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活动

(1) 古代维吾尔族商队。11世纪，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福乐智慧》的《论如何对待商人》一章中谈到：“你多和他们接触往来，买卖中尽力满足其愿望。天下的异彩都在他的手上，能把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对商人的这种评价说明，自古以来，维吾尔族不像中原一带那样崇本抑末，贱商抑商，阻遏商业的发展，束缚商人手脚。由于他们的社会观念是“财多为贵”,“良贱无差”(玄奘《大唐西域记》),因此社会地位较高的大商人，往往和地方长官的名字相提并论，要高于一般的富人。商人能有这种显要地位的原因，自然同西域长期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分不开。作为东西方长期长途贩运的中转站，西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都与“丝绸之路”的商业交换紧密相连，而商人在其间起到了难以取代的作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远在鄂尔浑回纥汗国时期，回鹘人便擅长经商、贸易。“安史之乱”后，回鹘因助唐平叛有功，唐肃宗与回鹘叶护商定每年送回鹘两万匹绢，并允许回鹘互市，进行绢马交易。回鹘人利用这一机会，开始大兴经商之风。回鹘商人很有才干，“中西商业之贸迁有无，遂几为其所独占”(王日蔚《唐后回鹘考》)。当时，他们的足迹远达契丹和中原地区，尤其是在唐朝首都长安，他们的人数经常可达数千人。他们把从中原换得的大量丝绸，转让粟特人运销到中亚和欧洲，从中获得厚利而致富。
回鹘定居古新疆后，商人的活动更加活跃。那时，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由马、牛、驼、驴和木轱辘大车组成的浩荡商队。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的高昌回鹘，主要是以喀什、和田为势力范围的喀喇汗王朝，生产发展，地处交通枢纽，既同西南亚，北非保持着商业往来，亦于中原的宋、辽王朝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因在漫长的丝道上长途跋涉非常险恶，不但要过荒山野岭、茫茫大漠，且要忍饥受寒，而且沿途关卡林立，盗匪丛生，又常有战乱，所以大宗的商品贸易，实际多系官办，以“朝贡”的形式进行，“欲通货市贾，以献为名”。回鹘商人们往往组成多达数百人的商队，打着使节的旗号出发。这种商队除负有国家的政治使命之外，还携带着本国大批的土特产和西方的珍宝，如马匹、玉石、大象、琥珀、羚羊角等。一路上，他们有本国和友邦的军队护送，沿途还能得到周全的食宿照顾。到了京城，朝廷把他们奉为上宾，热情款待，并高价收购他们带来的货物，折合成铜钱或丝绢、茶叶、银器、瓷器，海味等。临回来时，皇帝会给他们赐封荣誉官衔，赏赐大量礼物。每次，这种多由商人冒充的使节队伍都能浩浩荡荡地满载而归。元明时期，交通畅达，畏兀儿商人组成的庞大商队在古丝路上往来也很频繁。他们成批成批地把当地的土特产运到中原，换回茶叶和丝绸。尽管唐宋以后，我国经济中心南移，海路贸易逐渐兴盛，但西域这条欧亚陆路通道并未断绝，在东罗马、印度、波斯、阿拉伯都曾留下过维吾尔族商队的足迹。17世纪初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的行记里，谈到当时的中西贸易中，塔里木盘地各绿洲的商队“凡五百人，随从、骡马、骆驼、车辆甚众”,并谈到喀什噶尔(今喀什)“商队领袖为国王任命，纳金若干，便可得职，在全途间，可以管辖商人”。这些商队的活动，为沿途各地带来了繁荣和财富，为东西方的经济交流做出了贡献。
(2) 古代草原商队。近年的考古发掘证明，远在春秋战国之际，丝织品已流传于阿尔泰山以南，天山以北的草原游牧地区。这要归功于来往于草原上的商人，是他们的商队通过“草原丝绸之路”,用各种牲畜和皮毛为草原上的各族牧民带来了丝绸，也带来了粮食、布匹等各种必需品。公元前105年，乌孙王“贡马千匹，求尚公主”,而汉武帝为细君公主远嫁“厚赐乘舆衣服器用”作陪嫁。自此，草原商队以“进贡”为名驱马到内地交换丝绸的绢马交易一直持续不断。公元6世纪中叶，最初的起源地在准噶尔盆地以北的突厥人由土门建起突厥汗国。《周书·突厥传》载，突厥汗国各部都组织了商队，“相率贡马万匹”,远渡流沙与内地进行了绢马交易。西突厥可汗还几次以派使节为名，组成商队，由中亚经高加索西行，到达东罗马都城，直接同东罗马做丝绸交易。
到15至17世纪，草原商队从中原运回草原最多的货物，除丝绸之外，还有茶叶和大黄。茶叶中含有芳香油，能溶解脂肪，起消食、提精、清脑作用。品质优良的野生大黄，产于甘肃和青海。大黄能“调中化食，安和五脏”,有多种医药功能。草原游牧民族因食牛羊肉和奶制品较多而易上火坏胃，茶和大黄便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清热、解毒、健胃的饮料。在中世纪欧洲，茶是昂贵的奢侈品，大黄被视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明史·食货志》就谈到：“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英国学者李约瑟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里说：“大黄似乎另有它自己特殊的商路，经由里海以北的各部落而进入西方。”
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天山南北曾受准噶尔蒙古贵族的统治。当时，天山以北的蒙古、哈萨克等游牧民族与清朝的贸易基本上靠准噶尔商队来进行。准噶尔商队有时达数千人，在草原古丝路上往来不绝。即使清与准噶尔因战争使官方贸易受阻时，商队在民间的贸易活动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商队有“官办”和“商办”两种。“官办”的由清政府直接以库银及库贮的丝绸、茶叶、布匹等与之兑换。“商办”的由政府召集富商大贾包揽买卖。据清档案记载，准噶尔商队的贸易除供应准噶尔蒙古哈萨克等民族之外，还有一小部分销往俄罗斯。18世纪中叶，清政府打败了准噶尔贵族，统一了西域。从此，草原商队与内地的商业往来更加畅行无阻。
自古代起，往来于草原古丝路上的商人一直享有相当高的荣誉地位。如《旧唐书·突厥传》记载：“颉利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胡人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彰，兵革岁动，国人患之，诸部携贰。”可见突厥统治者结交了一大批西域商人。这批商人甚至取得了可汗的信任，参与以至左右了突厥最高统治者集团的决策，影响着突厥政权的政治和突厥人民的生活。再如，在13至14世纪蒙古贵族统治哈萨克草原时代，商人曾是可汗的“商业代理人”或“合股商人”,金帐汗国统治者常把派遣使节和商团放在同等地位。
(3) 巴扎与巴扎天。巴扎，即街或集市，原是波斯语。明代陈诚、李暹合着的《西域番国志》记述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乡村多立圩市，凡交易处名把咱儿”(即“巴扎”)。每七日一集，以易有无，至暮俱散”。新疆突厥语各民族多借用“巴扎”一词，包括新疆的汉族人也常采用此音译。中亚的谢热甫丁·艾里·叶孜迪(约1360～1440)的历史小说《艾米尔·铁木尔演义》中多次提到巴扎。看来，“巴扎”一词最迟于元代已在中亚民族的语言中流行了，而此类贸易活动早在公元前就已出现。
巴扎的其中一个含意，是指设在人口聚居的城镇中进行商业交易的街市。这种巴扎在新疆的绿洲、草原上星罗棋布。它依据城镇的大小、规模，各有不同，像乌鲁木齐高楼大厦林立的大十字可称为巴扎，而仅有几家店铺的村镇也可称为巴扎。有些巴扎的整个街市上架有蓬盖，以遮阳光，风雨。里面有货摊，也有各种商店、肉铺、馕坊、饭馆等等。然而，最热闹又有特色的还属《西域番国志》谈到的“每七日一集”的巴扎。这种巴扎多在绿洲的小市镇上按周期进行。人们将进行这种“朝集晚散”巴扎的那一天称作“巴扎天”。巴扎天的周期也同哈烈一样，多为七天一轮。但也有一周有两个巴扎天的，如乌什每逢星期一、四都是巴扎天。每逢巴扎天，天刚破晓，广大农牧民便有的步行，有的骑驴马，有的坐车，从四面八方涌向巴扎。巴扎立时如同烧开的锅一样沸沸扬扬，热闹异常。货摊常常沿街道摆成一字长蛇阵向远方延伸，一般可以摆满几条街。还分别有瓜果巴扎、牛羊肉巴扎、布匹服装巴扎、地毯巴扎、帽子巴扎……当地的土特产，手工业产品应有尽有，连中亚、西亚等地运来的货物也随处可见。巴扎天最引人注目的是农牧民们拿来的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比如，新疆是“瓜果之乡”,每当夏秋季节的巴扎天，瓜果巴扎上总会停满一辆辆装满瓜果的马车、驴车，甜瓜、西瓜堆得像一座座小山，杏子、桃子、梨子、苹果一筐筐，一袋袋排成长龙，使人眼花缭乱，不知选那个好。老乡们常会请你蹲在他的筐前，任你选吃桃子、杏子。等你吃够，他按你吃下的杏核，桃核的数量，随便收你点钱。有的小青年淘气，边吃边藏起一桃核、杏核，憨厚、朴实的老乡总是睁一眼，闭一眼，从不计较。进行集市贸易活动的巴扎，为活跃新疆的城乡市场，为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发挥了很大作用。新疆绿洲上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巴扎，离不开巴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