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

人之生也必有死，固非为死而生，亦未可漠然断之曰为生而生。人之动作，必有其的，其生也亦然。洞明此的，斯真吾人最后之觉悟也。世界一切哲学、宗教，皆缘欲达此觉悟而起。兹之所论，非其伦也。兹所谓最后之觉悟者，吾人生聚于世界之一隅，历数千年，至于今日，国力文明，果居何等？易词言之，即盱衡^①内外之大势，吾国吾民，果居何等地位，应取何等动作也？故于发论之先，申立言之旨，为读者珍重告焉。

吾华国于亚洲之东，为世界古国之一，开化日久，环吾境者皆小蛮夷。闭户自大之局成，而一切学术、政教悉自为风气，不知其他。魏、晋以还，象教^②流入，朝野士夫，略开异见。然印土自己不振，且其说为出世之宗，故未能使华民根本丕变^③，资生事之所需也。其足使吾人生活状态变迁而日趋觉悟之途者，其欧化之输入乎？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惟吾人惰性过强，旋觉旋迷，甚至愈觉愈迷，昏聩糊涂，至于今日。综计过境，略分七期：第一期在有明之中叶，西教、西器初入中国，知之者乃极少数之人，亦复惊为“河汉”^④，信之者惟徐光启一人而已。第二期在清之初世，火器、历法见纳于清帝，朝野旧儒，群起非之，是为中国新旧相争之始。第三期在清之中世鸦片战争以还，西洋武力，震惊中土，情见势绌，互市局成。曾、李当国，相继提倡西洋制、械练兵之术，于是洋务、西学之名词，发现于朝野。当时所争者，在朝则为铁路非铁路问题，在野则为地圆地动、地非圆不动问题。今之童稚皆可解决者，而当时之顽固士大夫，奋笔鼓舌，哓哓^⑤不已，咸以息邪说、正人心之圣贤自命。其睡眠无知之状态，当世必觉其可恶，后世只觉其可怜！第四期在清之末季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康、梁诸人，乘时进以变法之说，耸动国人。守旧党尼之，遂有戊戌之变。沉梦复酣，暗云满布，守旧之见，趋于极端，遂积成庚子之役。虽国几不国，而旧势力顿失凭依，新思想渐拓领土，遂由行政制度问题，一折而入政治根本问题。第五期在民国初元甲午以还，新旧之所争论，康梁之所提倡，皆不越行政制度良否问题之范围，而于政治根本问题去之尚远。当世所诧为新奇者，其实至为肤浅。顽固党当国，并此肤浅者而亦抑之，遂激动一部分优秀国民，渐生政治根本问题之觉悟，进而为民主共和、君主立宪之讨论。辛亥之役，共和告成，昔日仇视新政之君臣，欲求高坐庙堂、从容变法而不可得矣。第六期则今兹之战役也。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吾人拜赐于执政，可谓没齿不忘者矣。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此谓之第七期民国宪法实行时代。

今兹之役，可谓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浅见者咸以吾人最后之觉悟期之，而不知尚难实现也。何以言之？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盖多数人之觉悟，少数人可为先导，而不可为代庖。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人类进化恒有轨辙可寻，故予于今兹之战役，固不容怀悲观而取卑劣之消极态度，复不敢怀乐观而谓可踌躇满志也。故吾曰：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此觉悟维何？请为我青年国民珍重陈之。

(一) 政治的觉悟　吾国专制日久，惟官令是从。人民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交涉。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积成今日国家危殆之势。而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分内之事。国政变迁，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自身取中立态度，若观对岸之火，不知国家为人民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斯言也，欧美国民多知之，此其所以莫敢侮之也。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一步。

吾人既未能置身政治潮流以外，则开宗明义之第一章，即为决择政体良否问题。古今万国，政体不齐，治乱各别。其拨乱为治者，罔不舍旧谋新，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此所谓立宪制之潮流，此所谓世界系之轨道也。吾国既不克闭关自守，即万无越此轨道、逆此潮流之理。进化公例，适者生存。凡不能应四周情况之需求而自处于适宜之境者，当然不免于灭亡。日之与韩，殷鉴不远。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二步。

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重轻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其卑屈陋劣，亦无以异也。夫伟人大老，亦国民一分子，其欲建设共和宪政，岂吾之所否拒？第以共和、宪政，非政府所能赐予，非一党一派人所能主持，更非一二伟人大老所能负之而趋。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以其于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无变更，与多数国民之利害休戚无切身之观感也。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三步。

(二) 伦理的觉悟　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吾人果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倘于政治否认专制，于家族社会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余，焉有并行之余地？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原载1916年2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注释〕　①盱(xū)衡：观察；纵观。　②象教：佛教。　③丕变：大变。　④河汉：银河。比喻言论迂阔，不切实际。语出《庄子·逍遥游》。一个叫肩吾的人，向一个叫连叔的人请教说：“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　⑤哓哓(xiāo)：吵嚷；唠叨。

〔鉴赏〕　文章的宗旨是倡导思想启蒙，批判传统纲常名教与封建等级制度，要求在思想文化上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陈独秀梳理了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以来的过程。一次是古代，为佛教的传入；一次是近代，为西方文化(“欧化”)的输入。佛教的传入，没有使国民心态发生根本的变化，而欧洲文化与中华固有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所以两种文化相接触、相冲突，势必酿成“吾国扰攘不安之象”，但是“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

陈独秀分七期来讲自明代中叶开始中西文化“冲突”所引起的“觉悟”。一、二期是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把基督教传入中国。随同一起进来的，主要是天文历法与大炮。此时冲突已有，但范围较小。三期自鸦片战争始，人们见识了船坚炮利、声光化电的奇妙，觉悟到要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制造业与科学技术，“于是洋务、西学之名词，发现于朝野”。四期为甲午战争后，泱泱大国败于蕞尔小国日本，“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北洋海军全体覆没，人们认识到“欧化”还有根本的东西。于是有政治制度的改良，戊戌变法应运而生。变法失败了，“觉悟”还在持续，废科举、兴学校、办实业等思想盛行于世。五期让一部分优秀国民“渐生政治根本问题之觉悟”，结果是辛亥革命的发生，神州大地首次不见君主专制，共和体制出现。六期是民国之后数年间，“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七期的现况是，“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的“新旧思潮之大激战”。

作出上述梳理后，陈独秀以为，“吾人最后之觉悟”的时刻到来了。必须发动一场思想文化上的革命，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制度及其学说(“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来否定封建的等级制与纲常名教(“纲常阶级制”)。要理解这一点，应当联系民初中国的状况来考量。

皇帝被驱逐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历史不再反复重演那种改朝换代的把戏，辛亥革命迸射出耀眼的光芒。但是政治制度的鼎革，却没有终结新与旧的冲突，帝制余孽、封建遗老出于政治上的需求，把文化上尊孔复古当作政治上复辟“纲常阶级制”的桥头堡。资产阶级革命派缔造了民国的基础，袁世凯却得到了民国的名器。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尊孔团体，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重要社会基础之一。袁世凯为做洪宪皇帝，不遗余力地支持文化上尊孔复古的活动，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口号风靡神州大地的缘由。也如孙中山《讨袁檄文》中所说：“卒以非法攘攫正式总统，而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吴虞一语点明了尊孔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内在关联：“君主不假儒教之力，则其位不固。故洪宪建元之皇帝，而首制祭天祀孔之大典；儒孔教与君主，盖相得而益彰者也。”(《康有为君臣之伦不可废驳议》)陈独秀发表此文是在1916年2月15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是在同年3月3日。陈独秀所说的，“吾人果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正是他对时局所作出的正确预判。为了不让“绝不可能”局面的出现，陈独秀疾呼，“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是进行“新旧思潮大激战”的先决条件。

细绎陈独秀“伦理”一词，不难知晓，决非单纯思想上的内涵。它包括了“三纲”、“阶级制度”、“名教”、“礼教”、“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等，也就是封建专制制度及维护此种制度的意识形态。陈独秀很清楚，几千年旧体制所留下的文化心态，如同一块板结了的土壤，使共和制难以把自己的根须扎进社会的深处。与“吾伦理政治”告别，而代之“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的“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就是当务之急。因为后者与“纲常阶级制”相反，为“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陈独秀说的“新旧思潮大激战”，实质上是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决战。因“欧化”引起的“觉悟”，从有形的船坚炮利、声光化电，中经政治制度，再到无形有思想文化，这才算是到了最后的、根本性的“觉悟”了。新文化运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就毋庸置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