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上层的分歧和分裂

1907年2月，孙中山和黄兴因国旗图式问题发生争执。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理由是该旗为烈士陆皓东设计，无数先烈曾为此流血。黄兴主张用井字旗，以示平均地权之意。他认为青天白日旗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须毁弃。黄兴这一意见使孙中山极为激动，他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1]黄兴的激动也不下于孙中山，他发誓要脱离同盟会。
在这一争执中，宋教仁同情黄兴。他认为孙中山待人做事，“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近于专制跋扈”;同盟会成立以来，会员又多离心离德，将来不一定会有所作为，“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2]。3月1日，他向孙中山要求，辞去代理庶务干事一职。
国旗图案的分歧不是什么原则问题，黄兴很快就冷静下来，接受了孙中山的方案，虽然还不无勉强。
促使同盟会分裂的导火线是孙中山离日问题。萍、浏、醴起义后，清政府即通过公使杨枢和日本政府交涉，要求逮捕并引渡孙中山^[3]。日本政府经过研究，采取了既适当满足清政府要求而又能讨好中国革命党人的方针：一面向清政府表示，同意驱逐孙中山出境；一面通过内田良平、宫崎寅藏和孙中山商量，劝其自动离日。日本政府并赠孙路费五千元，同时，东京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也赠送一万元。孙中山当时正需要一笔军事活动的经费，便接受了这批款子。2月25日，内田良平在东京赤坂区红叶馆设宴为孙中山送行。赴宴者有黄兴、章炳麟、胡汉民、汪精卫、刘师培、宋教仁、田桐、张继、汪东以及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和田三郎等。3月4日，孙中山携胡汉民、汪精卫、萱野长知、池亨吉等离日赴港，转往南洋，同盟会会务交由黄兴主持。
3月23日，宋教仁偕白逾桓、日人古川清离开东京赴辽东运动“马贼”,企图在东北起事。4月，黄兴应孙中山召，赴香港，准备潜入广东肇庆，运动清军郭人漳部反正，同盟会庶务一职交刘揆一代理。
由于民报社经费困难，孙中山离日前从铃木久五郎赠送的一万元中提出两千元来存放于民报社，章炳麟嫌少，认为一万元应全部留下。孙中山离日后，接受日本政府赠款一事传出。参加同盟会的平山周、北一辉、和田三郎等首先和中介人宫崎寅藏等吵了起来。章炳麟、张继、谭人凤、田桐等也议论纷纷，张继说：“说走就走，要他钱干什么！”^[4]章炳麟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照片撕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等字，寄到香港。他认为孙中山临行前应该向日本政府示威，而不应该像“丧家犬”一般灰溜溜地离去^[5]。刚到日本不久的刘师培叫得最厉害，说是孙中山“受贿”了。一时满城风雨，不可开交。宫崎寅藏虽曾进行调解，但效果不大。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先后失败的消息。同盟会的内部矛盾犹如火上加油，反对孙中山的人日益增多。张继大闹民报社，扬言“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6]。章炳麟等催逼刘揆一召集大会，革去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推黄兴。刘师培自己想掌权，并企图援引北一辉、和田三郎为同盟会干事。刘揆一抵制了章炳麟等人的要求。他认为孙中山接受赠款是为了供应起义军需，出于不得已；当时又在筹备钦、廉起义，革除总理将会使起义军陷入极大困境；因此，力排众议，并和张继扭打起来。
6月17日，孙中山派萱野长知回日和宫崎寅藏、三上丰夷等秘密购买枪械并租船运输。经过和厂商洽谈，购得村田式快枪二千支，每支带弹六百发。村田式在当时的日本已经落后，但在中国，还不失为先进武器。事为平山周、和田三郎、北一辉等得知，转告章炳麟和被张继从辽东叫回来的宋教仁，立即又激起了一场风波。章炳麟吵吵嚷嚷地说：“孙某所购军火是村田式，这种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丢了性命吗？可见得孙某实在不是道理，我们要破坏他！”^[7]于是章炳麟便用明码电告香港《中国日报》,说是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由于用的是明码，孙中山等认为泄露了军事机密，非常恼火，便由胡汉民写信至本部谴责，声言要执行纪律。不久，又派林文返回东京，禁止章炳麟、宋教仁，不让他们再干预军事问题^[8]。9月13日，孙中山致函宫崎寅藏，表示自此不再信任平山周、北一辉、和田等，关于运动日本方面的工作，要宫崎一人“力任其难”,同盟会本部、民报社中人，均不必与之商议^[9]。
在东京同盟会严重混乱的情况下，刘揆一写信告知黄兴，又写信给冯自由、胡汉民，引用万方有罪、罪在一人的譬语，要求冯、胡劝孙中山向东京同盟会本部引咎谢罪。孙中山复函谓：“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10]他表示，可以辞去总理一职，但必须在同盟会本部及章炳麟承认不是之时^[11]。黄兴复函则谓：“革命为党员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12],表现了维护团结的正确态度。
经过这次风潮之后，孙中山就不大愿意过问同盟会本部的工作了。
同盟会的内部矛盾虽然爆发在几个具体问题上，却反映了深刻的思想分歧，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
当时，在俄国1905年革命影响下，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活跃阶段。1906年，社会民主党以社会党的名义重新建立。1907年，罢工斗争进入高潮。同年2月，日本社会党分裂为两派。片山潜、田添铁二提出议会政策论，主张通过争取普通选举权和议会斗争来实现革命，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则提出直接行动论，完全反对议会斗争，主张以总同盟罢工和暗杀来实行革命，成立金曜(星期五)讲演会。
在孙中山离日风潮中闹得最欢的章炳麟、张继、刘师培等接受了幸德秋水等一派的影响。他们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激烈地批判议会制度，醉心于无政府主义或佛教虚无主义，逐渐表现出和孙中山等不同的政治倾向。
1907年4月，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发表文章，提倡中国的革命家应与日本的社会运动家携手，东洋各国的社会党应当联合起来。张继、刘师培赞同幸德秋水的意见，联络流亡在日本的印度革命党人，共同发起组织亚洲和亲会，推章炳麟起草宣言书^[13]。宣言书用中英两种文字印成，中文定名为《亚洲和亲会约章》,其主要内容为：
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
会员：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皆得入会。
义务：1.亚洲诸国，或为外人侵食之鱼肉，或为异族支配之佣奴，其陵夷悲惨已甚，故本会义务，当以互相扶助，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2.亚洲诸国，如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
《约章》规定会员每月聚会一次。由于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亲会”不设会长、干事一类职务，声明“各会员皆有平均利权”,“各宜以亲睦平权之精神，尽相等之能力”^[14]。
1907年7月，亚洲和亲会正式成立，参加者有中国、日本、印度、菲律宾、安南诸国的革命者。中国方面入会者有章炳麟、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陈独秀、吕复、樊光、陶铸(冶公)等数十人；日本方面入会者有幸德秋水、山川均、大杉荣、堺利彦、竹内善朔等人。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章炳麟反对孙中山争取帝国主义国家援助的行为，斥之为“藉援强国，冀以自全，在品格则为下劣，在事实则无秋毫之效”^[15]。对《民报》六大主义中的“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一条，章炳麟表示：“此本含混言之，要之列国政府必不赞成。”^[16]
在成立亚洲和亲会的同时，张继和刘师培又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民报》第15号刊出的广告称：“近世以来，社会主义盛于西欧，蔓延于日本，而中国学者则鲜闻其说。虽有志之士间倡民族主义，然仅辨民族之异同，不复计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复之说果见实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他们表示要“搜集东西前哲诸学术，参互考验，发挥光大，以饷我国民”^[17]。8月31日，社会主义讲习会成立，幸德秋水等到会并演说。
张继和刘师培标榜研究社会主义，实为提倡无政府主义。刘师培声称于颠覆满洲之后就要实行无政府，决不让欧美、日本之伪文明推行于中国。
“社会主义讲习会”每星期集会一次。除幸德秋水外，宫崎寅藏以及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都参加了活动。
讲习会的机关刊物是《天义报》。该刊发表过《共产党宣言》的序言和第一章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片断。它称赞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最有裨于历史”^[18],是“不易”之说^[19],但又从根本上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求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人类社会。刘师培等不仅不要政府，而且不要团体，不要任何“在上之人”,不要社会生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他在《戒学政法歌》中甚至破口大骂：“侈说合群真放屁。”^[20]
对孙中山的三大主义，刘师培等完全否认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性。民族主义，被斥为“不合公理之最甚者”^[21];共和政体，被斥为“不共不和”^[22];平均地权，被斥为和王莽改制一样的愚民政策^[23]。
“社会主义讲习会”附设农民疾苦调查会。刘师培等斥责田主为“大盗”,主张通过完全自发的无组织、无领导的“农人革命”以没收豪富的土地，使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份额^[24]。但是，刘师培等又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和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最相近，因此，“若于政府尚存之日，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25]。一个筋斗，刘师培从“左”的极端翻到了右的极端。
章炳麟和张继、刘师培关系密切，积极参预了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活动。他曾在会上“痛斥国家学说之荒谬”,认为“无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均一无可采”^[26],“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27];又曾大力批判资本主义文明，认为“愈文明之人愈恶”,“愈野蛮，其恶愈减”,主张倒退回去学猴子，“拟猿可也”^[28]。
章炳麟受过深刻的佛学影响。他将无政府主义和佛教虚无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了“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五无论”,以之作为圆满的最高理想。
章炳麟认为，这个最高理想不可以“飞跃”而至，“还以随顺有边为初阶”,开始时，必须设立共和政府。为了减轻政府的祸害，同时制订四项办法：一、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二、官立工场，使佣人得分赢利；三、限制相续，使富厚不传子孙；四、解散议员，使政党不敢纳贿。章炳麟表示，如果没有这四项，君主立宪、民主立宪都不如实行专制^[29]。他有时觉得，中国的专制制度也还不坏，“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30];甚至说：“今之专制，直刑罚不中为害，佗犹少病”^[31],“所恶于满洲政府者，非在制度不良，在所好与所令异”^[32]。
二十世纪初年，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孙中山企图以他的“主观社会主义”来免除资本主义的经济祸害，这固然虚妄；但是，他仍然坚持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满怀信心地为之奋斗。章炳麟、刘师培等则对这一理想也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由醉心于无政府主义或“五无”转而歌颂封建专制主义。这样，他们自然就格格不入了。
由于和孙中山的矛盾日益加深，佛教虚无主义的影响也日益加重，章炳麟对中国革命一度感到失望，想到印度去做和尚。为了解决路费等问题，他曾通过张之洞的女婿、清政府驻长崎领事卞綍昌和张之洞联系^[33]。1907年底至1908年初，又先后给短期回国的刘师培夫妇写过若干封信，托他们通过佛教居士杨仁山向端方运动^[34]。章炳麟没有想到，刘师培夫妇这时已决计叛变革命。刘到上海后，即向端方写信自首，自称“大恨往日革命之非”,愿献“弭乱”之策，保证设法使《民报》停刊，在三年之内毙杀孙中山、黄兴^[35]。1908年2月，刘师培夫妇回到东京，一面作暗探，经常向端方密报党人情况，同时通过北一辉等策动同盟会员程家柽，“欲以十万金而鬻孙文之首”^[36];一面以更为“左”倾的姿态创办《衡报》,提出纲领四条：颠覆人治，实行共产；提倡非军备主义及总同盟罢工；记录民生疾苦；联络世界劳动团体及直接行动派之民党^[37]。同年4月，章炳麟、刘师培之间也吵翻了。11月，《衡报》被日本政府封禁，刘师培夫妇回到上海，一面继续以革命党人的面目招摇撞骗，一面将章炳麟六封信的“真迹照片”寄给黄兴等人，以在革命党内部制造猜疑和纠纷。同盟会的内部矛盾因而更加复杂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