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阶层人民对反帝制战争的支援

护国战争的正义性质，赢得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其首要的表现是云南、贵州两省人民掀起了盛况空前的支前热潮。云南、贵州是护国军的大后方，讨袁战争的根据地，为争取胜利，两省人民除积极支持军政府创设团防组织，维持地方秩序，消除护国军后顾之忧外，还广泛开展了以下支前活动。
(一)踊跃从军。云南独立后，军政府的头一件事就是动员人民参军，先后在省城昆明和云南、楚雄、武定、大理、丽江、曲靖、蒙化、临江、开化等九府设立征兵机构，号召退伍官兵踊跃归队。不到十天，自动报到的“不下五六千人”^[1],退伍军官叶荃并致电唐继尧说：“拟就近于顺、云、缅召集义勇乡团一营，躬赴前敌，为国效死。”^[2]其他各界人士，也“莫不忿恨袁世凯之帝制自为，均愿慷慨从军，稍尽义务”^[3]。其中尤以青年学生最为踊跃。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校十五个班的学生上书唐继尧，请组织“讨袁学生队”^[4]。女子农业学校学生茅极珍、王桂莲等十五人呈请编练女子军北伐^[5]。云南高等警察学校全体学生，也借口滇垣秩序整然，警员“实成疣赘”,请求“派随军队，或充他职”,以“效驱于战阵”^[6]。而要求加入云南讲武学校志愿队的人，则为数更多。
起初，征兵事务所还依据征兵条例，坚持必须持有退伍执照，方可登记收录，但实际上许多报名者根本不是退伍兵士。为此，它不得不临时改申：“只须邀请妥实铺保填具保证书，即准投考分拨”,以“免阻其爱国热忱。”^[7]然而，即使如此，由于招收名额有限，仍有不少报名者未能如愿。如宪兵队招收八十名，而报名人数多达数百，“其未考取者，皆深以不得从征为憾”^[8]。在这股从军热潮中，随处可见新婚青年“绝裾而出”,与妻子送夫、母亲送儿的动人情景。退伍营长马灿文出发时，他的母亲语重心长地嘱咐道：“国家养汝辈，正为今日用力，其速理粮临敌，以快母心。”^[9]
贵州情况，与云南大体相仿。据当时报载：“自宣布独立后，无人不愤恨袁氏无道。稍有血气者，均愿从戎北征，而青年学子，尤为有志。”^[10]
(二)积极筹饷。云贵两省，地瘠民贫，平时财政即感支绌，何况战时。因此，竭力从财政上资助护国军政府，乃是两省人民的急务。在这方面率先作个人捐献的是护国第一军参谋总长罗佩金。他承继祖产十余万金，起义之后，即“尽以其田产之契券交与唐都督存储富滇银行，以充军费”,并说：“他日共和无恙，己身犹存，或可酌量领回瞻家之费。否则，将演亡国灭种之惨祸，何以家为？”^[11]紧接着，绅商农工学各界也纷起效法。据当时报载：滇省由于“民贫地瘠，每届年底，完纳粮税，甚属迟延。近因军兴之故，省内外各县人民输纳粮税，异常踊跃”^[12]。滇蜀铁路公司股东会议决随粮附加铁路股百余万元，“全数提充军饷”^[13]。昆明群舞、云华两戏园经理、司事以及全体坤伶和男伶为此举办义演，他们具禀警察厅长唐继禹说：“滇省地处边僻，军饷甚绌。筹饷之源，端赖国民。毁家纾难，正斯时也。商民等亦系国民一分子，自当勉尽棉薄，为他人倡。拟由群舞、云华两园各演义务戏午夜三日，所售之款，涓滴归公，以助军饷。”^[14]讨袁爱国的热情，跃然纸上。云南商务总会也慨助军饷二十余万元。
贵州人民的筹饷活动主要由征兵抚恤会主持。征兵抚恤会是个拥军优属性质的社会群众团体，为贵州绅、学、农、工、商、报各界所自动发起，正式成立于3月19日，以郭重光为正干事，张彭年、熊述之等为干事。该会劝捐对象初以个人为限，具体办法是：上等月捐一元，中等五角，次等二角，又次等一角，任凭自认，以战事结束之日为止。后贵阳县知事王具光“引身作则，共乐输将”,又议定将劝捐对象再扩至以县为单位，并定办法三等：一等县七十元，二等六十元，三等五十元。他一面将本县所捐七十元送交省城征兵抚恤会，一面相应通告各县知事“酌照所议，量予捐助”^[15]。为动员更多群众踊跃认捐，征兵抚恤会于4月3日在贵阳公园举行公民大会，到会者万余人，肩摩踵接，几无隙地。场内并设有收捐处，由中国银行直接派员经手。大会首由郭重光演说征兵抚恤会成立缘起，他说：“袁逆谋叛，致起兵端，出征之军，异常辛苦，盖为保护共和，舍死忘身，吾民应尽抚恤之责，以致其功，是以有征兵抚恤会之设。”继由张彭年等人着重演说护国战争的正义性质，号召各界“有财者输财，有力者出力，俾得早日讨灭袁逆，还我共和”^[16]。演说进行了四个钟头，直到散会时，“光复楼之下，收款处输捐者尚络绎不绝”^[17]。
此外，地方各县还有各自助饷的。紫江县曾竹屏等“闻本省护国军兴，遂与绅、商、学、农各界商议将以前救国储金团改为护国筹饷团，该县人士照常捐输，以为义军后盾”^[18]。修文县绅士颜香澄等以黔军讨袁，兵饷为要，发起“护国军饷捐”。“此议一出，乐从者甚众”。息烽僧人法瑞等以“袁氏帝制自为，割地售矿，大有害于人民”,“特召集缁流，发起护国捐金团，以补助军饷”^[19],等等。
(三)激发民气。云贵人民懂得：“大义以阐扬而益彰，民气以激发而尤奋。”^[20]为此，他们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创办报纸，二是组织演说。在创办报纸方面，昆明的《中华民报》、《义声报》和贵阳的《铎报》都是为声援护国军而创办的。《中华民报》发起人陈禹平、邓质彬、罗养如等人说：“窃自我滇起义，声罪讨袁，同人等不自揣谅，奋其忠忱，欲借三寸毛颖，聊助北伐声威。是以集合同志，组织《中华民报》,用以鼓吹共和，扫除专制。”^[21]在组织演说方面，早在1916年1月初，昆明法政、师范两校就曾挑选学生四百余人，组成一团，分往各县、市、乡巡回演说^[22]。但值得特别一提的还是云南护国演说社的活动。
护国演说社是李增、由云龙、倪德隆、杨钟年等二十五人发起成立，并与护国战争相终始的一个社会群众组织，其简章规定：“本社以声明大义，发扬民气，辅助本省政府扫除帝制，拥护共和为宗旨。”^[23]它发轫于省城昆明，推广至各府、县、市、埠，每星期三、六、日均派德望素著、通达事理的演说员前往各处演说，曾先后演说过《滇军举义讨袁，实为国民前途造大幸福》、《护国军之责任与身价》等十二讲，主要宣传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袁世凯是个抢掳中华民国的大贼，败国害民的祸根，只有并力将他除了，中国才能振兴，人民才能安乐；2.护国讨袁，“一方面是不容皇帝出现，一方面是要保全中国的土地，保全中国的人民，保全中国的主权”,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为全国四万万人造将来的大幸福”;3.护国军必胜，袁世凯必败；4.全国讨袁形势大好，会师武汉、直捣幽燕的日期不远了；5.“唐、蔡诸公既出死力救我们国家的覆亡，保我们种族的危急，我们百姓也应该出死力帮助，不可袖手旁观”,“或是直接的捐助些军饷，或是间接的补助些劳力”,而最重要的是要履行共和国民最荣耀的当兵义务^[24]。护国演说社的演说不仅战斗性强，而且语言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甚至妇孺女子，亦有听而不倦者”^[25],在激发广大群众的讨袁爱国热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四)慰劳将士。为了鼓舞士气，两省人民一向十分重视劳军工作。军队出征，有分送手巾、手套各用品的，有置牛酒以饯行的。伤员回省，倍受优待。在贵州，凡负伤官兵到省，征兵抚恤会一律备置火腿、牛乳、川糖、蜜食、藕粉、手巾等物，前往殷勤慰问^[26]。不仅如此，两省人民还多次推派代表，亲往各战地劳军。4月初，贵州征兵抚恤会就曾备置牛酒，派员赍往川南、湘西慰劳各出征将士，并致词说：“袁氏谋逆，志士投袂。图存宗邦，头颅拚碎。天鉴精神，连歼丑类。既固民国，兼保社会。社会中人，敢忘斯忠？无以酬功，扪心抱愧。远献牛酒，聊供一醉。”^[27]同时前往川南劳军的还有遵义、桐梓各界代表王嘉春、杨崇、王长龄等。他们到达战地，适值大雨，官兵颇受感动。云南劳军代表由唐继尧委派前川军第五师旅长龙灼三等人充任。商务总会闻讯后，立即召集商界会议，提议各商量力捐金，购备物品，托其代赠前敌各将士。会后，又广布《启事》,劝谕各商，“一时认捐者异常踊跃，多者数十元，少者亦拾数元”^[28]。当其所购慰劳品运抵战地之时，全军上下，莫不感奋，恨不能即除袁氏，以谢同胞。
全国各阶层人民支持护国战争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川南、湘西等战区人民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支援护国军、打击北军的斗争。关于护国军所受人民欢迎与支持的情况，蔡锷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他说：当他率部到达川南永宁时，“官绅商民悬旗结彩，夹道欢呼。附近各属亦派代表前来接洽，群称我军之神勇慈惠，情愿编入戎籍，共效前驱”^[29]。随蔡入川的支队长朱德也说：“自滇以达蜀地，无不箪食而迎。”^[30]有人还与辛亥以来的几次入川情况相比较，指出：“此次入川，对于人民感情，与前大异，每一战争，所有附近村民，箪食壶浆送入阵地者，不可胜数。”^[31]驰骋湘西的东路司令王文华说：“我军所至，扶老携幼，壶浆箪食，馌彼前线。”^[32]可见湘西人民对护国军的支持并不亚于川南人民。
川、湘人民也和云、贵人民一样，毁家纾难，踊跃从军。仅四川叙永县就“筹款至三十余万之多”,“乡团之遥为声援者至七千余人之众”^[33]。他们还主动向护国军报告敌情，指带道路，甚至拿起武器，直接参战。据护国军营长金汉鼎说：1月31日叙州白沙场之战，就有驮子弹的马哥头，于战斗激烈之时，取“我阵亡之兵之枪，而各击敌人”^[34]。支队长华封歌也说：黔军占领九盘子、赶水、东溪等要隘，“多得棒客之力”^[35]。湘西民众每当护国军与北军“对垒之际，或至鏖战不休，妇女之属分为炊食以进，男子则持白刃尾随其后，所至成群，杀声雷动，昼为冲锋，夜为劫营，枪林弹雨之中，赤血横飞，犹各贾勇前驱，捐身不顾。因此，陨命者每战实复不少”^[36]。可见，护国军的每一胜利，除其自身的英勇牺牲外，也是川湘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但是，与护国军相反，北军及其附庸却处处遭到川湘人民的反对。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家家闭户，人人远避。代理南川县知事颜孔铸说：“春初，北军至南，搜刮奸掠，民不堪命，城乡妇女，转徙流离，县城昼扃，各乡罢市。”^[37]北军兵监监员关洵也供认：“沿途经过之地，居民旅店关闭居多，不惟日用物品极其昂贵，且求其有而不可得。”^[38]欲求向导，更“无一应者”^[39]。迫而为之，非“乘间而逸”,即“故引歧途，速其被歼”。3月，王维纲进攻酆都时，北军营长张福臣以土人余见龙为向导，欲西出新城，扼王来路，但余却骗他“左出大桥”。结果，王维纲取道大池已抵新城，而张还蒙在鼓里。17日拂晓，“张前队出新城，未戒备，猝与纲遇，枪不及弹，伤数十人，遂溃退不可收拾”^[40]。几乎同时，川南松坎两营北军也因向导略施小计，被护国军打得死伤枕藉，狼狈不堪。其时，松坎北军欲抄袭护国军后路，迫旧时老乡约王思孝为向导。王虽年已七十有余，但“精明谙练，素恨袁兵”,“因略施诈术以陷之”。他先引北军多人自松坎经蛇皮滩至石壕，“逾沟越岭，绕东转西，其中相距四五十里，逐一指明，又插竹为标。”而真正可以用埋伏、行抄袭、权避让之处，却“秘而不宣”。北军于3月23日派兵两营，携机枪两挺，迫击炮六尊，依竹标所指，向石壕进发。岂知在他们未到石壕以前，护国军已衔枚急走，由小路先行暗抵石壕，对他们实行反包抄了。北军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之下，争先沿原路退回。护国军“认标追逐”,直至蛇皮滩乃止。一路上，北军“死伤无算”,并损失机枪一挺、炮一尊^[41]。
然而，这些还不是北军最感困难的问题，最难对付的是那些遍地蜂起的武装民众。
自护国战争爆发后，川湘人民即在护国军的鼓舞下，纷纷组织武装，加入护国讨袁行列。有的隶属于地方政权，有的直接投奔护国军，而更多的是散处各地独立从事游击战争。这后一种也就是北军所诬称的“匪”。这些民众武装虽多系山野村夫，武器也窳劣不良，仅有土枪土炮甚至棍棒刀矛之类，又没有什么军事训练，“凡奇正分合之法，条教号令之施，大抵懵然不解”,但本其果勇朴诚之气和熟悉地理、进退敏捷、以主待客、以逸待劳的便利条件，却常给教练有素、器精械利的北军以有力的打击。3月27日，企图进犯赤水的一营北军竟被六十余名乡兵击败，就是一例。这一天，听说北军将至，士民急议守城之策，“有勇者攘臂而前，扬言于众曰：‘北军炮巨且利，城不可恃也，不如相机击之，有胆识者能从我乎？’语毕，应之者六十余人。结队而往，散布于鲢鱼溪岸。北军既至，各自为战，殪其前锋十数人，后继者回头急返。时值阴雨霏霏，泥涂滑㳠,加以羊肠鸟道，不能星散而奔。于是窜入稻田，困于革履，将前复却，欲速反迟。乡兵四起乘之，刀枪并举，杀北军七十余人，夺获快枪一百七十余件。而乡兵不幸受伤者仅三人焉”^[42]。
至于那星罗棋布、左仆右起的所谓“匪”,对北军的威胁就更大了。他们时而攻城池，劫器械；时而砍电线，断交通；时而击步哨，歼溃兵；时而预伏要道，俟北军经过，“啸起抢擒之”;时而伪装采樵妇，乘其不备，“戮其人而夺其枪”^[43]。据蔡锷说，凡口操北音之人，“非十人以上不敢径行乡镇”^[44]。他们时聚时散，出没无常，东奔西窜，飘忽不定，“遇兵力单则抵抗，遇大队则窜匿，追剿无踪，防不胜防，虽有兵力，亦无所施”^[45]。在他们的打击之下，北军上下无不惊呼：“最可虑者，现当逆乱吃紧，而匪焰日炽。影响所及，于逆则利，于我则害。”“万一连为一气，演成草木皆兵之势，则祸患曷堪设想！”^[46]
此外，在这期间，袁世凯统治区人民的反袁斗争也有新的发展。距离护国军发源地云贵两省较近的四川、湖南、广东、浙江等省固不必说，即使素为袁世凯严密控制的北方各省也不例外。云南起义爆发后，袁世凯为了镇压护国军，除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列强乞求借款外，又加紧在国内推行地亩清查，以增加财政收入。因此，反对清丈地亩就成了北方各省人民反袁斗争的主要内容。3月22日，山东肥城县长清农民为此举行暴动，焚毁县署及四乡丈量局。随后，又波及平阴、东平、东阿、新泰等邻近各县，数千农民“袭县衙官署、学校及官绅之住宅而火烧之，势极猛烈”^[47],旋为当地驻军所镇压。4月，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农民也掀起大规模的反抗风潮。海龙县乡民三千余人将县署团团围住，要求停止清丈。西安县(今吉林省辽源市)乡民二千余人意欲捣毁清丈局，声势汹汹，延袤百余里。东丰县乡民散发传单，揭露地方当局和官吏借端搜刮，苛捐杂税，日增一日，相约5月13日入城夺回已丈的土地大照，要求缓丈。绥中县斗争尤烈，抗丈群众千余人，夺取保卫团枪械，围攻县城，要求驱逐县知事，实行自治。阿城、盖平、岫岩、兴京(今新宾)等县农民也展开了规模大小不等的抗丈斗争。至5月间，反抗清丈风潮，几无县无之，三省当局被迫停止清丈。与此同时，河北易县爆发了山北社千余人为抗阻清丈地亩和反对苛捐杂税的武装起义，并蔓延冀中十数县，后以兵力不敌，被军警击散。
最后还要特别指出，在这次反袁爱国斗争中，国内各兄弟民族和海外华侨也是一支重要力量。在川南和湘西，各兄弟民族与汉族人民一道，一面积极欢迎和支持护国军北伐，一面自动组织武装抗击北军的进攻。李长泰不止一次向统率办事处报告说：“赤水又来苗匪千余人，携明火枪，并有抬炮。”^[48]这说明苗族人民不仅建立了讨袁武装，而且是一支人数不少的队伍，其武器装备虽不甚精良，但却给李长泰以莫大的威胁。在四川宁远，“猓猓人(彝族)蜂起与官吏为难”^[49]。在贵州铜仁、松桃等苗族聚居区，组成一支三千余人的苗民义勇队，准备“即行出师北讨”^[50]。在黑龙江，鄂伦春青年学生阿兰布及拉札立等十余人，因对袁世凯“僭窃神器大抱不平，年假归家，对其父兄演说此事，全族中闻而大愤，遂约期起义”^[51]。在吉林，爆发了赫哲族反对袁世凯盐务缉私马队的起义。活动于吉林宝清、密山、富锦、虎林等县的盐务缉私马队本是袁世凯的一支武装军警，由于它常假“缉私”之名，栽赃以倾良善，人民深受其害。赫哲族愤激而约齐全族，挑选精锐五百人，高树讨袁大旗，于1916年2月17日直扑该队驻地。该队方在梦中，衣不及着，即被“杀得落花流水，全营五百人，生逃者不过三十人”^[52]。
海外广大华侨的爱国讨袁热情，也很令人钦佩。这主要表现在踊跃输财和组织敢死队直接回国参加讨袁斗争等两个方面。云南起义后，南洋华侨认捐巨款者，大不乏人，连留法学生爪哇华侨吴伟康也捐了四千元^[53]。云南起义后，百余万的捐款很快汇到昆明。美洲、澳洲华侨认捐更多，“闻数在二百万左右”。直接回国参加武装讨袁斗争的华侨则以北美加拿大为多。1916年1月初，国民党加拿大支部颁布《加属华侨敢死先锋队规则及章程》,号召广大爱国华侨踊跃参加敢死先锋队回国效力，反对袁世凯称帝。没多久，报名参加者便达到五百人，经中华革命党东京总部正式命名为“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并召它赴日候命。2月，三百多名加拿大敢死先锋队员分三批抵达日本横滨。接着，又加入一批侨居日本的新队员，队伍扩大到五百余人。5月初，在孙中山所派代表夏重民带领下，进入山东潍县，改编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华侨义勇团，受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指挥，先后参加过袭击济南等一系列战斗。广大爱国华侨在推翻“洪宪”帝制中的业绩，诚如孙中山所说：“此次推翻帝制，各埠华侨既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复踵相接，其坚忍勇往之忱，诚不可多得者也。”^[54]
以上事实说明，护国战争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意志与愿望的。因此，它得到了包括广大爱国华侨在内的各阶层人民和各兄弟民族的积极拥护与支持，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护国战争也是一次得人心的战争。而这正是滇黔护国军在“兵力本不甚厚，且子弹缺乏，粮饷不足”^[55]的劣势下，得以战胜兵多械利饷足的北军的根本原因。对此，王文华在复贵州征兵抚恤会的信中曾明白说过：“自维入湘以来，以直壮之众，当曲老之师，前后数月，大小十余战，攻城夺地，逐北追奔，近赖将士忠勇争先，远承各界激扬鼓励，幸不辱命，非华之力所能致此。”^[56]戴戡也在致该会的复信中表示：“特是胜之以武者，固贵军人之先声，持之以坚者，尤赖众心为后劲。倘非邦人君子，道合志同，必致良将劲卒，瞻前虑后，是则收今日之效，集异时之功，未始非诸先生之所赐，而戡则乘便多多矣。”^[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