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战上(兵战不如商战)

郑观应

自中外通商以来，彼族动肆横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求与彼决一战哉。于是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以为而今而后庶几水栗而山詟^①乎。而彼族乃咥咥然窃笑其旁也，何则？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刃。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②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③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

夫所谓通者，往来之谓也。若止有来而无往，则彼通而我塞矣。商者交易之谓也。若既出赢而入绌，则彼受商益而我受商损矣。知其通塞损益，而后商战可操胜算也。独是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借楚材以为晋用^④，去所恶而投其所好，则可以彼国物产仍渔彼利。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⑤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即今力图改计，切勿薄视商工。特设商部大臣总其成，兼理工艺事宜，务取其平日公忠体国、廉洁自持、长于理财、无身家之念者方胜厥任。并通饬各省督、抚，札谕各府、州、县官绅及各处领事，仿西法由各艺各商中公举殷商及巧工设为董事，予以体面，不准地方官借此要求。凡有商务、工务应办之事，可随时禀报商务大臣。或商务大臣不公，有循私自利之心，准各省商务局绅董禀呈军机转奏，庶下情上达，不至为一人壅蔽也。

……

或曰：“如此兴作诚善，奈经费之难筹何？”则应之曰：我国家讲武备战数十年来，所耗海防之经费，及购枪械船炮与建炮台之价值，岁计几何，胡不移彼就此。以财战不以力战，则胜算可操，而且能和局永敦，兵民安乐，夫固在当局者一转移间耳。第商务之战，既应藉官力为护持，而工艺之兴，尤必藉官权为振作。法须先设工艺院，延欧洲巧匠以教习之，日省月试以督责之，技成厚给廪饩^⑥以优奖之，赏赐牌匾以宠异之，或具图说请造作则藉官本以兴创之，禁别家仿制以培植之。工既别类专门，艺可日新月异。而后考察彼之何样货物于我最为畅销，先行照样仿制，除去运脚价必较廉，我民但取便日用，岂必贵人贱己，则彼货之流可一战而渐塞矣。然后更视其所必需于我者，精制之而贵售之。彼所必需断不因糜费而节省，则我货之源可一战而徐开矣。大端既足抵制，零星亦可包罗，盖彼务贱，我务贵，彼务多，我务精。彼之物于我可有可无；我之物使彼不能不用。此孙子上驷敌中，中驷敌下，一屈二伸之兵法也。惟尤须减内地出口货税，以畅其源；加外来入口货税，以遏其流。用官权以助商力所不逮，而后战本固，战力纾也。

考日本东瀛一岛国耳，土产无多，年来效法泰西力求振作，凡外来货物悉令地方官极力讲求，招商集股，设局制造，如有亏耗设法弥补，一切章程听商自主，有保护而绝侵挠，用能百废具举。所出绒布各色货物，不但足供内用，且可运出外洋，并能影射洋货而来售于我。查通商综核表，计十三年中共耗我二千九百余万元。光绪四年至七年，此四年中日本与各国通商进出货价相抵外，日本亏二十二万七千元。光绪八年至十三年，此六年进出相抵，日本赢五千二百八十万元。前后相殊如此，商战之明效可见矣。彼又能悉除出口之征，增入口之税，以故西商生计日歉，至者日稀。邻之厚，我之薄也。夫日本商务既事事以中国为前车，处处借西邻为先导。我为其拙，彼形其巧。西人创其难，彼袭其易。弹丸小国，正未可谓应变无人，我何不反经为权^⑦，转而相师，用因为革，舍短从长，以我之地大物博、人多财广，驾而上之犹反手耳。

夫如是则中国行将独擅亚洲之利权，而徐及于天下。国既富矣，兵奚不强？窃恐既富且强，我纵欲邀彼一战，而彼族且怡色下气，讲信修睦，绝不敢轻发难端矣。此之谓决胜于商战。

选自1894年《盛世危言》

〔注释〕　①詟(shè)：即慑。恐惧、害怕之意。　②掊(pǒu)：打破。　③餍(yàn)：满足。　④借楚材以为晋用：语出《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虽有楚材，晋实用之。”声子出使晋后回到楚国，令尹子木问他：“晋的大夫与楚的大夫，谁更贤明？”声子答道：“晋的卿不如楚，晋大夫是贤明的，皆为当卿的人才。好像杞木、梓木、皮革，从楚国去的一样。楚虽有人才，但晋实在使用了它们。”　⑤十八省：清初对长城以南的明代故土，乃沿用明制分为十五省。康熙初年，分陕西为陕西、甘肃两省，湖广为湖北、湖南两省，江南为江苏、安徽两省，共为十八省。　⑥饩(xì)：粮食、谷物。　⑦反经为权：经为正规、常规之意。反经，即不遵正常的规则。权：变通的办法。为权：为顺应形势，所采取的权宜变通的方法。

〔鉴赏〕　努力追寻“商战”的意义并反复加以论释，近代中国由郑观应肇始。商战一词较早出现在1862年，见曾国藩致湖南巡抚毛鸿宾的信中：“至秦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法令如毛，国祚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法令更密于牛毛，断无能久之理。”(《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七)出于卫道的目的，曾国藩虽看到西方列强的立国之本在“商战”，但他对“商战”是完全否定的。相同的焦点得出的见解却是正反相逆。郑观应是甲午战争(1894年)前后，风靡一时的“商战”论的主要代表者，这也是他经济理论的核心。

“商战”指市场竞争及由此而来的经济侵略，“兵战”指军事冲突及以强凌弱的军事侵略。郑观应指出，兵战是有形的，为“形战”;商战是无形的，是“心战”。“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商战下》)兵战的祸害很显著，但时间很短；商战祸害极大，且时间很长。故商战比兵战更为隐蔽，更有威胁性。应该把商战放在比兵战更为优先的地位，即“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对学习西方，时人热衷于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军等等措施，郑观应认定，那是“只知形战而不知心战”(《商战下》)，“商足以富国，岂可视为末务！”(《变通商务论》)以英国来说，以商务开疆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都是由商人为先导的。西人自强的根本，在于振兴商务。郑观应疾呼，以商为末的传统观点绝对应该破除：“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耶？”(《商战下》)

农本商末的传统观点，自汉一直持续到清。《汉书·文帝记》载：“农，天下之大本也。”岁月流逝了近两千年，雍正老调重弹：“凡士农工商，皆赖食于农，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其末也。”(《清世宗实录》卷七十五)汉高祖下了贱商令，商人不得穿丝织品，不能乘车。因为农业是封建社会中有着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是赋税与地租的主要来源。统治者最怕农民从土地中游离出来，易于获利、流动性强的商人大量出现，会造成经济与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历代王朝奉行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政策。于是传统的四民观中，就以士农工商为排列次序了。

要进行商战，必须改变传统的贱商观念和士农工商的顺序。郑观应抨击作为社会精英的“士”，认为他们固守的传统观念，已成为“商战”的重大障碍。士大夫们积习太深，不肯讲习技艺和深入钻研科学，以为工商是谋利的事，不屑与之为伍。提高商人的地位，在郑观应看来是急切的事情。他断言，商人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即商贾“实握四民之纲”(《商务论》)。这对传统的四民观是一种否定。

进行商战，还要从传统自然经济转变到近代的市场经济。郑观应的具体主张有四个方面。一是“工以翼商”：“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这是以工业制造为商战奠定基础。如果只有以流通为主的商业，没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为基础，即使物产日丰，也只能提供低级的产品。二是强调从法律上确立专利权：“法须先设工艺院”，对日新月异的工艺，“禁别家仿制以培植之”。三是造就一大批商务人才，他们能按照世界范围内行之有效的规则，推进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在口岸开禁以后，未能受到通商之益，反受通商之害，原因在于缺乏讲求商务之人。郑观应疾呼，要在商务局中兼设商学，分门别类，进行教育，破其愚昧，开其智力。四是从行政体制上作改革，于六部之外增设商部：“特设商部大臣总其成，兼理工艺事宜。”分设商务局于各省水陆通衢，由素有声望的绅商为局董，支撑和保护工商业者发展实业。使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于中国者，皆可运售。同时，于各府、州、县设之商务公所，由工商业者自行选举商董。官方的势力与地方上的强权，不能干涉。由他们自己研究谋划，决定兴废。发展制造业、确立专利权意识、通过教育培养大批商务人才、行政体制上作适当的改革，从这四方面看，郑观应的“兵战不如商战”的主张里，有着非常明确的近代意识。

“兵战不如商战”主张的提出，与郑观应的经历相关。1858年，17岁的郑观应到上海学商，做过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亦自营商务。与马建忠一样，郑观应在洋务企业中多次担任过高级职务，与李鸿章关系尤密。1878年，奉李鸿章札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80年后，先后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上海电报局部办、汉阳铁厂总办等职。晚年任轮船招商局董事。没有如此丰富的商务活动，是难以提出“兵战为形战，商战为心战”、“兵战不如商战”的重商思想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