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的政治动向

作为后袁世凯时代鼎足并立的三大军阀派系之一，直系共奉的首领前有冯国璋，后有曹锟，但与段祺瑞在皖系、张作霖在奉系中的强势地位相比，冯国璋和曹锟的首领地位则比较弱势。冯国璋因其早逝而不论，曹锟作为直系公认的掌门人，在其身前身后，始终晃动着吴佩孚的影子。无论是外界的观察，还是直系内部的私语，也无论是军事作战，还是政治谋略，吴佩孚都可以说是直系真正的灵魂人物。正因为如此，吴佩孚的政治动向也为各方所关注。
吴佩孚的军中升迁过程较为正常，从辛亥年的团长，到1918年初的师长，大约每三年升一级，但其出身第三师，常年追随曹锟左右，可谓直系嫡系正门，在讲究出身和人脉关系的军阀派系政治中，自有其天生的好处。吴佩孚久历戎行，征战南北，对于军事作战确有其长，这也是他能够在众多北洋将领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吴佩孚真正为人所关注，还不全在军事，更在政治，在他经常发表的、有时在军阀主流中显得颇为另类的政治言论。“五四”时期吴支持学生的言论是一例，直皖战后吴主张召开国民大会的言论又是一例。
直皖战争结束后，各方解决善后问题的政治主张多以国会为中心，无非是有恢复旧国会还是召集新国会之别，本质还在于如何在维持民国“法统”的前提下解决各方的利益诉求。然吴佩孚却独辟蹊径，提出召开代表“真正民意”的国民大会，由国民代表集议解决国是的主张，并以此作为“治本”之方。吴佩孚曾经说：“国家政治，既不能为中产阶级以上所操纵，而议会制度，尤不能为中等智识以上所包办。”^[1]因为“主权在民，载在约法，国民自决，更为世界潮流”^[2]。吴的如此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应，一时间还出现了国民大会运动，反映出社会各界对军阀干政的不满，对民主建政的追求。但是，吴佩孚的主张实为另起炉灶，果能实行，则民国“法统”有断裂之虞，对于还需要利用这个“法统”说事的当权军阀并不有利，因此也为他们所反对，“当局赞成者少，在野派赞成者多”,尤以张作霖为甚。据时人称，张作霖对国民大会“虽未明白反对，然不甚赞同”^[3]。张作霖甚而还向曹锟进言，挑动曹吴关系，认为吴佩孚不过是个师长，应该谨守分寸，听命上司，政治上的事还轮不到吴随便发表意见^[4],结果使曹锟也心怀犹豫，从原先赞成吴的立场后退，表示反对吴的主张。各省督军怀疑吴佩孚是“假公济私”,正在“护法”的西南方面，对吴的主张“无不力肄诋毁”。何况，吴佩孚虽然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但由谁主持召开这个关键问题，吴却从未明言，显见吴亦有其考虑，他也不会真正听由国民自决，说他以此“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也不为无因。因此，吴佩孚的国民大会主张，在喧嚣一时后便归于沉寂。
自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未有下文后，时隔一年，吴佩孚又在“援鄂”战争胜利后，提出召开国是会议的主张。不过与一年前有别的是，前此的国民大会主张确有新意，而且出自吴佩孚的主动，并因此而争取到不少社会舆论的支持；而此时的国是会议主张，则是吴佩孚在“援鄂”战争获胜但却引起社会负面反响后的被动应对，是他争取人心的需要，可谓新瓶旧酒。1921年9月2日，吴佩孚授意其儿女亲家张绍曾发表署名通电，对南北政府各打五十大板，指称“北则曰统一必由我就，南则曰改造必遂我意，南责北以非法，北责南以捣乱”;继而提出召开国是会议的主张，以“解已往之纷争，消目前之战乱，开建设之程序”。其召开国是会议主张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此会议定名为国是会议，下分为国民会议与国军会议；二、国民会议由各省议会及各法团联合会各推三人、蒙青藏地区各推二人组成，制订国宪，解决时局；国军会议由各省、区、军各推三人，蒙青藏地区各推二人，海军推六人，中央各师旅推六人，议决兵额、军制、裁兵、任免法规等问题；三、国军会议议决之案，须经国民会议通过，如国民会议否决，亦得声叙理由，但否决至二次，应即修正；四、由国军会议暂推一人，以军队保障两会议之尊严，而为议案发生效力，但不干涉会内一切事项；五、此会务于太平洋会议召开前组织，至迟在当年国庆前开会；六、两会议议决之案由国民会议宣布实行，但如全国各省区县议会、各法团有过半数不同意时，得于公布后一个月内提交复议；七、会议以各省区过半数同意即行集会，议事以到场代表过半数同意为通过；八、上述各项俟大会过半数通过后，作为法律案实行^[5]。
张绍曾通电提出召开的国是会议，较上年的国民大会方案更具操作性，尤其是国军会议的设置，为军阀通过国是会议操控政治实开方便之门。可以探知吴佩孚的本意，除了以此争取舆论支持外，也不无以此方式使直系成为各方共主的想法，与上年召开国民大会的“激进”“放炮”主张显有区别。但为争取主动，吴佩孚自己不出面，而是藏身幕后操控，通过张绍曾放出试探气球，观察各方反应。吴佩孚曾经对人表白自己提议召开国是会议的用意：“我虽然德薄能鲜，但爱国之心决不后人，这是可质天日的。偏有许多人把我简单看成是赳赳武夫，骂我做武力统一中国的梦。孙中山整天高唱北伐，难道不算想武力统一中国吗？不过人家政治上总有主张罢了。……我在政治上是有抱负的。推翻安福系之后，我就主张开国民大会来解决南北争端，统筹国是，虽然没有成功，我总认为国家大事尤其是南北争端，应由全国各实力派以及民意机关代表由政治途径和平商讨解决。尤其是我们正在对湘、川作战，更应在政治上有所主张，以免又被人误解为武力统一。能成功，固然国家之幸；不成功，也可表白我心。”^[6]
国是会议的主张提出后，因其牵涉各方政治，北京政府在军阀首领未有明确态度前，反映比较慎重，认为“如南北各方面，果均信任此会议，则中央决不阻止。否则，政府当筹相当之解决办法”^[7]。大总统徐世昌电告吴佩孚“慎重进行”,“勿为政客所操纵”^[8]。国务总理靳云鹏曾是吴佩孚的师长，告吴“深恐南北问题未能解决，反引起种种争端，使时局益见纠纷”^[9]。各地实力派担忧国是会议凌驾于其权力之上，多持消极和反对态度。浙督卢永祥不为苏督齐燮元的游说所动，认为国是会议“言见于此，而意生于彼，恐所期之目的未达，而反攻者已乘于后”;“由各派之觉醒而集议折中则可，由片面之主持而号召附和则不可”^[10]。张作霖更以教训的口气说：“和平统一问题，曩日既经中央命令发表，今更以庐山会议解决时局，未免有重复之嫌，勿为奸人利用。”^[11]南方“护法”阵营认此为北方军阀所操纵，纷纷表示反对。孙中山表示：“此会议由武人组织，决难得真正民意。”^[12]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当权派，对国是会议“一致否认”,认为“此举不过是直系军阀与研究系政客垄断政权之手段耳”^[13]。旧国会议员八十四人联名通电反对，称国是会议是“依附军阀，强奸民意，妄称会议，以欺全国，实谋割据，以扩地盘”^[14]。各方舆论对国是会议的反应亦不佳，多将此视为军阀和政客“包办性质”。时人曾揭露吴佩孚主张召开此会的目的是：“想把偌大的中国，归姓吴的摆布……听说陈树藩和奉系要好，他就夺了陕西。看这王占元和奉系接近，他就半迎半拒的引起援鄂战争，乘势夺了湖北。不到几个月，连得了两省地盘，巧夺了两个督军。正在计划中的陕甘新巡阅使尚未到手，却得两湖巡阅使。……不料湘鄂自治军还未平定，民意却大大的不以他为然。接着南政府讨他，北政府又疑他，川军(熊派)要打他，鄂军要叛他(为王占元不平)。他在四面楚歌中，又要拿奉军的小心。万般无奈，发起个什么‘庐山会议’。……又出这个难题，给奉系去作。奉系要赞成，他的势力更大。……要反对，他便将反对民意的罪名，加在奉系头上。”^[15]语虽不无尖酸刻薄之处，确也反映出部分的实情。由吴佩孚主张在国是会议中加入国军会议，“以军队保障两会议之尊严”,亦可探知吴的真实心态，实有以军事实力而挟持会议为直系当政谋求合法性资源之意。
由于社会各界对国是会议的反应并不积极，吴佩孚一面授意张绍曾致电府院解释召开此会的用意所在，“外传另有作用，确为各方之误会。且该会成立后，由各省公民主持，绍曾等决不干预，故特再电释疑，免由误会，再生枝节”^[16];一面又运动各地直系军政长官“一律提倡、赞成，通电表示态度”。于是，陈光远、齐燮元、孙传芳、杜锡珪等纷纷发表通电，表示支持^[17]。吴佩孚还致电曹锟与张作霖，请他们支持此举。曹、张实际都不以召开此会为然，但为了敷衍吴氏起见，发表通电称：“倾见树威将军张绍曾冬电，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于庐山，制国宪以定国是。其所列举者，对于立法主体，固无背约法之精神。”^[18]时值北京内阁改组之议又起，吴佩孚还曾提出以召开国是会议为新阁成立的交换条件。然以军阀纷争年代的政治实情，在直系尤其是吴佩孚尚未完全控制中央权力，不能强力主导政治的情形下，此等由各方召开政治性会议的主张无法付诸实施，也就渐渐消失于无形。
吴佩孚的政治另类主张，与其个人出身、经历与交往不无关系。吴佩孚虽然出身军伍，但他早年还中过秀才，笃信孔孟之道，又以“学贯中西”相标榜，“好谈时务，而立治之根本，不外大同思想”^[19]。他还不时表现出对文化的偏好和对文人的尊重。与其他动辄以武力为恃的军阀相比，吴在这方面的表现倒也颇显另类。吴佩孚在驻节洛阳时，对政务处长白坚武是“言听计从”,而共产党人李大钊是白坚武在天津法政学堂的同窗，私人关系尚好，互相之间函电往还不少，也有过直接交往。白坚武在思想上多少受到一些李大钊的影响，故李大钊的想法和主张可能也或多或少通过白坚武的途径能够传到吴的耳中，加上此时报刊上传播的各种东西方思潮，介绍的苏俄革命情况，可能对吴佩孚这一时期的思想也不无影响。吴佩孚的一些言论，不仅在旧军阀眼中，即便是在不少社会人士心目中，都显得颇为“激进”。比如吴佩孚主张尊重民意，认为“有违背我中国四万万人民心力趋向的，按已经的历史看，是终久归于失败的”^[20]。他也曾主张保护工人运动，甚而“希望大家唤起劳动界之觉悟，不可因彼等无学识、无思想而存鄙视之心，且须加以提倡、劝导，使人人皆有爱国思想，则庶几矣”^[21]。吴佩孚的独特个性和言论，一时使他颇著声名，也正因为他的此等表现，使共产国际、苏俄和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度联吴的行动。然据旁观者的观察，“直派声势似日增月盛，然满损谦益，不知诸公有无戒心也。吴号称得人望，然当此时局，不知其能不贪权势、善全令名否也”?援鄂战争之际，吴佩孚刚刚得到湖北地盘，即“欲强银行借款，横暴情形又见。外人及新学小生不察其底里者多誉之。一得权势反便作威福，马脚已全露矣”^[22]。因为吴佩孚终究出身军阀，又是军阀首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以传统文化为本，也不可能脱离现实的拘束。无论他有什么样的“激进”主张，一旦回归现实，他还是不能将其“另类”进行到底。不仅国民大会和国是会议的主张如此，其他诸如“保护劳工”等更是如此，二年后的“二七”惨案便充分说明吴佩孚的“另类”和“激进”所可能达到的限度。吴的近身谋臣白坚武有言：“时人泰欲以吴当政治之冲，冀达所谓澄清之望。实则吴固非其人，即令负其才、展其志，主帅之不能容，侪列之忌视，敢断其溃裂之结局尤速也。”^[23]以白对吴关系之密、了解之深，此诚可谓持平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