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

1932年10月四川爆发了刘湘、刘文辉为争夺统治权的战争，是民国以来四川各军阀进行的四百余次混战中最大的一次，同时也是最后的一次大混战。
四川省自民国以后，省内的军事头目依其各自独特的经济、地理条件，在境内拥兵自固，割据地盘，划分防区，在其防区委官收税，敲榨剥削人民。防区之间，视为敌国，并为扩大防区，不断互相火并，形成长期军阀割据和混战局面。
1926年秋，北伐军进军武汉告捷，四川各主要军事将领易帜自保，先后宣布支持国民革命，接受改编。但他们没有参加北伐，而是继续互相混战，逐渐形成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四巨头”分割四川的局面，进而形成二刘为首的两大派系的对立。因刘文辉同邓、田共同占有成都，亦称蓉派；刘湘占据重庆，亦称渝派。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虽对四川相机采取一些措施，但未能改变该省各防区民财各政自行其是的格局。
蒋介石早有染指四川的企图，无奈鞭长莫及，鉴于川省各派系各拥有实力，难以强取，于是采取了“利用矛盾，分而治之”的办法，以谋逐渐达到控制四川的目的。1928年11月蒋任命刘文辉为四川政府主席。刘文辉雄心勃勃，谋求统一四川，进而问鼎中原，但他在蒋唐战争和中原大战中两次借机反蒋均告失败。刘湘则一直采取拥蒋态度。1931年2月，四川省政府改组，蒋介石继续委刘文辉为省主席的同时，任命刘湘为国民政府委员兼四川省善后督办公署督办，将“所有川军归刘湘全权编遣”^[1]。这样就加剧了四川省内一山二虎猛烈争夺的局面。
刘文辉与刘湘是堂叔侄关系，刘湘虽属侄辈，但约长刘文辉五岁。当刘文辉1916年自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回川时，刘湘已任川军旅长，后在军阀角逐中先后升任师长、军长、总司令等职。他因家族关系，对刘文辉有所援引、扶持，因此刘文辉职位迅速上升，20年代初一跃为混成旅长。刘文辉对刘湘在政治上、军事上以及财力上也曾有过支援。二刘在四川军阀的争战中曾经互为依赖，共图生存，同谋发展。但当他们形成可以左右四川的两大势力时，各自图谋独霸四川的野心迅速膨胀起来，二刘的合作随即被彼此对立、争战所代替。
自1928年下川东之战后，刘湘据有川东二十八县和鄂西十八县。控制夔门，扼长江上游咽喉，并占江运之便利，购买飞机、炮舰及大量枪械，拥兵十余万人，实力大增。1931年2月改任四川善后督办后，更是以四川盟主自居，曾口吐狂言：“中国历史上四川没有出过投鞭黄河、饮马长江的人物。”刘湘身边的江湖术士刘从云亦煽动说：“一林不藏二虎，一川(四川)不容二流(二刘)。”进一步助长了刘湘独霸四川的野心。
1920年还只是一个混成旅长的刘文辉，经过八年的经营，到1927年已身居二十四军军长，1928年11月，又当上南京政府委派的四川省政府主席，据有上、下川南，上川东及川西的崇庆、双流、新津、华阳等县，其势力扩展到顺庆、遂宁、西康十几县，共七十余县，拥兵十万以上，其实力居于其他四川军阀之上。刘文辉不仅要“统一四川”,而且要“问鼎中原”。1932年夏，刘文辉在重庆问刘湘的谋士刘航琛：“你看四川要如何统一？”刘航琛针对二刘互不相容的局面，巧妙地回答说：“统二好了。”^[2]但刘湘、刘文辉都不肯容忍四川长期存在一山二虎的局面。一场叔侄之间的战争就难避免了。
二刘既都企图独霸四川，他们均采取各种手段削弱对方实力，竭力整垮对方，因而两方矛盾日趋激化。刘湘对刘文辉独占资中、内江盐税、糖税，不履行收入分成之约十分不满，心存报复。1931年刘文辉以200万之巨款从国外购买飞机、武器，散装从上海运往成都，途经万县，被刘湘师长王陵基扣留没收。刘文辉亲赴重庆交涉，无功而返，更是怀恨在心。1932年，刘文辉以吊唁刘湘母丧为名到重庆，趁机用重金收买刘湘部下师长范绍增和兰文林，还命驻防江津的张清平师截断重庆粮源。更有甚者，刘文辉之兄刘文彩派其副官胡化鹏潜入重庆李子坝刘湘宅行刺。刘湘将刺客活捉后，不露声色地送交刘文辉，又以重金收买刘文辉部师长张志和、旅长陈鸣谦等。二刘明争暗斗，彼此都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刘湘决定以武力除掉刘文辉，还得到蒋介石暗中的支持。1930年初，刘湘曾向蒋的四川党务特派员曾扩情表示要对刘文辉用兵，希望中央给予支持，并授意张文果、张梓芳、余惟一等草拟所谓“安川计划”,交蒋介石核定。其主要内容有：“江西剿共军事虽暂有不利，但只要能确保四川不遭侵袭，使工农红军囿处江西一隅。”“惟要达到这一要求，就得先求四川军民财政的统一。这一要求之所以不能实现，完全由于刘文辉从中作梗。”刘湘要求中央“假我以权责，对邓、田两军予以相当利益，就能形成对刘文辉夹击之势，从而解除其武装，占领其戍地，去掉其主席，达到军民财政的统一。这不仅能防止共匪之乱萌，而且还绰有余力，以备中央剿共军事之调遣。”蒋介石看到计划后，即嘱曾扩情密电刘湘：“如能有把握，在短的期间内解决刘文辉，可便宜行事。”^[3]刘湘取得蒋介石支持后，便积极筹划向刘文辉进攻。
刘文辉为准备对付刘湘的进攻，由成都赴简阳、乐至、遂宁等地检阅部队，在顺庆召集属下林云根、陈鸿文、陈鸣谦、黄锡煊、王元虎等师、旅长商议对刘湘用兵事宜，制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兵合攻重庆之策。
二刘各拥兵十余万，在军力上旗鼓相当。四川其他军阀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刘存厚各拥有一定兵力，虽无法与二刘抗衡，但他们合起来拥兵达15万人以上。不论他们倒向哪一边，都将成为二刘各自称雄四川必争的力量。
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兵败于“后顺庆之役”后，投靠了刘湘。刘湘还主动助以粮饷械弹，使他们为自己效力。他们也想借助刘湘力量夺取防地，因而愿与刘湘联合出兵攻打刘文辉。
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人同属“保定系”,1925年以后同驻成都，曾组合“三军统率办事处”、“三军联合办事处”作为联合机构。刘文辉虽属后起之辈，但发展甚迅，声威煊赫，成为“保定系”中心人物，其占有欲也随之膨胀起来，总想吃掉邓、田以扩充自己实力。刘文辉亲自制造了1930年夏的“兵工厂之变”和1931年春的“寇溥渊事件”。邓、田实力受损，对刘文辉时思报复。
1931年，田颂尧派心腹师长曾宪栋、李蕴华等赴重庆，秘密会见刘湘并表示与刘文辉决裂，二者订盟结约共图刘文辉。刘湘许诺必要时出兵相助。邓锡侯也派人到重庆表示合作诚意。田、邓各派代表常驻重庆，与刘湘关系越趋紧密。
刘湘与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刘存厚结成联盟后，军力对比占压倒优势，刘文辉已陷入了孤立境地。二刘之争，刘文辉凶多吉少。
1932年9月29日，李家钰部在刘湘的指使下，向周口镇集中，罗泽洲驻武胜部队向李渡移动。10月1日夜，罗泽洲驻武胜新二十三师熊玉璋向驻南充的刘文辉部林云根部打响了第一枪，揭开了二刘大战的序幕。战争自1932年10月开始，到1933年9月止，先后经历了泸州、省门(成都)、荣(县)威(远)、毗河、岷江几次大的战役，战争以刘文辉大败而结束。
10月1日，罗泽洲部在李渡挑起战火。10月2日，蒋介石致电二刘双方，名为制止川战，实为挑起战乱，从而达到削弱四川军阀的目的。刘湘将驻宜昌、沙市进攻洪湖红军的部队调回四川，集中力量对付刘文辉，同时命令所部分向永川、江津方面驻防。10月3日，刘文辉部陈鸿谦旅长在烈面溪向罗部熊玉璋旅进攻。罗泽洲急电蒋介石，指责刘文辉“素怀囊括全川野心，今既悍然破坏和平，大举来犯，其处心积虑，昭然若揭”,要求蒋介石除就近请善后督办刘设法制止外，迅赐最有力之制止。蒋介石于6日复电刘湘、罗泽洲等：“连电均悉。退让因顾全川安，即系以维护国家，望一本初衷，竭力避免冲突。刘文辉方面，亦严电各守原防，制止侵犯矣。”蒋此电明确表示支持刘湘而指责刘文辉。刘文辉复电在汉口的蒋介石进行辩解，表示“辉亦负西防半壁之任，敢冒不韪自弃国人？”
在刘湘的授意下，1932年10月12日，由师长唐式遵纠集全川军师、旅长九十四人，发出“治川纲要十六条”的通电，以骗取人民信任，从政治上孤立刘文辉。10月19日又发出通电声讨刘文辉：“独有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重权轻义，素怀猜恨。在个人非载福之器，在国家非任重之材，自隶戎行，好出心机，因缘时会，操纵两端，遂有今日之势。彼据地半省，经济极充……乃彼两任省主席，对于治川大经大法从未提及，而于分化他军，收买队伍，钳制部属，强为奴用，则又自诩多能。言之津津，道之凿凿，甚至分遣无赖，阴谋暗杀；嗾使匪类，扰人防区，花样极多，变法层出……弟兄叔侄，遍据要津；家奴养子，横行廛市。……此外叛上作乱，卖友害邻……式遵等于文日通电时，对于文辉尚复曲予涵容，隐示微意，冀其或有悔悟。今果怙恶，故违众意，是彼已自绝于人。”^[4]
刘文辉请其长兄刘升廷赴渝向刘湘寻求妥协落空后，于10月13日以叔父身份电责刘湘：“近日道路传言，渝军将向成都攻击，并已分途并进，即主其事者吾侄也；被攻者，则为文辉也。一时腐旧之伦，不免诧为奇变。而乡曲耕农，市廛商贾，则惴惴焉若大祸之将至，不知痛苦流离，将至何境地。测以常情，度以庸理，初不为意也，乃数日之间，遍传海内，各方劝阻文电，纷至沓来。蒋总司令介公，且于冬日专电诘责，其中所持理由，指陈利害，吾侄度已共鉴之矣。人藏其心，不可测度；士各有志，未可强回。吾侄若果决心，辉纵为民而请，亦将目我为愚。即令驰赴渝中，长跽辕下，或反以为言甘胆怯也。”^[5]同日，刘文辉电呈中央指责刘湘：“鼓动战乱，竟于本月东(一日)日密令罗泽洲、李家钰两师突然大举越境称兵，攻击文辉驻之顺庆李渡……文辉懔遵明令，步步退让。……并阅二十一师长唐式遵等窃捏多名之文电，创造规条，征求各军同意，目无中央，故不惜穷兵黩武，更已情实昭然。……恳祈迅颁严令，责成刘军长湘……勿得借口兴戎，扩大战局。”^[6]
10月23日，刘湘通电斥责刘文辉“反复以无常，好乱称兵”,“为弭兵计，惟有倾身捍患……衔血忍痛，简励师徒，誓与我友军左右提携，全力制止”^[7]。次日，刘湘再次通电，称今晨潼南、永川、江津及候入巴县园明寺之二十四军，实行分头进攻，为正当防卫计，不得已与之周旋，并指责刘文辉“一意孤行，擅开兵衅”,声称要“联合各军、民众，予以制裁”^[8]。
以刘湘为首的联军即全面展开进攻，其首战的主要目标是攻取川南重镇泸州。
泸州位于沱江、长江汇流处，三面环水，西有龙透关屏障，为兵家必争之地。刘湘联军合力并进，采取攻势。刘文辉取守势，但因防线铺得太长，北起顺庆，东迄永川、江津，绵亘数百余里，兵力分散，故交战不几日，即下令战略转移，全线后撤，退守沱江防线，以资中、内江、富顺、泸州等沱江沿线县城为主要据点。刘湘联军自后紧追不舍，分道攻取。24日，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部合攻并夺取遂宁；潘文华、王缵绪分取江津、潼南。27日，联军占永川。31日，刘湘部又占荣昌、合江。11月1日，杨森部进抵安吾。11日，邓锡侯部占崇庆。
11月18日，刘湘军越过沱江，王缵绪部攻克内江，唐式遵、潘文华进占富顺、自流井。刘湘集海、陆、空三军及“神兵”联合围攻泸州，逾半月不克，后采取武力威逼和金钱收买手段，迫使固守泸州的杨尚周、田冠五旅开城降顺。21日，刘湘部进驻泸州，随即以重兵溯江而上，直取宜宾，进逼乐山，并调集其主力转向荣(县)、威(县),寻求时机与刘文辉决战。
二刘战争酝酿之初，刘文辉为了解除后方的威胁，原拟与田颂尧谋求妥协，由于双方均缺乏诚意，妥协破裂。刘文辉决定先击溃田军，再回师迎战刘湘。于是从前线驻顺庆的第二师九旅十七团、二十三团，川康的二师四旅十团、十一团，星夜赶来成都。顿时成都市内战争气氛越来越浓，南门地藏庵、磨子街、红照壁一带岗哨密布，交通断绝，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市民十分惊惶。
刘田成都之战一触即发。刘文辉以冷寅东为前敌总指挥，唐荣为副总指挥，将五个旅的兵力布防在城东南一带。市内以东南角少城至皇城和东大街南面为防线，市郊以杜甫草堂至青羊宫、南台寺、农学院附近为防线，调手榴弹队、炮兵集中在皇城、四川大学，在煤山架大炮对准山西会馆田颂尧的司令部，外南至簇桥20里一带布防大量部队。
田颂尧则以孙震为前敌总指挥，曾南夫为副总指挥，调集五个旅的兵力，从东门至糠市街、新化街、新东门、东校场、四圣祠至北门，再由山西会馆、后子门、青年街延伸至少城为城内防线；城外则从东望江楼至对岸莹华寺及四川兵工厂附近，再由牛市口环绕东北门及猛追湾、西马市至老西门为防线。
1932年11月14日，刘、田两军在成都巷战打响。先是二十九军以刘汉雄、何瞻如、黄正贵三部，与邓锡侯二十八军黄隐师、刁文俊旅和刘高槐旅(均换成二十九军旗帜番号),联合进攻城南红牌楼一带刘文辉部，切断二十四军南路交通线，以图困死成都。但刘文辉早已重金收买田部报务员，获悉田、邓两部作战部署已作好迎战准备，结果田、邓全线溃败。邓部师长黄隐落水而逃，旅长刁文俊下落不明，双方死伤官兵三千余人。这次成都巷战又经过煤山争夺战、兵工厂战斗、北门簸箕街战斗等，自西到东，横亘全城，无街不战，无巷不争，残酷惨烈，结果田军大败，被困城北一隅。邓锡侯见田军被围，败局已定，不敢出兵助田，出面调解。刘文辉得知当前主要对手是刘湘，所谓“两利相权从其大”,故同意邓的调停。田、刘相继发出响应邓锡侯调解停战通电。田表示不再敌视刘文辉，率军于11月24日退出成都，至25日刘田成都巷战结束。
1932年12月9日，刘文辉结束省门之战后，撤出成都，军队集结于荣县、威远，设总指挥部于川南眉山，准备与刘湘决战。
荣威决战，刘文辉明白自己的命运及成败在此一举，故部署四路总指挥和两个预备总指挥：一路为夏首勋，二路为张清平，三路为林云根，四路为陈鸿文。第一预备总指挥冷寅东，第二预备总指挥唐英。以荣、威为重点，将主力集中于乐山、井研、仁寿、威远、荣县之间。
刘湘恐老巢重庆有失，电调驻鄂西的张邦本、罗君彤、佟希赞、杨勤安等部回川布防于大足、邻水、永川。又调驻夔府、万县的部队拱卫重庆。12月3日到内江部署荣、威大战，兵分四路：一路总指挥唐式遵部结集于自流井、荣县、威远一线；二路总指挥王缵绪与三路总指挥范绍增在资中、内江一线，四路总指挥潘文华在富顺、宜宾一线。
二刘荣、威大战，于12月4日在宝马场打响。10日，两军全面展开战斗，刘文辉调集七万兵力，刘湘亦集中五万兵马，战斗以荣县的老君台、老林口、犍为城和仁寿之江家场等地最激烈，双方伤亡惨重。争夺老君台之战，双方官兵死伤多达三千多人，仁寿江家场战斗，死亡士兵达七千多人。双方激战五天，刘湘在荣、威大战全线失利。刘湘见刘文辉决心死战，为避免两败俱伤，保存自己威慑四川的军事力量，遂采取三项应急措施：一是向刘文辉表示请和，二是致电邓锡侯、田颂尧出兵援助，三是先后争取了刘文辉部陈鸣谦、张长和、陈书农师倒戈。
刘文辉也感到在荣、威大战中不能取胜，只能率残部退至贫瘠的西康，如此则十万人马也将随之瓦解，故抱与刘湘拼死的决心。不料在战斗中连续发生重大失密，一再丧失战胜之机，加之发生部下倒戈事件，不但失去了军事上的优势，反而陷入被动的局面，刘文辉不得已同意与刘湘讲和停战。
二刘两军于12月21日在老君台签订停战书：刘文辉前线部队移至乐山属地笋子山及井研一线，其他部队驻原防地，军部回驻省城。刘湘前线部队移驻荣县属地白石沟、老林口、文昌宫一线。两军隔岷江对峙，结束了军事冲突。荣威大战实质上以刘文辉败北而休战。
经泸州、荣威之战后，刘文辉失去了川北，上川东和川南许多防地，部属第三旅旅长杨尚周、第七旅旅长田冠五、独立旅旅长邓国璋、第九旅旅长陈鸣谦等先后倒戈，可谓损失惨重。他深恨邓锡侯不讲信义，抢占川北地盘，又伙同田颂尧从背后出兵袭击，乃决定与邓厮杀一场。荣威之战休兵后，刘文辉回师成都，占城东南。为解决因地蹙财短兵饷缺乏的困难，刘文辉决定用武力兼并实力远不如己的邓锡侯。
刘文辉暗设擒贼先擒王之计，企图先扣留邓锡侯，然后改编其部队，吞并其地盘，不意计谋泄露，邓闻风逃出成都至新都，并急调所部沿毗河布防。
刘文辉于1933年初在眉山改编部队后，此时已拥有八个师、九个司令，一百个团，总兵力十一万余。而兵力不足三十个团的邓锡侯难以与之抗衡。同年5月7日，刘文辉兵分三路向崇庆、双流、华阳等地推进，后又进兵资阳，乐至、简阳。5月15日，刘、邓两军激战于郫县、灌县。邓军退守毗河，与刘文辉隔江对峙。
毗河河西狭窄，宽处不过四丈，窄处仅丈余，水又不深，可涉水而过。邓军为便于防守，砍断都江堰上内江分水码槎，毗河水位陡涨。刘文辉部久攻不下，强渡不成，又获悉邓锡侯与刘湘勾结，并获得十万大洋和六个团士兵子弹的消息，急于抢先突破毗河，令所部协力打垮邓部，但是刘文辉部师长陈鸿文本为邓锡侯的旧属，出于“新恩旧德”,按兵不动。刘文辉部师长唐英、张清平、林云根等与邓锡侯、田颂尧均系保定军官学校学生，认为老同学之间不应自相残杀，因此在对邓作战中不愿出力。
当刘文辉再度下令发起攻击时，师长张清平、林云根等和邓部保定同学陈书农、黄隐等在三河场开会，提出保定系内部停战“议和”,静观二刘火并，刘文辉再次处于被动不利的境地。
刘湘见到刘文辉、邓锡侯双方相持久而不决，认为彻底打败刘文辉时机已到，欲图一举实现称霸四川。1933年7月2日，刘湘由重庆到内江指挥“联军”向刘文辉进攻。7月上旬，刘湘军攻占井研、仁寿；邓锡侯反攻毗河，夹击成都，固守岷江防线。刘湘步步进逼，于8月13日下令各军分道进攻。迄15日，各军先后突破多处防线，渡过岷江，攻占乐山、眉山、新津、崇庆等县。刘文辉部十万之众溃不成军，退守雅安，终因敌不过“联军”环攻，率残部退至双源。
岷江之战，刘文辉惨败，面临山穷水尽，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岂料刘文辉大哥刘升庭向刘湘以“家族情谊”劝说，刘湘也念叔侄情分，不忍陷刘文辉于绝路，更为重要的是想以刘文辉来牵制邓锡侯、李家钰、罗泽洲等对手。当时蒋介石也有意保留刘文辉残部，以制约刘湘，故电令二刘停火“言归于好”。蒋同意将雅安、荥经、天全、芦山、宝兴、洪雅等县划作刘文辉的防地。1933年10月8日，刘湘下令所属部队撤出该地区。24日，刘文辉重返雅安。
自1932年10月起至1933年9月，刘湘与刘文辉之战前后经历一年，战地绵亘川西、川北和川南数十县，纵横千余里，投入兵力二十余万，几乎四川大小军阀都参与混战。士卒死伤数以万计，耗资五千余万元。四川人民惨遭战争浩劫，其生命财产损失更难以数计。二刘之战是四川军阀数百次混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也是最后一次混战。其后，蒋介石集团的势力进入四川，旧的军阀防区制逐渐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