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然台赋序

子瞻既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既得请高密，其地介于淮海之间，风俗朴陋，四方宾客不至。受命之岁，承大旱之余孽，驱除螟蝗，逐捕盗贼，廪恤饥馑，日不遑给，几年而后少安。顾居处隐陋，无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废台而增葺之，日与其僚览其山川而乐之。以告辙曰：“此将何以名之？”辙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而已，其乐不相及也，而台则尽之。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邪？老子曰： ‘虽有荣观，燕处超然。’ 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因为之赋以告。

(《栾城集》)

作者的长兄苏轼(字子瞻)有一篇《超然台记》,其结末云： “余弟子由 (苏辙字)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 ‘超然’ 。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文简意赅，可移作《超然台赋并序》的注脚。
没有兄弟间的深挚情意，苏轼不会为靠近弟的任所济南，而从余抗自请来到“介于淮海之间，风俗朴陋，四方宾客不至”的高密任职。而且，不会有修葺旧台的举动，自然也不会有“此将何以名之” 的征询。
没有对长兄苏轼“无所往而不乐”的乐观精神，“善游于物之外”的旷达情怀和“驱除螟蝗，逐捕盗贼，廪恤饥馑”的治政业绩的理解和称许，作者自不会发出“安于其所而已”的议论，不会概括出“超然不累于物”的处世哲学，自然也不会从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名言中拈出“超然”二字，给修葺一新的废台注入人格精神和勃发生机。
唯其“善游于物外”、“超然不累于物”,才能增葺废台以“自放”; 唯其“无往而不乐”,才能“居处隐陋”,“览其山川而乐之”。深情的理解，深挚的同情，于淡淡的叙事中浑然融合，悄然流露。
山居者、林居者、耕者、渔者安于所处地位，“其乐不相及”; 天下之士不惧怕在“是非之场”、“荣辱之海”中忍辱受累，忧国忧民，都因为超然处世，不受外物的牵累。《超然台赋》 中有句云： “诚达观之无不可兮，又何有于忧患？”如此安贫乐道、随遇而安、超然于世，那么，登临增葺一新的城台，是能尽得山居、林居、耕者、渔者之乐的。深邃的哲理，高洁的志趣，既是对兄长悃诚的劝勉，也是坦荡胸怀的表露。
简洁的叙事，深邃的说理，其间浸透至诚的情愫，不愧是短文妙品。苏轼读《超然台赋》后，欣然接受，并挥笔写下抒情言志的《超然台记》。记与赋互为发明，前后辉映，一时成为文坛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