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文 | 后世影响 |
| 释义 | 后世影响大抵近世之诗，多师祖前人，不丐奇博于少陵、萧散于摩诘，则肖貌乐天，祖长江而摹许昌也。 前辈尝云：诗句当法子美，其他述作无出退之。韩、杜门庭，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俱名活法。……国初儒宗杨、刘数公，沿袭五代衰陋，号“西昆体”，未能超诣。庐陵欧阳文忠公初得退之诗文于汉东弊箧故书中，爱其言辨意深，已而官于洛，乃与尹师鲁讲习，文风丕变，寖近古矣。未几文安先生苏明允起于西蜀，父子兄弟俱文忠公门下士，东坡之门又得山谷檃栝诗律，于是少陵句法大振。如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陈无己之流，相望辈出，而不乏才，是岂无渊源而然耶！ 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而文公尤酷嗜唐彦谦诗，至亲书以自随。景祐、庆历后，天下知尚故，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文章隐显，固自有时哉！今太白诸集犹兼行，独彦谦殆罕有知其姓名者，诗亦不多，格力极卑弱，仅与罗隐相先后，不知文公何以取之，当是时以偶俪为之耳。 咸平、景德中，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而杨文公与王鼎、王绰号“江东三虎”，诗格与钱、刘亦绝相类，谓之“西昆体”。大率效李义山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故杨文公在至道中得义山诗百余篇，至于爱慕而不能释手。公尝论义山诗，以谓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镇弥坚而酌不竭，使学者少窥其一斑，若涤肠而洗骨。是知文公之诗，有得于义山者为多矣。又尝以钱惟演诗二十七联，如“雪意未成云著地，秋声不断雁连天”之类，刘筠诗四十八联，如“溪笺未破冰生砚， 酒新烧雪满天”之类， 皆表而出之， 纪之于谈苑。且曰二公之诗，学者争慕，得其格者，蔚为佳咏。可谓知所宗矣。文公钻仰义山于前，涵泳钱、刘于后，则其体制相同，无足怪者。小说载优人有以义山为戏者，义山服蓝缕之衣而出。或问曰：“先辈之衣何在？”曰：“为馆中诸学士挦扯去矣。”人以为笑。 今世所道俗语，多唐以来人诗。“何人更向死前休”，韩退之诗也；“林下何曾见一人”，灵澈诗也；“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罗隐诗也；“世乱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鹤诗也；“事向无心得”，章碣诗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龚霖诗也；“忍事敌灾星”，司空图诗也；“一朝权入手，看取令行时”，朱湾诗也；“自己情虽切，他人未肯忙”，裴说诗也；“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冯道诗也；“在家贫亦好”，戎昱诗也。 往岁徐道晖诸人，摆落近世诗律，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夸所未有，皆自号“四灵”云。 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 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澹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功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 诗学晚唐， 不自“四灵”始。 宋五代旧习， 诗有白体、 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崖州皆是； 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父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极势盛。欧阳公出焉，一变为李太白、韩昌黎之诗，苏子美二难相为颉颃，梅圣俞则唐体之出类者也，晚唐于是退舍。苏长公踵欧阳公而起。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古五言或三谢。独黄双井专尚少陵，秦、晁莫窥其藩。张文潜自然有唐风，别成一宗。 自西昆体盛，襞积组错。梅、欧诸公发为自然之声，穷极幽隐，而诗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语腴意赡者，为临川之宗；气盛而力夸，穷抉变化，浩浩焉沧海之夹碣石也，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声振金石，有穿云裂竹之势，为江西之宗。二宗为盛，唯临川莫有继者，于是唐声绝矣！至乾、淳间诸老，以道德性命为宗，其发为声诗，不过若释氏辈条达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绝。永嘉叶正则，始取徐、翁、赵氏为“四灵”，而唐声渐复。至于末造，号为诗人者，极凄切于风云花月之摹写，力孱气消，规规晚唐之音调，而三宗泯然无余矣。 宋诗深，却去唐远； 元诗浅，去唐却近。顾元不可为法，所谓“法乎中，仅得其下”耳。 子瞻多用事实，从老杜五言古、排律中来。鲁直用生拗句法，或拙或巧，从老杜歌行中来。介甫用生重字力于七言绝句及颔联内，亦从老杜律中来。但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耳。 宋人于杜极推尊，往往得其肉，遗其骨； 得其气，遗其韵。盖时代所限，风会所囿，而理窟禅宗之说，又束缚之。是以丰赡者失于繁猥，妍美者失于儇佻，庄重者失于拘滞，含蓄者失于晦僻，古澹者失于枯槁，新特者失于穿凿，平易者失于庸俚，雄壮者失于粗厉。 明诗大家，陶冶澄汰，错综变化，人能所极，宛若天造。篇有万斛之泉，句有千钧之弩，字有百炼之金，其富累卷盈帙，使人应接不暇。可贵乎明者，谓其出于唐而盛于唐也。……明洪、永之际，律得唐之中； 成化以前，律得唐之晚； 弘、正之际，律得唐中盛之间； 嘉靖之际，律得唐初盛之间。所贵乎明者，谓其盛于唐而久于唐也。 今也和声者稍知厌宋人榘矱矣，往往陷入于元。寻逐源本，非希元也，力苟未逮唐人，不得不沦胥于元。故知晚唐者，元人之巢窟也。 自李商隐、唐彦谦诸诗作祖，宋初杨大年、钱惟演、刘子仪辈，翕然宗事，号“西昆体”。人多訾其僻涩，然诸人材力富健，格调雄整，视义山不啻过之，惟丰韵不及耳。九僧诸作，多在晚唐贯休、齐己上。惠崇尤杰出，如“露寒金掌垂，天近玉绳低”、“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类，佳句不可胜数，几欲与贾岛、周贺争衡。魏野、林逋，亦姚合流亚也。二宋之富丽，晏同叔、夏英公之和整，梅圣俞之闲澹，王平甫之丰硕，虽时有宋气，而多近唐人。永叔、介父、始欲泛扫前流，自开堂奥。至坡老、涪翁，乃大坏不复可理。 南渡诸人诗尚有可观者。如尤、杨、范、陆时近元和，永嘉四灵不失晚季，至陈去非宏壮在杜陵廊庑，谢皋羽奇奥得长吉风流，尤足称赏； 以其才则远不如王、苏、黄、陈。 宋主格，元主调。宋多骨，元多肉。宋人苍劲，元人柔靡。宋人粗疏，元人整密。宋人学杜，于唐远； 元人学杜，于唐近。国朝下袭元风，上监宋辙，故虞、杨、范、赵体法时参，欧、苏、黄、陈轨躅永绝。 宋初诸子多祖乐天，元末诸人竞师长吉。 宋人五七言古出于退之、乐天者为多，其构设奇巧，快心露骨，实为大变，而高才之士每多好之者，盖以其纵恣变幻，机趣灵活，得以肆意自骋耳。七言律若梅圣俞、王介甫、黄鲁直、陈无己诸人，所录而外，多生涩怪僻，实出晚唐恶道。后世中才之士，于宋人诸体，读其律，知其为恶，读其古，又茫无所得，往往谓宋人皆不足观，宜矣！ 古今之诗，总萃于唐，而畅遂于宋，至金元则靡矣。眉山横纵含负，无所不有，得杜之大而变。西江则祚少陵为初祖，自命真子，火传灯续矣，然其风神气韵，去唐少远。金元之诗，泛滥元、白，杂出中晚，然其风神气韵，去唐反近。 余尝与友人言诗： 诗不当以时代而论。宋元各有优长，岂宜沟而出诸于外，若异域然？ 即唐之时，亦非无蹈常袭故，充其肤廓而神理蔑如者，故当辨其真与伪耳。徒以声调之似而优之，而劣之，杨子云所言“伏其几，袭其裳，而称仲尼者也”。此固先民之论，非余臆说。听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优于唐。夫宋诗之佳，亦谓其能唐耳，非谓舍之外能自为宋也。于是缙绅先生间谓余主张宋诗。噫！亦冤矣！ 且唐诗之论，亦不能归一。宋之长铺广引，盘折生语，有若天设，号为豫章宗派者，皆原于少陵，其时不以为唐也。其所谓唐者，浮声切响，以单字只句计巧拙，然后谓之唐诗，故永嘉言“唐诗废久，近世学者已复称趋于唐”。沧浪论诗，虽归宗李、杜，乃其禅喻，谓“诗有别材，非关书也； 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亦是王、孟家数，于李、杜之海涵地负无与。至有明，北地摹拟少陵之铺写纵放，以是为唐，而永嘉之所谓唐者亡矣。是故永嘉之清圆，谓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后为唐，则专固狭陋甚矣。豫章宗派之为唐，浸淫于少陵，以极盛唐之变，虽有功深浅之不同，而概以宋诗抹杀之，可乎？ 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祎、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圣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永、宣以还，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迨嘉靖时，王慎中、唐顺之辈，文宗欧、曾，诗仿初唐；李攀龙、王世贞辈，文主秦汉，诗规盛唐。王、李之持论，大率与梦阳、景明相倡和也。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钟惺之属，亦各争鸣一时。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启、桢时，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张溥、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又一变矣。有明一代，文士卓卓表见者，其源流大抵如此。 三唐与宋元易辨，而盛唐与明人难辩。读唐人诗集，知其性情，知其学问，知其立志。明人以声音笑貌学唐人，论其本力，尚未及许浑、薛能，而皆自以为李、杜、高、岑。故读其诗集，千人一体，虽红紫杂陈，丝竹竞响，唐人能事渺然，一望黄茅白苇而已。唐明之辨，深求于命意、布局、寄托，则知有金矢之别； 若唯论声色，则必为所惑。夫唐无二盛，盛唐亦无多人； 而明自弘、嘉以来，千人万人，孰非盛唐，则鼎之真可知矣。晚唐虽不及盛唐、 中唐， 而命意布局， 寄托固在。宋人多是实话，失《三百篇》之义。元诗犹在深入处。明诗唯堪应酬之用，何足言诗？ 自宋以来，试士易制，诗各一涂，遂将李唐一代制作，四分五裂。若黄山谷、陈后山辈，雅好粗豪，尊昌黎为鼻祖，而牵连杜工部径直之作为证，遂名“黄陈”，号“江西体”。或无事刍狗衣冠，专事清永澹寂，以韦、孟、高、岑为宗，谓之“九僧”、“四灵体”。有以李玉溪为宗，而佐之以温飞卿、曹唐、罗邺，若钱思公、杨大年诸公，一以细润清丽为贵，谓之“西昆体”。要皆自宋人分之，而唐初无是说焉。 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知者或以为腐。 诗之不得不趋于宋，势也。盖宋人实学唐，而能泛逸唐轨，大放厥辞。唐人尚酝藉，宋人喜迳露。唐人情与景涵，才为法敛； 宋人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畅之情。故负奇之士，不趋宋不足以泄其纵横驰骤之气，而逞其赡博雄悍之才，故曰势也，第学之有善有不善耳。 宋诗未有不出于唐者也，杨、刘则学温、李也，欧阳永叔则学太白也，苏、黄则学子美也，子由、文潜则学乐天也。宋之与唐， 夫固若埙箎之相倡和， 而之相周旋也， 审矣。 世有相沿之论曰： 诗当为唐诗，又当为大历以前诗人之诗。夫唐之文章至元和而极盛，其诗之传者隽异瑰玮，非其人未有能为之者也。谓元和以后之诗可废也。抑固矣。凡名为唐诗者必诋诃宋诗，而訾毁西江尤甚，斥之为山魈木怪著薜萝之体。实则西江之音节句法皆本于唐，其原委不可诬也。盖有宋诗家自欧阳文忠公、王文公推扬李、杜，以振杨、刘之衰弱，而靡声曼响，中于习尚，未能遽移。至黄鲁直而后有以窥三唐之窔奥，力追古之作者，而与子瞻苏氏抗行于一时。其后学者派分为二，所谓各得其性之所近云尔。其一倡一和，于彼于此，之变之正，或离或合，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论者顾弗之深考与？且夫唐人之高致，其不在公家之言审矣，而拟之议之者窃窃焉享其敝帚，何哉？学宋人诗而从其支流余裔，未能追其祖之所自出，以悟其以俗为雅、以旧为新之妙理，则亦未得为宋诗之哲嗣也。 元诗具得唐人辞致，然拉杂拖沓，乏剪裁之工，其合度处殊近中晚唐。 今之谈风雅者，率分唐宋而二之。不知唐之杜、韩，海内俎豆之矣。宋梅、欧、王、苏、黄、陆诸家，亦无不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惟其生于宋也。南辕以后，竞趋道学，遂以村究语入四声，去风人之旨实远。 大抵宋人务离唐人以为高，而元人求合唐人以为法。究之离者不能终离，而合者岂能悉合乎？ 盖尝溯有明之际，凡称诗者咸尊盛唐。及国初而一变，诎唐而尊宋。旋又酌盛唐与宋之间，而推晚唐。且又有推中州以逮元者，又有诎宋而复尊唐者。纷纭反复，入主出奴，五十年来各树一帜。 若以流弊而论，则槎枒粗硬之弊，亦何常不自老杜开之？韩昌黎之“蔓涎蜗出壳，角缩头敲铿”，与《笑林》 中所云“蛙翻白出阔，蚓死紫芝长”，又何以异？ 《袁枚《小仓山房尺牍》卷八《答李少鹤书》) 诗至南宋末年，纤薄已极，故元明两代诗人，又转而学唐，此亦风气循环往复，自然之势也。元末明初，杨铁崖最为巨擘，然险怪仿昌谷，妖丽仿温、李，以之自成一家则可，究非康庄大道，当时王常宗已以“文妖”目之，未可为后生取法也。惟高青邱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论者推为开国诗人第一，信不虚也。……后来学唐者，李、何辈袭其面貌，仿其声调，而神理索然，则优孟衣冠矣； 钟、谭等又从一字一句标举冷僻，以为得味外味，则幽独君之鬼语矣。 明诗屡变，咸宗六代三唐，固多伪体，亦有正声。自钱受之力诋弘、正诸公，始缵宋人余绪。诸诗老继之，皆名唐而实宋，此风气一大变也。至近人谓学诗断自元和，不可作开元、大历之想，是朝菌蟪蛄也。尚何言哉！ 尚何言哉！ 诗境至唐而大，至宋而尽。古体尽于苏、黄，律体尽于放翁。故元明诸名家皆反而之唐。明人多訾元氏诗文，其实无甚大异也。本朝则参唐宋而用之。 宋人学元、白为多。元人学温、李为多，而轻扬亦近太白。每变递上，未可厚非。 成、宏一变，嘉、隆再变，皆学初唐、盛唐。万历后变而为晚唐，既又变而学温、李。盖体杂见歧，无似此者，由于乏大手主持也。思意不惬，正难下赏裁。 余言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谷、后山、放翁、诚斋，岑、高、李、杜、韩、孟、刘、白之变化也。简斋、止斋、沧浪、四灵，王、孟、韦、柳、贾岛、姚合之变化也。故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枢斡也。 自咸、同以来，言诗者喜分唐宋，每谓某也学唐诗，某也学宋诗。余谓唐诗至杜、韩而下，现诸变相，苏、王、黄、陈、杨、陆诸家，沿其波而参互错综，变本加厉耳。 唐诗元、白之平衍，贾、孟之孤寒，皮、陆之甜熟，姚合、周贺之刻深，李贺、刘叉、卢仝之奇怪，皆开宋派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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