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繁荣的政治原因

唐诗繁荣的政治原因

白晓朗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文系！100024

 

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繁荣的黄金时代。诗歌数量之多、质量之高， 作者之众， 都不但是空前的， 而且是绝后的。对于唐诗何以有如此的辉煌， 研究者提出了好几条原因。一是经济迅速发展， 国力强盛， 老百姓安居乐业， 为文化、为诗歌的发展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国家空前规模的统一， 也为文学、为诗歌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三是读书人乃至整个社会都有一种爱诗写诗的风气， 以此为荣， 以此为时髦， 而这又与唐王朝重视文人、重视诗歌密不可分。四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这些当然都是很对的， 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四个方面， 唐诗便不可能达到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

 

但是， 对于唐诗繁荣的政治原因， 研究者却很少论及。是没有注意到呢， 还是有某种难言之苦？但不把这个政治原因揭示出来， 就不能全面说明唐诗繁荣的原因。或者说， 对唐诗繁荣的解释就还是残缺不全的。因为这个政治原因对于唐诗的繁荣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个政治原因， 唐诗就不会达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境界。

 

唐王朝的开国皇帝是李渊， 但给唐王朝近300年的发展真正打下基础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是中国封建皇帝中最开明的皇帝。不但在他之前没有哪个皇帝在开明上能赶上他， 便是在他以后， 也没有哪个皇帝能在开明上与他匹美。他当皇帝虽然只有23年， 但他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的开明作风却几乎影响 整个有唐一代。也可以说， 由他的开明作风所形成的传统几乎贯穿了唐王朝的始终。在这种开明作风下， 唐王朝的政治环境一直相当宽松 (武则天时代这种宽松有所中断， 但李隆基上台后又恢复了这种宽松) 。人们可以比较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谈自己的看法， 甚至直接向皇帝提意见， 批评皇帝， 很少因言获罪。正是在这种宽松环境和气氛中， 才涌现出了以魏征为代表的不少正直敢言之士。这种环境和气氛， 对于思想的活跃， 对于言论的活跃， 特别是对于文人作家诗人比较自由的、大胆的写作， 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唐诗中有那么多自由表达自己的心志、深刻揭露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尖锐批评朝廷的政策、乃至把批评矛头直指皇帝的作品——“一言以蔽之”, 有那么多严厉“攻击”现实的作品， 正是这种开明政治和宽松环境的结果。对于文学的繁荣来说， 这种开明政治和宽松环境甚至比经济的发达、物质的富足和社会的安定更来得重要。

 

这只要举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三个在唐代诗坛三足鼎立的大诗人的诗作就足以说明了。

 

李白是唐代最具天才气质的诗人。“天生我才必有用”, 他不但对自己的文学才能极为自负， 对自己的政治才能也极为自负。他常以张良、诸葛亮、谢安等人自比， 在政治上对自己的期望和定位极高。所以当他由于吴筠的举荐而被唐玄宗李隆基召见的时候， 他这样描写自己的得意忘形：“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他以为自己这一进京， 唐玄宗至少也得给他个部长 (尚书) 当当， 说不定还要请他当总理 (宰相) 呢。可是由于他恃才傲物， 根本不把权贵们放在眼里， 不愿在权贵面前低眉折腰， 权贵们对他非常忌恨， 不断在唐玄宗跟前说他的坏话。唐玄宗便以他“非廊庙器”一锤定音， 断送了他做官而且是做大官的美梦。对于唐玄宗这一对李白的评价， 学者们大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我却认为这个评价放在李白身上一点也不冤枉李白。李白的个性、气质确实都不适于做官。他在权贵面前不低眉折腰这一点， 就足以说明他不适于做官。不仅是在封建时代， 就是在任何时代， 像李白这样恃才傲物而不在权贵面前低眉折腰的人都不可能在官场春风得意。可惜当时没有“文联”“作协”之类的组织， 不然李白去当个“文联”主席或者“作协”主席倒可以。叫他当政府官员， 莫说人家不叫他当， 就是叫他当， 他也当不长。他实在不懂而且他那种个性和气质也不屑于懂得官场的学问和当官的窍门。这决定了他确实“非廊庙器”, 即不是做官的材料。

 

然而， 这对李白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由此也对官场、对现实充满怨恨。他把这种怨恨毫无掩盖地、淋漓尽致地写进自己的诗歌中。“昨日之日”弃我而去， “今日之日”又使我心乱使我烦忧。我处在“花间一壶酒， 独酌无相亲”的极度孤独和苦闷之中。我“欲登太行雪满山， 欲度黄河冰塞川”, “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因此苦闷忧愁成了他人生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味道。他想借酒销自己的“万古愁”, 却是“举杯消愁愁更愁”。最后他大喊：“人生在世不称意， 明朝散发弄扁舟”。表示了对现实的彻底失望和与现实的彻底决裂。如果说李白的诗是一曲高亢激昂雄壮的交响乐， 其主旋律就是对现实的抨击， 就是同朝廷的对立 。可是， 就是这样放肆抨击现实的诗歌， 就是这样放肆同朝廷对立的诗人， 在那个时代却安然无恙。不仅可以自由自在地作人， 而且可以自由自在地写诗。同许多封建王朝相比， 特别是同后来的明朝、清朝相比， 这简直是一个奇迹。明朝初年的文人宋濂、刘基、高启， 都先后被朱元璋所杀。其中的高启， 仅仅因为坚辞户部侍郎的任职， 便被朱元璋认为不肯合作而借故腰斩于市。清朝大兴文字狱， 文人们一字不慎、一句不慎都可获罪， 乃至危及生命。李白要活在明朝、清朝， 恐怕早被杀了。李白如果识时务， 也不敢写那些诗了。总之， 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李白了。而我们现在竟有李白， 有李白的诗歌， 完全是唐代那个宽松的政治环境成全了他， 造就了他。其他的时代未必没有像李白这样的天才， 只因没有李白所处时代的那种宽松的政治环境， 所以天才也被压抑和扼杀了。李白能出现在唐朝， 这是唐朝的光荣， 也是唐朝宽松的政治环境的一个必然。

 

与李白齐名的另一个天才诗人是杜甫。不过李白的天才主要表现为浪漫主义， 杜甫的天才主要表现为现实主义；李白对现实的不满、对现实的抨击主要是从自我出发的， 杜甫对现实的不满和抨击主要是从民众出发的。杜甫深刻地同情人民， 热爱人民， 自然会对统治阶级祸国殃民的政策和罪行怀着强烈的憎恨。这种情绪和思想毫无遮拦地表达在无论是在安史之乱前还是在安史之乱后他的诗作中。

 

安史之乱前的作品可以以《丽人行》《兵车行》而特别是《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为例。当时的杨国忠兄妹， 炙手可热， 权倾天下， 杜甫却敢在《丽人行》中对其奢侈淫逸的生活无情地进行揭露。其锋芒何只是指向杨氏兄妹， 简直就是指向唐玄宗， 因为正是在他的矫宠下， 杨氏兄妹才有这样的权势。在另一首《寄贺兰》中， 诗人还把杨氏兄妹的这种生活同人民的苦难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 指出正是他们的“欢娱”, 才造成天下的“震荡”。《兵车行》则把矛头直指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唐玄宗， 严厉抨击了他的穷兵黩武给人民造成的灾难。诗中说：“边庭流血成海水， 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 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 禾生陇亩无东西。”然而， “县官急索租， 租税从何出！”至于前线， 更是“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 天阴雨湿声啾啾！”以至人们“信知生男恶， 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 生男埋没随百草。”这种批判和抨击的彻底性不能不令人赞叹。

 

《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它的批评价值不仅在于力透纸北地揭露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的尖锐的社会不合理现象， 也不仅在于写出了“彤庭所分帛， 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 聚敛贡城阕”这种统治者对劳苦人民的横征暴敛， 还在于诗人把这些不合理现象及横征暴敛直接同最高统治者联系在一起， 同唐玄宗及其宠臣在骊山“君臣留欢娱， 乐动殷胶葛。……中堂舞长袖， 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 悲管逐清瑟。劝客骆蹄羹， 霜橙压香桔”的花天酒的醉生梦死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进行了尖锐的对比。诗人因此发出这样深长的叹息：“荣枯咫尺异， 惆怅难再述。”该诗最后还写了自己回到家“入门闻号啕， 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 里巷亦呜咽”的悲惨场面。至于那些“失业徒”和“远戌卒”的苦难， 就更可想而知了。这些也都同唐玄宗及其一伙花天酒地的生活形成令人触目惊心的对照。这种对照而产生的对现实的批判具有深刻的震憾力量。然而这样尖锐“攻击”现实、“攻击”君王的作品当时竟然能够流行于世。杜甫竟没有因此被打成什么“分子”之类。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对于安史之乱杜甫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那就是坚决反对安史之乱， 支持政府平定安史之乱。这从他在四川时听到官军收复河北的喜悦心情可以得到证明：“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但这也并不妨碍他一如既往地对政府祸民政策和官吏如狼似虎的批判和揭露。在“三吏”和“三别”中， 他反映出广大人民在残酷的兵役上所遭受的痛楚。无论是年过兵役年龄的老汉， 还是不及兵役年龄的中男， 甚至没有服兵役义务的老妇， 也都被捉去上前线。抓丁的官吏如凶神恶煞， 惊扰得农村鸡飞狗上墙。有的被抓者不得不和新婚的妻子辞别， 有的被抓者不得不以垂暮之年和家人辞别， 有的被抓者家里已经没有了人而只能和空无一人的家辞别。这是多么惨痛啊。当时正是政府全力平叛之际， 杜甫仍然把自己批判的锋芒指向政府， 竟没有人追究他的立场问题。这是连我们今天的人也感到奇怪的。因为这种背景下出现这样的诗， 阶级斗争时代的我们也是坚决不能允许的。特别是杜甫《三绝句》之一这首诗：“殿前兵马虽骁雄， 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 妇女多在官军中。”揭露了平叛中官军的屠杀无辜和奸淫妇女。这样“攻击”官军、“损害”官军形象、也可以说灭自家威风的诗竟也风行当时。也没有什么卫道士出来对杜甫进行责难。要是没有相当宽松的政治环境， 这是断断不可能的。

 

白居易是杜甫的有意识的继承者， 也是杜甫之后的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一进入仕途， 便立下了“为民请命”的志向。他曾上书皇帝， 指出人民的贫困是由于“官吏之纵欲”, “君上之不能节俭”, “财产不均， 贫富相并”。他大胆地要求统治者“以天下之心为心”, “以百姓之欲为欲”。他的被他自己命为“讽谕”类的诗歌就是他这些主张的反映。特别是其中的《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 无不从“惟歌民生病”出发， “篇篇无空文， 句句必尽规”, 广泛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疾苦。在《观刈麦》中， 诗人描写了农民一年到头的辛苦， 但即便如此劳作， 仍然有因为“家田输税尽”而不得不靠拾麦穗充饥的贫苦者。这不能不视为对当时繁重的税赋制度的批判。在《采地黄者》中更反映了农民牛马不如的生活， 他们没有“口食”, 而有钱人家的牛马却有吃不完的余粮。而在《杜陵叟》中诗人竟借那位杜陵叟之口对巧取豪夺的官吏爆发出这样的怒吼：“剥我身上帛， 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 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在封建时代， 妇女的命运更多一层悲惨， 特别是那些被迫断送青春和幸福的宫女。白居易对她们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在《上阳人》一诗中， 诗人写一个宫女， “玄宗末岁初选入， 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被选入宫中的还有百余人。她们“未容君王见得面”, “一生遂向空房宿”, 诗人由此发出这样的呐喊：“上阳人， 苦最多。少亦苦， 老亦苦”, 整个一生都被残酷地葬送了。这早已不仅是对宫女们的一般同情了， 而是对残害人性的封建社会宫女制度的血泪控诉和抗议。对于中唐的弊政“两税法”诗人也给了猛烈的抨击。农民没有铜钱， 官家却强令农民交钱。农民为了换钱交税， 只好贱卖辛苦生产的粮食和丝棉， 致使“岁幕衣食尽”。而官家“敛索无冬春”, 以夺取农民“身上暖”来向上司“买尔眼前恩”。对于中唐的另一名为购物“而实夺之”的“宫市”制度， 诗人更是深恶痛绝， 在《卖炭翁》中进行了无情的鞭挞。那位可怜的卖炭翁， 好不容易烧了一车炭， 天寒地冻， 赶着牛车拉到城里去卖。“可怜身上衣正单， 心忧炭贱愿天寒。”但负责给皇宫采购的太监， 只用“半匹红纱一丈绫”便把千余斤的一车炭强行拉走了。须知， “宫市”制度牵扯到皇帝和太监的利益， 一般人很少敢于过问。白居易却大胆地提了出来， 并把这种制度的祸民性赤裸裸地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中。这不只体现了白居易的勇气， 更说明了那时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如果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对于凡是“攻击”其政策、“攻击”其现实的作家作品都当做“毒草”加以取缔， 当然也可能有几个不怕死的， 但即便他们写出来， 却禁止流传， 也不会广泛地为人所知了。又何来白居易那一整套“讽谕诗”哉！

 

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以后， 写作态度和诗歌的内容风格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自认为被贬江州是“得罪于文章”。但如果真的是“得罪于文章”, 他后来也不会又被起用并重用了。可见即便与他的那些批判现实的诗有关， 也不是主要的原因。何况被他自称为“感伤”类的诗歌中， 仍有对现实表示不满的作品。《琵琶行》就对自己的被贬发了一大通牢骚， 借那位琵琶女的不幸的命运比喻自己的命运。特别是《长恨歌》, 再次把矛头直指唐玄宗， 写他“重色思倾国”, 当把天生丽质的杨玉环一朝选在身边以后， “从此君王不早朝”, 一天到晚都沉侵在与杨玉环的寻欢作乐之中。杨玉环也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姊妹弟兄皆列土”。致使“天下父母心， 不重生男重生女”。自然谁也不能说安史之乱就是李隆基贪图与杨贵妃寻欢作乐不理朝政酿成的， 《长恨歌》也主要不是批判李隆基的“重色”误国， 但白居易把李隆基的“重色”“不早朝”同安史之乱连在一起， 则分明表示着对唐玄宗的批判。当时唐玄宗早已死了， 但当政的乃是他的子孙。批判攻击唐玄宗， 就是批判攻击当时皇帝的祖上， 而中国是最忌恨所谓“挖祖坟”的。清朝时雍正皇帝用文字狱杀了一批所谓攻击清朝和他的父亲康熙皇帝的文人， 对攻击他自己的却留了一条命。但雍正死后乾隆皇帝一即位， 就把那些攻击雍正的而未被雍正杀掉的文人杀掉了， 以此来表示自己的“孝”。但白居易生活年代的当政的唐玄宗的子孙并未因为白居易居然攻击他们的祖上“重色”而怪罪白居易。须知， “重色”“好色”是很败坏一个人的名声的。战国时代楚国那个宋玉一篇《登徒子好色赋》便给登徒子留下了数千年的“好色”的恶名。白居易非但未受任何追究， 《长恨歌》还广为流传， 一名歌妓因为背诵得《长恨歌》而身价倍增。

 

唐诗中对现实表示不满和批判现实的作品简直太多了。就是上述所举李白、杜甫、白居易“攻击”现实的作品也只是他们“攻击”现实的诗歌中的一小部分。就这， 已足以看出和证明唐代政治环境的宽松了。

 

政治和文学是密不可分的， 文学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这种密不可分和不可脱离不仅表现为文学的题材、文学的内容总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家生活在政治现实中也总有自己的政治态度；同时也表现在政治家的开明、政治环境的宽松与否决定着文学的发展和繁荣状况。政治家开明， 政治环境宽松， 文学就发展就繁荣， 就会出现精品和传世之作， 特别会出现深刻反映现实的具有历史画卷意义的巨著。唐诗所以能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 能出现以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和以他们的诗作为代表的5万多首诗歌， 出现以李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派和以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派， 出现被称为“史诗”的杜诗和被称为“诗圣”的杜甫， 出现被称为“诗仙”的李白， 与唐朝由李世民确立并基本贯穿于整个唐代的开明政治、宽松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完全可以说没有这种开明政治和宽松的政治环境， 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繁荣的唐诗， 就不可能有李白， 就不可能有杜甫， 就不可能有白居易。有， 也会是另一个面目了。

 

这， 就是历史的诉说， 就是历史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