平统一，时局始有平定之望，政治始有刷新之机”。7月2日，曹锟通过在上海的孙洪伊向孙中山发电，表示上年“恢复法统”的主张，与孙“护法之初旨，不约而同”,“拟即依照先生主张，召集南北和平会议，聚全国名流于一堂，共商国事，将一切政治问题，讨论解决，俾国会得以从容言法，树国家万年不拔之基”。8日又致电孙洪伊转孙中山，恭维“中山先生与国家同其休戚，幸与所以为吾国为吾民为促进和平统一者不吝见教。琨虽不敏，窃愿闻之，当本中山先生之意，为国人进一解也”。孙洪伊曾任广州军政府内政总长、孙中山驻沪代表，曾衔孙中山之命，与直系商洽“和平统一”问题，此时又“觊觎国务总理一席，而又恐不见容于民党，乃倡为孙曹联合之说，以眩惑世人，并为之奔走游说孙文数次”,故曹锟发电经由孙洪伊转^[16]。但是，在直系支持的沈鸿英军队当年5月兵败韶关时，查得各种函电文件，“证实犯粤之事，曹实主谋，遂与曹决裂”^[17]。故此孙中山对曹锟并不信任。12日，孙中山电致孙洪伊代复曹锟，表示“前此我揭出和平统一之主旨，仲珊亦尝赞和。乃其见诸事实者，则乱闽祸川扰粤，以及种种行动，无一而不与和平为敌。今兹云云，其既有所觉悟耶，抑犹是前日之敷衍也？我与人以诚，不能逆億不信，然不直则道不见。主张武力，谁为戎首，咎有所归。徒务空言，天下其孰能听之”。实际拒绝了曹锟的“好意”。曹锟随后复电，亦只能以希望“双方推诚相见，务期贯彻始终，共谋国是”下台阶^[18]。在曹锟作出“联孙”表示的同时，还派其弟曹锐向其北洋前辈段祺瑞疏通关系。7月中旬，曹锐在天津面见段祺瑞，态度谦恭地表示：我们弟兄俩过去都受过您的栽培，大恩未敢忘报。前年直皖战争，因迫于形势，并非出于本意。现在仲珊进退两难，恳请您指点指点。段祺瑞答称：现在你们富贵已极，还想要求什么？我劝你们何不急流勇退！假若曹锟自以为有当中国总统的资格，并能行使总统职权，那么无论通过选举手续，或用武力，或使金钱及其他办法，尽可去做，如其不然，那就应该明白表示放弃！^[19]曹锐碰了个钉子，无以应答，拉段未成。曹锟还通过他人授意张作霖的亲家鲍贵卿到奉天向张游说，解释直奉之战是出于误会，表示愿意重修旧好，亦未得张作霖的回应。总而言之，曹锟和直系企图通过与孙皖奉表示通好的方法缓和政治紧张局面的做法没有成功。
不过，经过补充内阁成员和准备制宪的运作，黎元洪离职的混乱情势有所改观，但直系如此操作的最终目的仍是总统选举。有鉴于袁世凯称帝功败垂成的经验教训，曹党担心“此项最高问题之解决，速则易于观成，缓则恐生他变。盖两院罗汉至八百尊，其中党派纷歧，言论庞杂，若任其夜长梦多，势且横溢旁出，将演出种种卑劣手段”^[20]。因此，自黎元洪离职后，直系之“宗旨确定，为国为民及我系前途之关系，无论如何必须尽力办理”^[21]。此时高凌霨主持“摄政内阁”,“欲讨好于曹，迎合曹意”;国会众院议长吴景濂“确想以开国元勋之资格，过过未成之总理瘾”;地方大员中，直隶省长王承斌企图在曹锟当选后接其直鲁豫巡阅使职，故对选举颇为积极^[22]。即便是不主张速选的吴佩孚此时也认为，“时局纠纷，亟宜速结，务望进行，促成选举，以奠大局”^[23]。在几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总统选举势成必然。
为了钳制舆论，有利选举的进行，直系控制的京畿卫戍司令部“函请提署、警厅派军警赴电报、邮政各局检查邮电。凡关于某方及某要人之电报，暨与选举有关之电报，一律扣留”;“至若反对之言论，异此之消息，一为披露，即属大逆不道”。如《京报》有关人员被军警当局两次传唤，《国会议员通讯》不准在京发行，等等^[24]。一面又运动各界鼓吹具总统资格者“直鲁豫巡阅使曹公，其谁与归”?“请求各直省、各特别区域军民长官及全国父老昆弟一致主张，来电赞成，公推曹巡阅使出任临时总统，以奠国本，而安人心。一面仍俟国会定期正式选举”^[25]。
要将曹锟“选”成大总统，关键在经过国会议员的“合法”投票。但是，驱黎之后国会停转，四分五裂，不少议员离京，如何凑足总统“选举”的法定人数，成了直系曹党最头疼的事。
第一次直奉战后，“法统重光”,国会在北京重开，国会中的议员即分为亲直派与反直派，国民党、安福系、政学系等党派议员多为反直派，与亲直派议员经常处在对立地位，令国会议事纷争不已。直系驱黎之后，反直派议员认为，“国会在北京此时政情之下，其机关已陷于被围状况，其信用已濒于破产地位”^[26]。因此，由褚辅成、张继等发起，以国民党议员为主体的反直派议员纷纷离京。为了对付直系而形成的孙、皖、奉“三角同盟”亦借此机会，对直系开展“挖墙脚”的工作，以各种手段促国会议员离京，破坏直系原定的选举计划。据段祺瑞的亲信姚震告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连日来各方来接谈者甚多，将来收揽总数，约可得三百人。现在已商妥并领去旅费者，已近二百人。如无意外变故，两星期内外，可扫数离去京津。凡在我处领费者，均由各该政团首领负责，定期陆续南下，彼此以诚信结合，乃能有此成绩。北京三次开会未成(以制宪为名，欲使人数足额，令公民包围，胁迫选举),皆我方设计破坏(因前数日在京者，尚居多数，不能不用计临时破坏)。截至今日止，离京者不绝于途，拆台之事，或可办到。但闻对方有筹巨款买收之说，刻正思紧急对付之法。”但因需要付费拉拢的议员人数“较原额增多一半，则需再寄五万元以上”。“现决定催上海从速实行筹发岁费，并于常会开会后，另筹款项照补从前欠发之岁费。一面调查沪奉实存及由沪奉回京，可以再去上海之人数。如果因回京者太多，不足法定人数时，拟令上海一面准备开会日期，即由京再办成批议员，同时南下到沪，即行开会。庶几不至因相持而误事”^[27]。南方的孙中山派刘成禺持其手书北上，动员国会议员，“各尽所能，力持正义，其有以兵力、金钱图窃国权者，当以去就相抵抗”^[28]。6月底，离京到津的国会议员已有近三百人^[29]。
离京国会议员的第一站多为天津，他们到此之后便成为各方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被赶下台的黎元洪希望利用他们为自己壮声势，再谋复职之机；但他的实力有限，不为一些势利眼的议员所喜，而且“三角同盟”各方也不以黎为能成事然。如时人直白所言：“黄陂此人，并非完全愚笨，在我方为利用废物，但不可为废物所利用。”^[30]故此黎元洪很快便退出了争夺阵营，其后的争夺双方主要是筹划利用议员进行总统选举的直系和反对直系的“三角同盟”。
6月21日，到津的国会议员发表通电，提出因为国会在北京已不能自由行使职权，可暂移上海开会制宪。23日，皖系大将、浙江军务督办卢永祥随即发表通电，欢迎国会议员南下制宪。在卢永祥和张作霖的接济下，国会议员离京可以拿到一次性旅费500元及月费300元，从而吸引了一些“贪财”议员出走。他们既无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又可对外表示自己的道德立场，不少人便纷纷离津到沪。7月14日，到沪国会议员二百二十余人集会，发表宣言称：“留京议员，陷于强暴，即有议案，不生法律效力。北京武人，如有假借政府名义，与各国订何项条约，磋商何种借款，吾国会概不承认。”^[31]
驱黎之后的部分国会议员离京确实给直系围绕总统大选进行的政治运作带来了相当的困扰，对此，直系只能使出金钱计，开出较反直联盟更高的价码，同时提出尽速制宪的主张，内外并举，吸引国会议员留京或返京。6月20日，吴景濂在参众两院议员茶话会上表示，“宪法会议及选举总统应双方并进”;“岁费与出席费俱经国务会议通过，已有切实之保障，不至发生问题”;希望议员“无论政潮形势如何，决不离京。决不作法外举动。不受外界任何之压迫”^[32]。曹党中也有人主张使用强硬方法，提议由在江苏当政的齐燮元照会上海领事团，希望他们将在上海租界活动的国会议员驱逐出境，并对安福系议员“惩办一二”,以“惩一儆百，彼辈既有所顾忌，自不敢纷纷效尤，希图非分矣”^[33]。在南下议员中，旋又有“民六”议员与“民八”议员之争，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刘楚湘等“民六”议员认为，“拆曹锟大选之台，当然以北京国会民六分子为主体。若国会移沪，即改变旗帜为继续广州国会，则留京议员即有所借口，不欲南下。如是南下同人，非为反对曹锟大选，而实促成之”。“南下议员多和刘说”。而“民八”议员自奉为“护法”正统，“否认宣言中称黎元洪为总统之句”。双方协商“迁延未决，内部渐有破裂。而北京吴景濂等，亦以上海开民八国会为辞，煽阻欲南下之议员。”加以离京议员中不乏唯利是图的拜金投机分子，既想领取反直派提供的旅费和津贴，又不愿放弃直系提供的国会出席费，“仅到天津骗取旅费，复到沪赚取月费，踪迹飘忽，来往无定”^[34]。足可见当时不少国会议员之操守低下，与那些留京“卖身”的“猪仔议员”相比，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因此，留居上海、曾经在孙中山和曹锟间有所沟通的孙洪伊谓，“吾常责北方破坏人之道德廉耻，其反对者之破坏道德廉耻，亦何异于北方”^[35]。负责对南下议员经费支持工作的奉系首领杨宇霆、王永江等都颇为失望，感叹说：“沪上国会，已成遗蜕，无可发展”;“即安置一二，而不满意者仍多，倘仍故态不改，撤之则愈益仇怨，终无善法。不如向总司令(即张作霖——作者注)说明，任其自由行动，不再干涉为妙。国会议员演至今日，已不堪言，似不如任其仍回北京活动为得计也”^[36]。8月过后，国会议员出京的势头大减，回京的议员却络绎于途，在沪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无法集会议事，对于北京政治的影响力减弱，直系关注的焦点又转到如何稳定在京议员的多数，从速筹办总统大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