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人所体认的杜甫精神

唐宋人所体认的杜甫精神 

杨胜宽

四川乐山师范学院！614004

 

笔者近年正在进行宋代杜诗学的研究， 既涉及到从宋初至北宋中后期， 及整个南宋时期宋人对杜甫其人其诗的认识过程和评价变化①, 也涉及到某些文学流派对杜甫的认识和评价传统②, 还对一些有代表性的诗论家的杜学思想进行了专门研究。③通过从不同角度切入宋人对杜甫其人其诗的认识和评价进行分析， 以下结论越来越清晰：宋人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唐代诗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对杜甫“诗人或不尚之”④的风气， 而且充分发扬了杜甫的诗歌精神， 使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不仅具有艺术上集大成的地位， 还与历史上人格最杰出的诗人屈原、陶潜等享有同样的令誉， 他不仅是最受尊崇的唐代诗人， 也是中国几千年诗歌发展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之一。杜甫在宋代事实上超过李白而居于独尊的地位， 以及在元明清各代被诗人们戴上越来越辉煌的桂冠， 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应归功于宋人所做的工作。

 

宋人对杜甫其诗情有独钟， 不单单是诗人的主观喜好， 它有着较为复杂的时代政治背景和较为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原因。宋代文人对疆土日狭和国运日蹙的忧患意识， 正与杜甫其人的忠悃忧国和其诗悲天悯人情怀相合拍。所以在宋代历史上， 大凡士人对时弊沉疴大声疾呼或处于国运危殆之际， 呼唤杜甫精神的声音就特别强烈。宋人把杜甫其人其诗结合在一起进行认识和评价， 既是宋代士人提倡操守、注重为人气节的选择需要， 也是宋人对隋唐五代士风流弊的自觉扬弃。宋代不止一人曾公开表露过对李白人品的异议 (如王安石、苏辙等) , 虽然不一定公正客观， 但宋代士林的舆论倾向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宋人对杜甫其人其诗的普遍推崇， 自然会对宋代诗歌发展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我们不难注意到， 北宋对杜甫其人其诗推崇最力的时候， 也正是宋诗时代风格真正形成的时候。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巧合， 其间有着必然和内在的关联。当然， 在杜甫被狂热的推崇过程中， 盲从的心理和被动的仿效又给宋诗创作带来了很大弊病， 这一点也是我们研究宋人学习杜甫其人其诗的利弊得失不应忽略的。

 

一、唐人所推崇的杜甫精神

杜甫在生之年， 世人对其诗的推崇程度并不十分突出。盛、中、晚唐人选诗多不选杜诗⑤, 这就很能说明杜诗在当时诗坛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在《调张籍》, 诗中怒斥“群儿愚”, 可以看出当时—些诗人是颇为轻视杜诗的， 甚至还有一些不怀好意的“谤伤”。但韩愈除了把杜甫列为唐代善作“不平则鸣”的作家之一和称赞其才高名重之外， 并没有对杜甫所以伟大之处提出什么新颖见解。真正对杜甫精神有所发掘的是韩愈同时的新乐府诗歌运动倡导者白居易和元稹。他们从新乐府诗歌运动提倡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需要出发， 极力标榜杜甫艺术上的兼容精神和创造精神， 认为这是包括李白在内的所有唐代诗人所不能企及的。这成为唐人对杜甫其人其诗评价的最大共识。

 

杜甫在诗歌艺术上的兼容精神， 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论述最为充分。作者在序文开头即言：“余读诗至杜子美， 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接下来就叙述中国诗歌的发展演进， 尤其对六朝宋齐以来诗风的流弊作了批评， 流风所被， 唐代诗人亦不能免， 其弊如元氏所说：“莫不好远者遗近， 务华者去实；律切则骨格不存， 闲暇则纤莫备。”杜甫之诗， 则一扫偏狭浮华之弊， 兼容古今体势， 集艺术之大成。他说：“至于子美， 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 古傍苏李， 气夺曹刘， 掩颜谢之孤高， 杂徐庾之流丽， 尽得古今之体势， 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苟以为能所不能， 无可不可， 则诗人以来， 未有如子美者”。在元稹看来， 杜甫正是有这种兼容古今的大度， 乃能杂取众长， 而兼人人之所独专， 应验了“有容乃大”的古训。他那“能所不能， 无可不可”的艺术表现力， 正得力于“尽得古今之体势， 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的艺术兼容精神。接下来， 元稹还将杜甫与李白作了比较， 着重要说明的问题是：李白诗的成就和特色， 是其不世天才所造成的；而杜甫诗在充分发挥其后天成就的艺术表现力方面， 是李白远远不及的。杜甫后天成就的诗歌艺术才能， 显然是兼容古今、博取众长的结果。白居易也看到了这一点， 评价说：“杜诗最多， 可传者千余首， 至于贯穿古今， 尔见缕格律， 尽工尽善， 又过于李。”⑥

 

对杜甫的创新精神， 元稹也有充分的论述。《酬孝甫见赠十首》其二云：“杜甫天材颇绝伦， 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 不著心源傍古人。”杜甫一方面尽得古今体势兼人人之所独专， 融汇古今人之所长以为己有， 另一方面又用时代的语言、自己的表达方式来摆脱古今人的束缚， 形成独立的诗歌风格， 在继承的基础上超越古今， 这是杜甫创新精神的主要特征。杜甫在文学继承方面的独特思想， 可从他寓居成都时所作《戏为六绝句》的五六两首绝句中得到清楚的印证。其五云：“不薄今人爱古人， 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 恐与齐梁作后尘。”其六云：“未及前贤更勿疑， 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 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所表述的文学继承思想， 在当时与同辈人相比， 是最公允可贵的， 集中体现了其兼容并包的文学眼光与文学气度。而杜甫的文学继承思想与文学创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全面地、批判地学习继承前人， 目的乃在于变古人的专诣为自己的兼擅， 融汇贯通， 实现对古今人的超越。杜甫“转益多师”的思想实质， 在于不为某一师法所拘限， 以兼擅众长的优势， 超越前人， 实现创新目的。⑦杜甫心源不傍古人， 正揭示了其本质上的创新意识。元稹还在《乐府古题序》中对杜甫“即事名篇， 无复依傍”的新乐府诗作了高度评价， 可以作为元氏所言“怜渠直道当时语， 不著心源傍古人”的一个有力的证明。元稹谈到古题乐府的演变时指出：“况自风雅至于乐流， 莫非讽兴当时之事， 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 唱和重复， 于文或有短长， 于义咸为赘， 尚不如寓意古题， 刺美见事， 尤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 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 率皆即事名篇， 无复依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 谓是为当， 遂不复拟赋古题。”表面看， 这里谈的只是一个乐府诗是否袭用古题的问题， 但它引出的却是一个怎样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古代乐府诗， 都是讽兴当时之事， 体现了“即事名篇”的原则， 符合自《诗》《骚》以来的美刺比兴传统。后人写作乐府诗， 时代变了， 表现的内容也有所不同， 却要袭用古题， 必然出现旧题与新意不相统一的矛盾。与其袭用古题的陈旧形式， 不如“师其意不师其辞” (韩愈语) , 即事名篇， 无复依傍。这样做， 表面地看是抛弃了古题乐府的衣冠， 而实质上是忠实继承了古代乐府“诗讽兴当时之事”的优秀传统。这一举措在唐兴以来的众多诗人中无人敢于突破， 而杜甫在新题乐府诗中很好地做到了， 可以看出杜甫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关系的非凡胆识与能力。

 

元、白对杜甫兼容精神和创新精神的标举， 至少回答了韩愈所不曾回答的问题， 即杜甫作为与李白并驾齐驱的最杰出的诗人， 其杰出和伟大之处究竟在何处。元、白对杜甫的论列让后人明白， 杜甫在诗歌艺术上之所以能够集古今之大成， 不是依靠其绝世的天才， 而是得益于其善于学习和吸收古今人长处的兼容精神， 及善于融汇贯通、超越古今的艺术创新精神。杜甫确立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原则， 不仅是他自己获得创作成功的最重要经验， 也是符合古今创作实际的普遍性艺术原则。元、白将这一点表而出之， 说明杜甫不仅可以享有与李白同样的地位， 而且在艺术建树上， 确有其比李白高明的独到之处。后人多从杜诗的艺术上学习借鉴， 形成了事实上的尊杜屈李局面， 应该说， 元、白与有功焉。

 

包括元、白在内的唐人， 评价杜甫一般都是从诗歌艺术成就的角度论定其在诗史上的地位， 无论谓李杜有高下优劣也好， 还是主张李杜不当轩轾也好， 都是以此为比较尺度的。唯晚唐李商隐有“李杜操持事略齐， 三才万象共端倪”之句⑧, 把李杜的操持纳入比较范围， 陆龟蒙有“李杜气不易， 孟陈节难移”之评⑨, 将李杜孟 (浩然) 陈 (子昂) 的为人气节作为评判的内容， 稍与时论有所不同。但二人均语焉不详， 未能引起世人的重视。其后孟“诗史”之论， 五代刘煦《旧唐书·杜甫传》之悉用元稹《杜公墓系铭》之言， 可乩时论所向。刘煦之传竟有“甫性偏躁， 无气度， 恃恩放恣……荡无拘检， ……其傲诞如此！”等语， 对杜甫道德品行不无微辞， 则唐、五代之人， 普遍以仅有才能和成就之文人视杜甫， 是其时评价杜甫其人其诗的最显著特点。

 

倘若杜甫只以才能与成就， 而人品道德乏善可陈的文人存在于历史视野中， 是很难经受住历史大浪的淘洗， 而为后人景仰怀念的。因为中国的文学批评传统， 素有重视知人论世， 讲究道德与文章相统一的观念。屈原之伟大， 不仅在于他写作了《离骚》, 还在于他“正道直行， 竭忠尽智以事其君”, “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⑩的忠诚与高洁道德品行；陶渊明之伟大， 不仅在于他写了最好的田园诗， 还在于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与高尚道德情操。他们才有资格成为万世共仰的文学先贤。杜甫之成为集古今大成的杰出诗人， 其诗号称“诗史”, 必有其独特的道德情怀和时代使命感作为创作的原动力。杜甫的这种精神， 必待宋人才能完成深入的发掘， 高度的阐扬。

 

二、宋人对杜甫精神的发掘和体认

研究宋代历史和文化的人， 都会注意到宋代士风的变化。《宋史·忠义传序》:“士大夫忠义之气， 至于五季， 变化殆尽。宋之初兴， 范质、王溥， 犹有余憾， 况其他哉！艺祖首褒韩通， 次表卫触， 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 勇于死敌， 往往无惧。真仁之世， 田锡、王禹、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 以直言谠论倡于朝， 于是中外绅知以名节相高， 廉耻相尚， 尽去五季之陋矣。”如果我们再去阅读一下《宋史》中田锡、王禹、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人传记， 就不难发现一个突出的共同点， 即这些人均以正直敢言、节概高尚为史家所艳称。并且很注意在士林中提倡培育这种节概， 极力形成一种社会风尚。他们在各种文章中， 也大肆宣扬这一点， 形成一种舆论环境。特别是在范仲淹倡言新政的时期， 受到当时朝野一大批盼望革故鼎新、出现政治新局面的士大夫和文人的支持拥护， 范仲淹的言行对士林影响甚大。加之欧阳修身为文坛领袖， 十分注意提携和培养后进。他们受到士人的普遍崇敬。广大士人纷纷效仿范、欧以风节自励， 以天下忧乐为忧乐的人品道德， 一时士林风气为之一变。故《宋史·范仲淹传》谓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 奋不顾身， 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 自仲淹倡之。”苏轼又评欧阳修对宋代士风之影响曰：“自欧阳子出， 天下争自濯磨， 以通经学古为高， 以救时行道为贤， 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 至嘉末， 号称多士。” (11) 由此可知， 范、欧在宋仁宗统治的中后期， 致力于对士风的砥砺， 把正直行道， 匡时救弊、忠君忧国作为士人道德言行追求的主要方面， 有意加以倡导培育。而士林对杜甫精神的发掘和体认，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开始的。

 

在欧阳修与宋祁著的《新唐书》里， 杜甫的一生主要事迹与《旧唐书》无重大变化， 但对杜甫的评价， 却有了新内容， 显出与《旧唐书》较为不同的评价尺度。《新唐书·杜甫传》云：“甫放旷不自检， 好论天下大事， 高而不切。少与李白齐名， 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 酒酣登吹台， 慷慨怀古， 人莫测也。数尝寇乱， 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挠弱， 情不忘君， 人怜其忠云。”最值得注意的是后两句话， 肯定了杜甫在寇乱频仍的时代， 大节挺挺， 没有类似王维、李白等人的历史污点；作为诗人， 他以诗歌感时伤事， 表达情不忘君的忠君忧国情怀， 这也是诗人可贵的社会正义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表现， 故尔受到世人的尊崇和爱戴。在《新唐书》的作者眼里， 杜甫即使性格上有偏躁傲诞、好发高论的缺点.与其为人气节和忠君忧国的思想比较起来， 只能算次要的和美中不足的方面， 甚至可以视为一种文人常见的怪癖， 变得容易理解和被容忍了。对杜甫为人气节和忠君忧国精神的高度肯定， 正是宋人发掘杜甫精神的最主要方面。

 

宋人对杜甫精神的发掘， 其与唐人最大的不同之处， 在于不只是品评杜诗的艺术优劣和成就高下， 而是透过杜诗进窥诗人之“心”, 去发现诗人的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张方平《读杜诗》云：“杜陵有穷老， 白头惟苦吟。正气自天降， 至音感人深。昭回切云汉， 旷眇包古今。……流寓四方路， 浩荡平生心。每览述怀篇， 使我清泪淫。” (12) 在张方平看来， 杜诗能够集古今之妙而有之， 最根本的是诗人所秉持的凛然正气和忧国忧民的情怀， 这一点既是诗人能够超迈古今的重要因素， 又是最能打动读者的魅力所在。杨蟠《观子美画像》, 云：“文光万丈照词林， 独步才难一代钦。尘土未论今日貌， 篇章空忆旧时心。寂寥冠剑无由作， 零落丹青但复吟。师法望公千载后， 仰风三叹感知音。” (13) 其立意与张诗大略相似， 认为杜甫之所以能够成为独步一时的集大成诗人， 乃在其伤时忧国、愿意担荷普天下受苦民众苦难的崇高精神。把这一观点发掘得最为透辟和详尽的， 要算政治家兼诗人、散文家王安石。其《杜甫画像》诗云：“吾观少陵诗， 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 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 生物岂不稠， 丑妍巨细千万殊， 竟莫见以何雕锼， 惜哉命之穷， 颠倒不见收， 青衫老更斥， 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 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 不废朝廷忧， 常愿天子圣， 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 不忍四海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 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画， 再拜涕泪流。惟公之心古亦少， 愿起公死从之游。” (14) 王安石在诗中， 首先肯定了杜诗能够排天斡地、写尽八极万类的非凡表现力， 有若与元气相侔， 而非人力所致者。其次撮述杜甫不幸的身世， 颠沛穷途， 老而见斥， 饥病交迫， 生逢乱世， 似乎人生一切倒霉之事都让这位不幸的诗人遇上了；王安石不仅哀叹杜甫生不逢时， 也为杜甫被昏君权臣废斥鸣不平。再次则写杜甫尽管受到朝廷不公平的待遇， 且已处于自顾不暇、病痛缠身的境地， 作为诗人， 杜甫却不废吟哦， 表达其忧时伤世的情怀， 表达希望君圣臣明、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愿望；宁肯自己一人无屋可住， 受冻而死， 也不愿看到天下人挨饿受冻的惨象！杜甫想的是天下更不幸的人的冷暖欢戚， 他看不起那种成天只为自己伤屯悼屈、怨天尤人之徒， 因为这种人的心胸太卑狭， 只装得下自己一个人的得失荣辱。王安石在诗末感慨地说， 古人中有杜甫这样胸襟情怀的， 实在太少了。这恰恰是杜甫高出常人之处， 也是其诗伟大、一般诗人难以企及之处， 还是杜甫永远能够感动人、在后人心目中留下伟大身影的不朽之处。王安石所要告诉世人的， 是杜诗艺术成就之集大成乃植根于杜甫忧国忧民、宁肯承受天下一切苦难的伟大精神。杜甫这种精神境界， 不仅高过时辈， 而且为古人所难企及。这便是杜诗能够超迈古今、集古今艺术之大成的根本原因所在。宋人胡仔对王安石评价杜甫画像之诗是这样看的：“李、杜画像， 古今诗人题咏多矣， 若杜子美其诗高妙， 固不待言；要当知其平生用心处， 则半山老人之诗得之矣。” (15)

 

苏轼在《王定国诗集叙》中也对此加以强调， 谓“古今诗人众矣， 而杜子美为首， 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 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苏轼此论一出， 后人多从杜甫一饭不忘君的角度去认识杜甫的忠君精神， 杜甫因此颇受今人诟病。其实， 苏轼之意， 与王安石诗的观点是相通的， 重在阐明杜甫之所以能够成为古今众多诗人的称首， 乃在其尽管一己流落饥寒， 终身不受重用， 仍然心系君国， 为天下安危忧乐而食不甘味， 他有着系心国家和民众安危忧乐的博大胸怀和崇高精神， 所以其诗不同凡响， 超越古今作者。苏轼之弟苏辙认为杜甫比李白更伟大， 乃在于杜有“好义之心”; (16) 苏轼门人米芾所谓“此老遑遑心， 悬鹑破无里” (17) , 都是本于此意认识和评价杜甫精神的。

 

如果说由杜甫之诗而窥诗人之“心”是宋人认识杜甫精神的一大突出特点， 那么， 联系杜甫一生行事来认识杜诗创作精神， 把杜甫的人品与诗品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和评价， 则是宋人认识和评价杜甫精神的又一突出特点， 由此更能看清杜甫之所以伟大之处。中国自古就有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传统。由于宋人十分重视文人的道德情操， 故把人品和诗品、文品、词品、书品、画品联系起来考察， 特别为时论所重。对宋代文学和士风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王禹、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 黄庭坚等人， 都很重视“道”与“文”、“道”与“技”的互动关系。他们所强调的“道”, 具体就是指作家的道德修养、精神涵养和高尚情操， 认为一个作家要创作出好作品， 首先取决于作家自身的道德修养的提高和高尚情操的陶冶， 用欧阳修的话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 (18) , “唯当养其根， 自然烨其华。” (19) 苏轼同意欧阳修“文与道俱”的观点， 提出技道两进、“自技而进乎道”, (20) 修辞必须立其诚， 从文章能见出一个人的人品道德， 宋人评价前代或当代人的作品， 总是注意考察是否文如其人， 诗文品格是否与作家的人品相统一。宋人评价杜诗， 认为杜甫人品高尚卓绝， 身处乱世而大节不亏， 故其诗更显伟大。只要考察一下北宋以来杜甫地位的变化， 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西昆体”流行的时代， 杨亿不喜欢杜诗， 讥杜甫为村夫子， 可见当时杜甫在士人心目中地位并不高。故当时人要找一部完整的杜甫诗集都极不容易。稍后的欧阳修因性分气质所近， 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 作《李白杜甫诗优劣说》, 把李白的地位置于杜甫之上。到其门人王安石编《唐四家诗》, 以杜甫居首， 而置李白于欧阳修之后。据释惠洪《冷斋夜话》说， 王氏是有意这样编排的， 其理由就在于对李白人品见识的不良评价。 (21) 结合王氏《杜甫画像》诗对杜甫的极度赞美， 表明王安石是因为杜甫人品诗品俱佳， 才把他放在首位的。无独有偶， 与王安石同时的苏辙， 在《诗病五事》中也对李白“为人”进行了言辞激烈的贬责， 认为他不及杜甫之处， 在于后者有“好义之心”, 而李白“不知义理所在”。并且特别点出永王李兴兵谋叛， 李白从之不疑， 遂以流放而死， 作为批评李白见识人品不高的有力证据。 (22) 由王安石、苏辙等人对李白为人的指责， 并由此表明对杜甫的特别推许， 再联系欧阳修、宋祁在《新唐书·杜甫传》对杜甫“数尝寇乱， 挺节无所污”的评价， 不难看出杜甫在宋代士人心目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不仅仅因为其诗歌成就的伟大， 还有杜甫人品道德的高尚。唯这些都在杜甫身上很好地统一起来了， 所以其地位不仅高出李白等唐代诗人， 而且他成了宋代士人学习和崇拜的一个诗人偶像。

 

三、唐宋时代背景与杜甫精神

同样一个杜甫， 同样一部杜诗， 何以唐宋人对其精神的发掘和体认有如此显著的不同呢？这就得从两个时代不同的一些背景因素寻找答案。

 

唐宋虽然是中国封建史上前后相接的两个朝代， 其社会性质没有根本差异， 但从社会演变的角度看， 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中国封建社会由盛入衰的重大转折。尽管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唐代“安史之乱”是其转折点， 也有不少人认为宋代的经济、文化事业比唐代获得了更大发展， 但从中国两千年封建历史演变的动态过程看， 宋代的确具有比较典型的转折期特征。特别是作为封建统治思想基础之一的华夷之辨， 在宋代面临极为严酷的局面， 最后汉人政权竟被蒙古人所取代。由于政治背景的不同， 社会文化、思想、心理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因素， 必然反映到士人对杜诗的解读和对杜甫其人的认识评价上来。

 

中晚唐对杜甫艺术成就和艺术精神的推重， 我认为首先与杜甫主要是在艺术创作上获得了非凡成就有关。特别是与李白以天才胜相比较， 杜甫主要以人力胜， 即通过他自己善于学习和吸收古代广泛而优秀的文化遗产来丰富自己的知识与表达技巧， 集古今诗歌艺术之大成， 取得了超越古今的伟大艺术成就。杜甫在诗歌艺术上的成功经验， 值得分析总结。何况在杜甫有生之年和去世之后的一个时期， 士人中有一种明显的对杜诗不够重视、甚至弃而不选杜诗的潮流， 需要通过认真总结杜甫在艺术上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 来改变一些人对杜诗的偏见。也许从这一角度看， 就比较好理解何以韩愈对当时谤伤杜甫的“群儿”要如此愤然地斥责， 也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元稹在比较李杜时要通过压低李白来给杜甫定位， 应当说都是针对当时对杜诗不公正的评价舆论和好恶倾向有感而发的。

 

与此相关联， 由于杜甫诗歌最大成就在近体诗 (律、绝) 方面， 并且由于他的成功示范而把中、晚唐人诗歌创作的体裁选择引导到了近体诗上， 人们要写好近体诗， 最恰当的学习对象非杜甫莫属。杜甫在近体诗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就， 至少有两点是值得后人总结和学习的：一是近体诗这种体裁所固有的不同于古体诗的各种规则和技法， 杜甫不仅作正体近体诗， 而且还作了大量的变体， 在这些正、变体制中充分展示了他的艺术才能， 值得认真借鉴、取法；二是杜甫创作的重点由古体转向近体， 而近体中又有大量的变体、排律等形式尝试， 这里面包含了杜甫关于推陈出新、不拘泥于旧体裁的大胆创新精神与成功经验， 这恰恰是杜甫能够超越古人， 而集古今艺术之大成的重要成功经验， 对于任何一个诗人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都具有直接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元稹在杜甫的墓志铭和所作的《乐府古题序》中特别对此加以重点发挥， 应是煞费苦心地提醒世人学习杜甫的成功经验和艺术精神。李泽厚认为， 杜甫与李白相比的一个最大区别， 就是他为后人建立了诗歌创作的形式规范：“如果说， 以李白、张旭等人为代表的‘盛唐’, 是对旧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突破， 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 不受形式的任何束缚拘限， 是一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那么， 以杜甫、颜真卿等人为代表的‘盛唐’, 则恰恰是对新的艺术规范、美学标准的确定和建立， 其特征是讲求形式， 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统一， 以树立可供学习和仿效的格式和范本。” (23) 李杜之诗虽然都是“盛唐之音”的代表， 但一个是天才的代表， 一个是人工的代表， 杜甫比李白为后人提供了更多、更丰富、更可学的诗歌形式范本， 中晚唐人对此加以重点总结， 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 与唐人的审美倾向有关。缪钺在《诗词散论·论宋诗》中， 对唐宋时代的审美特征作了这样的比较概括：“唐代之美如春华， 宋代之美如秋叶；唐代之美在声容， 宋代之美在意态；唐代之美为繁丽丰腴， 宋代之美为精丽澄澈。”可以看出， 与宋代相比， 唐人的审美倾向更多在直观的、外在的、壮美的方面。这与唐代国力强盛， 开放度大， 外向型的思维和眼光有关。正如前引李泽厚谈到的杜诗颜字， 它们既具有盛唐气象， 即体现了唐代最繁荣强大时代的精神特征， 具有包容古今、集其大成的大家风范， 又为后人提供了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可学可为的艺术创作范式， 这比较符合唐人审美习惯和审美取向。与宋代人深析透辟地窥视杜诗艺术形式之内的人文精神蕴含相比， 中晚唐人从外在的角度， 形式的角度去总结杜甫精神， 符合唐人的普遍审美价值取向。

 

再次， 与唐人普遍具有的豪迈、浪漫的诗人气质有关。宋人刘克庄认为， 唐朝诗人多， 宋朝则文人多、诗人少。文人作诗， “或尚理致， 或负材力， 或逞辩博” (24) , 少了些如严羽标举的盛唐诗人的“兴趣”或“兴致” (25) 。唐人之诗， 诗人一任神思驰骛， 感情奔放， 在自由的想象和纵情的陶醉中获得艺术追求的满足， 故唐人的思想不一定深刻， 思理不一定缜密， 但其情韵绰绰、意态动人， 很符合盛世诗人的浪漫气质和情趣。缪钺说：“唐诗以韵胜， 故浑雄， 而贵藉空灵；宋诗以意胜， 故精能， 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 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 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 浓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 幽韵冷香。”缪氏还有一个游山水的比喻， 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 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 情境冷峭。” (26) 这很形象地反映了唐宋诗人在气质和情趣上的差异。而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乃在于两个时代的不同国势对人们心理气质的直接影响。唐人的这种心理气质和情趣， 其优势自然在于对艺术美的把握方面。中晚唐人只能从艺术美角度去认识、评价杜甫其人其诗， 符合唐代诗人的心理气质和艺术情趣。

 

至于宋人对杜甫精神的不同体认， 前面所说宋代士人普遍重视人格操守和道德修养， 其根源则肇端于宋代道学的勃兴。《宋史·道学传序》追溯了孔孟倡儒家道德学说于千余年前， 认为自汉以后未得其传， 至宋而道学焉。其言曰：“至宋中叶， 周敦颐出于舂陵， 乃得圣贤不传之学， 作《太极图说》、《通书》, 推阴阳五行之理， 命于天而性于人者， 若指掌。张载作《西铭》, 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 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 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 程颢及弟颐实生。及长， 受业周氏， 已乃扩大其所闻， 表章《大学》、《中庸》二篇， 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 下至初学入德之门， 融会贯通， 无复余蕴。”可见， 在宋仁宗时代兴起的道学， 以心性道德为核心， 是先秦儒家社会伦理学说在中国封建社会转型期的重释和应用。而北宋喜杜、学杜之风， 大致兴起于宋仁宗统治的中后期， 随之而起的是对杜甫精神的发掘和重释， 不难看出此间的紧密联系。但令人迷惑的是， 此时对杜甫精神的重释和提倡不是由道学倡导者周、张、二程等人来实现的， 而是主要由一批文学之士来大肆表彰杜甫其人其诗。这又怎样解释呢？笔者以为， 宋代道学的兴起， 其意义和作用不只在于出现了一大批道学家和对纲常伦理的空前强化， 其影响极为广泛。诸如一种思维方式的改变， 一种社会风气的变化， 一种对事物认知方式和评判标准的变化等。对杜诗的评价， 特别注意去发掘其道德意义和人伦教育价值， 并由杜甫其诗进而对杜甫精神的认识和总结， 就是在道学影响之下士人对事物认知方式和评判标准变化的表现。至于道学家不喜欢杜诗， 甚至像程颐还板起面孔贬过杜诗， 这主要是道学之士道统观念使然。因为他们的教义相信， 文学是情欲的产物， 要存天理就必须灭人欲， 所以文学是害道之物。但就是在道学家中， 也有不全信这种偏颇之见的。如同为北宋道学首创人之一的邵雍， 就不视文学为完全害道之物， 言辞之间倒流露了一层对吟诗的“贪”“爱”。其《首尾吟一百三十五首》之一百二十五云：“尧夫非是爱吟诗， 诗是尧夫疏散时。早是小诗无检束， 那堪大字更迷狂。既贪李杜精神好， 又爱欧王格韵奇。余事不妨闲戏弄， 尧夫非是爱吟诗。” (27) 邵雍认为吟诗习字， 有利于陶冶情操， 情操是于道有益的。他还特别表达了对李杜“精神”的偏爱。到南宋朱熹、张木式等人的时代， 道学家喜欢吟诗和研究文学已极普遍， 对杜诗的评价不再有明显的偏见， 其中不乏给予很高评价者。如朱熹在《王梅溪文集序》中， 拈出屈原、诸葛亮、杜甫、韩愈、范仲淹五人， 评价说：“此五君子， 其所遭不同， 所立亦异， 然求其心， 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 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 (28) 仍是用的由杜诗进窥杜甫之心的方法， 给予杜甫的道德人品极高评价。由邵雍、朱熹对杜甫的评价可以看出， 他们特别重视杜诗的道德教育价值和杜甫精神的道德心性内涵， 这无疑是与宋代士人对杜甫精神发掘和认识的主流倾向一致的。

 

宋代道学， 或叫新儒学，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人把它与先秦诸子之学、魏晋玄学并称为中国思想史上三个黄金时期。伴随哲学之风的兴盛， 宋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 即由唐人的登高望远、意气浩然式的外向型思维， 转变为曲径寻幽、深析透辟式的内视型思维。在这一思维模式的影响下， 宋人的文学艺术创作追求“意”“理”, “新意”和“妙理”是宋人普遍重视的作品内在生命， 是作者思想、认识、意兴、情趣和精神境界的“有我之境”。因此， 宋人解读古今人作品的一个最常用的术语， 就是诗 (文、词、书、画) 如其人。特别是自欧阳修以后的文人批评传统， 一以贯之， 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批评倾向。在这一倾向影响之下， 古代作家的艺术成就和艺术地位， 必须经由宋人联系作者的生平事迹和道德人品进行重新审视予以确认。那些诗品与人品相统一、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诗人， 自会受到充分肯定， 反之则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贬抑。宋人对唐代一些诗人不乏批评， 如对李白、韩愈、白居易、刘禹锡、孟郊、贾岛等人的批评， 比较多的均是与道德人格相关的内容， 而杜甫恰恰因为在这方面的无可挑剔， 受到一致的推崇。

 

宋代士人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 则是杜甫忠君忧国精神备受推崇的时代思想基础。宋自立国以来， 不仅因未能收复燕、云等十六州而使“一统”大业美中不足， 而且自真宗订立“澶渊之盟”, 宋王朝的妥协苟且外交和在异族敌国面前的软弱形象暴露无遗。外患的威胁， 始终令有志之士心地不安， 深以为忧。仁宗统治时期， 虽天下宴安， 号称太平， 但因循苟且之弊， 已使封建统治充满危机， 倡导改革之声日甚一日。宋代士人面对与强大唐王朝不可同日而语的国运， 真如范仲淹所说的：“进亦忧， 退亦忧”。 (29) 宋代士人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 最能在杜诗中找到感情上的共鸣。因此， 杜甫在宋代之被重视， 始于范欧等倡导“庆历新政”之时；其后王安石、苏轼等均倡言革故鼎新， 而杜甫的忠君忧国精神， 正由他们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在北南宋之交的靖康之难、南宋末的亡国之秋， 有志之士如李纲、陆游、文天祥等人， 对杜甫精神亦大肆赞美， 呼唤不已 (30) 。这绝不是偶然现象。像文天祥囚系狱中读杜诗的感觉：“凡吾所欲言者， 子美先代为言之” (31) , 应该不只文天祥一人有这种共鸣感， 宋代自欧、王、苏以下， 有不少士人均有相似的感受。与此同时， 忧国忧民的宋代士人， 为了改变国运的内忧外患， 需要一种为国分忧的精神， 倡导一种胞民物与的高尚道德情操， 杜甫精神恰恰是为了适应这种时代需求， 被宋人有意识地加以提炼、倡导和学习的。

 

由唐宋人对杜甫精神的认识过程可以看出， 对一个作家的评价， 不仅仅取决于评价者的看法和水平高低， 还取决于时代的需求及时代对评价者的复杂影响。按照中国评价文学作品知人论世的传统， 仅凭唐人对杜甫艺术精神的评价是远远不够的， 还必须经由宋人对其道德人格精神的评价， 其诗圣和集大成的地位才显得不可动摇。当然， 唐宋时代人对杜甫精神各有侧重的评价， 主要不是孰优孰劣的问题， 它只是反映了两个时代的认识评价倾向， 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认识评价进程， 符合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但只有综合唐宋人的观点， 杜甫精神才算完整， 杜甫千载共仰的伟大形象， 正以这种精神为支撑。

 

注释

1见《宋代蜀人论杜》 (《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1期) 、《南宋杜学片论》 (《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3期。

 

2见《从苏黄论杜看宋诗风格的变化》 (《杜甫研究学刊》1992年第4期) 、《苏门论杜述评》 (《乐山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 及《宋代蜀人论杜》。

 

3见《葛立方论杜：重提学杜得失的话题》 (《杜甫研究学刊》1997年第3期) 、《张戒论诗：尚意与崇杜》 (《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第1期) 、《陈善论杜：重韵与重格》 (《杜甫研究学刊》1999年第3期。

 

4王赞《玄英先生诗集序》。

 

5参见拙作《从〈河岳英灵集〉不选杜诗说到殷■的选诗标准》, 《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1期。

 

6《与元九书》。

 

7拙文《杜甫的文学事业与文学理想》对此有所分析， 见《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第4期。

 

8《漫成五章》其二， 《玉溪生诗编年笺注》卷二。

 

9《袭美先辈以龟蒙所献五百言既蒙见和， 复示荣唱， 至于千字， 提奖之重， 蔑有称实， 再抒鄙怀， 用伸酬谢》, 《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一。

 

10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11 《六一居士集叙》, 《苏轼文集》卷十。

 

12 《乐全集》卷三。

 

13 《分门集注杜工部诗》。

 

14 《临川先生文集》卷九。

 

15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一。

 

16 (22) 《诗病五事》, 《栾城集》卷八。

 

17 《读杜甫集》, 《宝晋英光集》卷三。

 

18 《答吴充秀才书》, 《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四十七。

 

19 《赠无为军李道士二首》其二， 《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四。

 

20 《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 《苏轼文集》卷六十六。

 

21 详《冷斋夜话》卷五《舒王编四家诗》。

 

22 《美的历程·盛唐之音·杜诗颜字韩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

 

23 笔者在《南宋杜学片论》一文中对此有较详细分析， 可参看。

 

24 《集杜诗自序》, 《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