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有桃

〔原文〕
园有桃，
其实之肴。
心之忧矣，
我歌且谣。
不知我者，
谓我士也骄。
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
心之忧矣，
其谁知之！
其谁知之！
盖亦勿思！
(桃、 肴、 谣、 骄， 宵部。 哉、 其、矣、之、思，之部。)
园有棘，
其实之食。
心之忧矣，
聊以行国。
不知我者，
谓我士也罔极。
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
心之忧矣，
其谁知之！
其谁知之！
盖亦勿思！
(棘、食、国、极、哉、其、矣、之、思，之部。)
〔译文〕
园里有棵桃树，结的桃子真好吃。心里充满忧伤，嘴里哼着歌谣。不了解的人，说我狂傲。他说得对吗？你以为怎样？我心里充满忧伤，有谁能真正了解我呢？有谁能真正了解我呢？何不把它全部忘掉！
园里长着一棵桃树，采摘桃子来品尝。心里充满忧伤，到处游走闲逛。不了解的人，说我失常。他说得对吗？你以为怎样？我心里充满忧伤，有谁能真正了解我呢？有谁能真正了解我呢？何不把它全部忘记！
〔评介〕
《园有桃》两章，章十二句。这是抒写一位士人抒发对国家的命运充满忧虑，但又不被人们理解的苦闷心情的诗。《诗序》说得比较贴切：“园有桃，刺时也。大夫忧其居，国小而迫。而俭以啬，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诗也。”这些话尽管对作者的动机用意不作直截了当的解释，却也说明了当时魏国的一般政治情况。虽然《诗序》中有些话只是推测，但毕竟还是抓住了本诗的要害—— “刺时”。朱熹在《诗集传》中认为是“诗人忧其国小而无政，故作是诗。”还说： “言园有桃，则其实之肴矣。心有忧，则我歌且谣矣。”方玉润认为此说是“尤含囫滑过，毫无意义”。方的评论虽然有些刻薄，但是指出了朱子之说并未揭示出具体的实质性问题。方玉润还认为姚际恒的评论(“桃、棘，果实之贱者。园有之，犹可以为食，兴国之无人也。故直接以‘心之忧矣’云云。”)是“就诗论诗，未尝即当日情事而一思之耳”。他认为诗人的意思是说： “园必有桃而后可以为肴，国必有民而后可以为治。今务为刻啬，剥削及民，民且避硕鼠而远适乐国，君虽有土，谁与兴利？旁观深以为忧，而当局乃不以为过，此诗之所以作也。”因此，方玉润认为本诗的主旨是“贤者忧国政日非也”。这是对的。
今人对本诗主旨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余冠英先生在《诗经选》中说“这是忧时的诗，和《黍离》相类”,从《序》“刺时”说。陈子展在《国风选译》的解题中说本诗“大概是一个骄傲而且急躁的大夫，爱发议论，自以为是，受到了挫折，因而忧谗畏讥，心灰意懒，作了这篇诗。”虽是“大概”之说，却不无道理，只是这个结论似乎过多地强调了本诗的消极方面，还是多看一点 “忧国忧时”为好。
据朱熹的《诗集传》说魏“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这样一个屡遭大国侵削的小国，加上地瘠民贫，缺财乏力，处境是岌岌可危的。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加紧对百姓的剥削，民不聊生，国势日落。对此，有识之士怎能不忧心如焚呢？这一情况，从《魏风》中的《葛屦》、《汾沮洳》 中也可以看到。至于 《伐檀》、《硕鼠》更是一针见血地斥责了统治者的贪婪。可见魏国统治者贪暴、无能，而人民还是勤劳爱国的。
全诗共两章。每章开头两句，都是以园子里的桃和棘果实可以食用起兴(朱熹认为两章都是“兴也”),隐约透露出诗人甘于田园自守的处世态度。可是诗人还是关心国事的，于是以 “歌且谣”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忧时伤世的情绪。这样理解比较符合诗意。各章后边的几句都是说诗人忧国忧民的真情，又有谁才能够真正理解呢？诗人爱护魏国，对糟蹋魏国的人倍加痛恨，自然要无情地斥责他们。但是这样的做法可能不被一般人理解，反而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诽谤。于是诗人痛苦地呼出：“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不知我者，谓我士也罔极。”他又沉痛地抒写：“心之忧矣，其谁知之！”深刻地突出了本诗的中心思想。旧评：“吞吐含蕴，长歌当哭。”还是很有见地的。
本诗以四言为主，兼有三、五、六言，句式多变，活泼自由，读来不觉单调。余冠英先生说：“本篇虚字多，句法参差，形式上有其特色。”方玉润 《诗经原始》的 “眉评”说：“姚氏际恒曰： ‘诗如行文，极纵横排宕之致。’此诗与《黍离》、《兔爰》如出一手，所谓悲愁之词易工也。”这些评论都很准确地反映了本诗的艺术特点别具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