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的刻书业

书籍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吴越是我国刻书业的发祥地。据唐诗人元稹所作《白氏长庆集·序》称，扬越间有人专门把白居易与元稹的杂诗集刻了“卖于市肆之中”。五代时，吴越国佛教昌盛，刊刻了大量的佛经。因佛经的刊刻，中国的雕刻业便逐步发达起来了。
吴越也是我国刻书业最发达地区。自北宋开始，杭州因纸质精良，刻印技术高超，而成为江南刻印业的中心。当时，国子监有一大半“监本”刻于杭州。首都的南移，则进一步促进了江南刻书业的发展。自宋代开始，江南还形成了定规，官家多刻经史，私家以刻诗文为主。
明清时期，江南刻书业趋于繁荣。明代刻书的机构之多，刻书的地区之广，刻书的数量之大以及刻书家之普遍，都是以前任何时代不能比拟的。不仅官刻发达，私刻更发达。“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清袁栋《书隐丛说》)。
私刻的发达，是明代刻书业十分突出的一个特点。这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优惠政策的鼓励分不开。明代自洪武元年八月始，为促进刻书业的发展，曾下令“除书籍税”(龙文彬《明会要》卷二十六)。经营出版业有利可图，于是，在重文风气影响下，明代的私刻业便蓬勃发展起来了。吴越地区是私刻最发达地区。据李致忠等统计，南直隶所辖十八府，仅职业性民间出版机构(书林、书铺等)便有五十余家(《明代刻业述略》,《文史》二十三辑)。著名的有南京唐姓十二家、周姓七家、秣陵陈大来继志斋、金陵萧腾鸿师俭堂等。当时，南京的三山街、内桥一带，是书坊的集中地。他们为投市民所好，大量刊刻售卖插图本的戏曲和小说。苏州阊门内外和吴县等地是书坊的集中地，有民间书坊四十余家，刻工数百人，时有“书肆之胜，比于京师”一说。明中叶人胡应麟称：“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
与此相适应，吴越地区的私宅刻书出版家也颇有影响。如黄省曾、赵用贤等二十多人，尤其是毛氏汲古阁。汲古阁在常熟，刻书始于毛晋。毛晋是钱谦益的学生，他受钱氏“通经汲古”影响深。为了推动经史之业，毛氏便以“汲古”命其阁。毛氏家境富裕，为了刻书，特悬告示，高价收购各种古今善本图书，于是各地书舶云集七星桥毛氏之门。邑中为谚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汲古阁校刻书目》)前后积书至四万八千册。汲古阁的规模相当大。汲古阁刻书时间很长，前后共刻了六百多种。像《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津逮秘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列朝诗集》《六十种曲》等书，都是很有特色又很有用的书。
明清时期吴越刻书业的特点是，南京、苏州、常州三地刻书业发达，杭州稍差。胡应麟称：“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
除刻书业发达外，雕刻技艺的进步也值得留意。一则是无锡华、安两家的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虽发明于宋代，但只见记载，未见实物流传。真正普遍运用活字印刷术印书则在明代。华、安两家所用是铜活字还是锡活字，今有争议，但使用金属活字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二是彩色套印技术的使用。套印始于程大约主持编刻的《墨苑》。湖州乌程县的凌、闵二家继承并发展为多版分色套印技术，这又是印刷技术的一大进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镂刻套印的经史子集各类图书，约有一百三十余种。虽然今天各大图书馆不乏收藏，但也不可多得了。总之，江南发达的印刷术，为江南文化的兴盛，做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