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滩声似旧时——说陆游《楚城》

只有滩声似旧时——说陆游《楚城》

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

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

淳熙五年(1178)正月，宋孝宗召陆游东归。二月，陆游离成都，顺长江东下，五月初到达归州，作《楚城》及《屈平庙》等诗。

关于“楚城”，陆游于乾道六年(1170)自山阴赴夔州途中所写的《入蜀记》里，有如下记述：

归之为州，才三四百家，负卧牛山，临江。州前即人鲊瓮。城中>无尺寸平土，滩声常如暴风雨至。隔江有楚王城，亦山谷间，然地比归州差平。或云：“楚始封于此。”《山海经》：“夏启封孟除于丹阳城。”郭璞注云：“在秭归县南。”疑即此也。

又据陆游《归州重五》诗原注云：“屈平祠在州东南五里归乡沱。”

陆游所见的“楚城”环境，大致如此。简单地说，它在长江之南的“山谷间”，与归州(秭归)城及其东南五里的屈原祠隔江相望；而江中“滩声”，“常如暴风雨至”。

弄清了“楚城”的环境，就让我们来欣赏陆游的这首《楚城》七绝。

题为“楚城”，而诗却只用第一句写“楚城”;第二句和三、四两句，则分别写“屈原祠”和江中“滩声”。构思谋篇，新颖创辟，匪夷所思。

“江上荒城猿鸟悲”，先点明“城”在“江上”，并用“荒”和“悲”定了全诗的基调。题目已标明“楚城”，故第一句只说“城”而省去“楚”字，留出地步下一“荒”字，而满目荒凉之状与今昔盛衰之感，都跃然纸上。“楚城”即“楚王城”，“楚始封于此”，是楚国的发祥地。楚国强盛之时，它必不荒凉；如今竟成“荒城”，就不能不使人“悲”!接下去，作者就用了一个“悲”字，但妙在不说人“悲”，而说“猿鸟悲”，用了拟人法和侧面烘托法。“猿鸟”何尝懂得人世的盛衰？说“猿鸟”尚且为“楚城”之“荒”而感到悲哀，则人之百倍悲哀已因拟人法和烘托法的运用而得到充分表现。但这又不同于一般的烘托法。一般的烘托法，客体只起烘托主体的作用；而这里的“猿鸟悲”，却不仅烘托人“悲”而已。楚国强盛之时，“楚城”热闹繁华，怎会有“猿”?如今呢，“猿鸟”竟然以“楚城”为家，就说明此城早已“荒”无人迹。可以看出，“猿鸟”除起烘托作用之外，还具体地表现了“城”之“荒”，从而也强化了人之“悲”。

“江上”二字，在本句中点明“楚城”的位置，在全诗中则为第二句的“隔江”和第四句的“滩声”提供根据，确切不可移易。

当年热闹繁华的“楚王城”竟沦为“猿鸟”为家的“荒城”，其荒凉以至于使“猿鸟”都为之悲哀，就不能不激起人们的思潮，问一个为什么。然而接下去，诗人并没有直接回答“楚城”为什么“荒”的问题，却仿佛是借宾定主，用“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句进一步确定“楚城”的地理位置。当然，有了这一句，“楚城”的地理位置就更其清楚了；但这难道仅仅是为了确定“楚城”的地理位置吗？如果仅仅如此，为什么不说隔江便是秭归城，偏偏要突出“屈原祠”呢？

与此同时，陆游还写了两首关于屈原的诗，一首是《屈平庙》：

委命仇雠事可知，章华荆棘国人悲。恨公无寿如金石，不见秦婴系颈时。

另一首是《归州重五》：

斗舸红旗满急湍，船窗睡起亦闲看。屈平乡国逢重五，不比常年角黍盘。

正像写“楚王城”而要提到“屈原祠”一样，分明以《屈平庙》为题，却先写楚王。第一句是说，秦国是楚国的仇敌，楚怀王和顷襄王却不抗秦而去亲秦，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仇敌，其国事的前途如何，就不问可知了。第二句的“章华”即楚国的离宫章华台，用以代表楚国的宫殿。宫殿化为荆棘，国人为之悲伤。这一句的构思，和“江上”句颇有类似之处，所不同的只是：“章华荆棘国人悲”，乃是面对“屈平庙”而引起的联想和想像；“江上荒城猿鸟悲”，则是目击“楚王城”的荒芜而即景抒情。三、四两句，才写到屈原，以屈原未能亲见秦国的灭亡为恨；至于屈原是怎样死的，却只字未提，只说他“无寿如金石”而已。

《归州重五》，只写他在“屈平乡国”过端阳节，从船窗里看龙舟竞渡，不能像以往那样心情宁静地吃粽子，再什么也没有说。而屈原之投江和他为什么要投江以及投江前后楚国的形势变化等无限往事，都见于言外；诗人被那无限往事勾起的关于现实的种种联想和无限感慨，也见于言外。

写“屈平庙”而先说“委身仇雦事可知，章华荆棘国人悲”，因为这二者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屈原辅佐楚怀王，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却遭谗去职。怀王违反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使楚陷于孤立，为秦惠王所败。此后，怀王又不听屈原的劝告，应秦昭王之约入秦，被扣留，死在秦国。楚顷襄王继立，信赖权奸，放逐屈原，继续执行亲秦政策，国事日益混乱，秦兵侵凌不已。屈原目睹祖国迫近危亡，悲愤忧郁，自投汨罗江而死。至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楚国终为秦国所灭。春秋之世，楚庄王曾为霸主；战国时楚国的疆域不断扩大，怀王前期，又攻灭越国，国力更强。怀王、顷襄王倘能接受屈原的意见，哪会导致“章华荆棘国人悲”的结局！

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楚城》之所以仅用第一句写“楚城”，紧接着即把笔触移向“屈原祠”，不仅因为“楚城”与“屈原祠”只隔一条江，举目可见，而且因为楚国的命运与屈原的遭遇密不可分，诗人看见“楚城”的荒芜，就立刻想到了屈原的遭遇。

“江上荒城，——猿鸟悲！”从语气看，这是慨叹；就文势说，这是顿笔。林纾《春觉楼论文·用顿笔》云：“文之用顿笔，即所以息养其行气之力也。惟顿时不可作呆相，当示人以精力有余，故作小小停蓄，非力疲而委顿于中道者比。若就浅说，不过有许多说不尽、阐不透处，不欲直捷宣泄，然后为此关锁之笔，略为安顿，以下再伸前说耳。”这讲得很不错。先说“江上荒城”，仅四字，接着即用“猿鸟悲”一顿。连猿鸟都为之悲伤啊！这无限感慨中的确蕴蓄了“许多说不尽、阐不透处”，使读者期待下文“直捷宣泄”。下文“隔江便是屈原祠”，是“宣泄”，却并不“直捷”。而且，就语气说，又是慨叹；就文势说，也是顿笔。楚城如此荒凉，连猿鸟都为之悲伤，而楚城的隔江，便是屈原的祠庙啊！这无限感慨中又蕴蓄了多少说不出、说不尽处，使读者期待下文“再伸前说”。

“便是”一词，把“江上荒城”与“屈原祠”联系得十分紧密。正因为联系得十分紧密，所以尽管作者只用“便是”一词把“江上荒城”与“屈原祠”联系在一起而来了个停顿，别的什么都不曾说，却不能不使人思索那楚城与屈祠二者之间的关系。原来，“猿鸟悲”的那个“悲”字不是随便用上去的，其内涵十分深广。不仅“悲”楚城之“荒”，而且“悲”楚城之所以“荒”;而“悲”楚城之所以“荒”，又不仅悲楚怀王和顷襄王之昏庸误国，而且“悲”屈原之正确主张终不见用、目睹祖国危亡而无可奈何。如果楚王实行屈原的主张，楚城又何至于如此荒凉呢？楚城只有“猿鸟”，而屈原尚有祠庙，两相对比，体现了人心所向。“委命仇雠”者早与草木同腐，爱国志士虽然饮恨而死，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两句诗，欲吐又吞，低佪咏叹，吊古伤今，余意无穷。吊古，前面已谈了不少；伤今，即寓于吊古之中。南宋的统治者，不正在沿着类似楚怀王和顷襄王的老路往下走；而诗人和一切主张抗金的爱国志士，不也都像屈原那样遭受排挤打击，一筹莫展吗？

三、四两句，仍然是“再伸前说”，但那说法也出人意外。按照一般人的思路，一、二两句，只用“便是”绾合“江上荒城”与“屈原祠”，接下去，自然应该伸说那二者之间的关系了。在三、四两句里把我们在前面所谈的那些关系加以概括，不是也很有意义吗？然而这样写，其意便浅，令人一览无余。所以，诗人不去说明那些关系，而是别出心裁，照应着第一句的“江上”与第二句的“隔江”去写“滩声”：

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

此诗作于公元1178年，上推一千五百年，即公元前322年，正当楚怀王的初期，屈原风华正茂，楚国繁荣富强。而曾几何时，楚王重用权奸，排除贤臣，委命仇雠，一切便都起了剧烈的变化。从那时到现在，时间已过了一千五百年，除了江上的“滩声”仍像一千五百年前那样“常如暴风雨至”而外，人间万事都不似旧时。“滩声”依旧响彻“楚城”，而“楚城”已不似旧时；“滩声”依旧响彻归州，而归州已不似旧时。陵变谷移，城荒猿啼，一切的一切，都不似旧时啊！

“楚城”在“江上”，“屈原祠”所在的归州在“隔江”，江中的“滩声”，当然两地都可以听到。诗人在此以少总多，纳“楚城”和“屈原祠”于“滩声”之中，并以“滩声”的“似旧”反衬人间万事的非旧，而“楚城”之所以“荒”、“猿鸟”之所以“悲”、屈原之所以被后人修祠纪念，以及诗人抚今思昔、吊古伤今的无限情意，也都蕴含其中。因此，三、四两句，也算是对上文两次停蓄的“伸说”，但这又是多么含蓄、多么超妙的“伸说”啊！这“伸说”落脚于“只有滩声似旧时”，就语气说，是慨叹，就文势说，仍然是顿笔。许多不便说、说不尽处，都蕴蓄于慨叹和停顿之中，令人寻味无穷。全诗也就到此结束，不再“伸说”，也无须“伸说”。

“滩声”之类的客观事物、自然景象，是相对不变的，与此相对照，人间万事则是多变的。以不变反衬多变，会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古代诗人在咏怀古迹、抒发今昔盛衰之感时往往运用这种反衬手法。李白《苏台览古》云：

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这是说，只有“曾照吴王宫里人”的“西江月”至今未变，而当年富丽堂皇的吴王宫已变为“旧苑荒台”，宫人们的轻歌曼舞，已换成民间妇女的“菱歌清唱”。李白的《越中怀古》也同样用反衬法，其新颖之处在于，连用“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三句诗说盛，然后用“只今惟有鹧鸪飞”一句扳转，当年盛况，立刻化为乌有。其他如刘禹锡的“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西塞山怀古》)、“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许浑的“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金陵怀古》)，韦庄的“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台城》)，李拯的“唯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退朝望终南山》)，都用的是这种反衬手法而各有特点。

陆游的这首七绝，在运用反衬手法上更有独创性。这表现在：第一句写楚城在“江上”，第二句写屈原祠在“隔江”，从而以两个“江”字引出响彻两岸的“滩声”，使四句诗形成了天衣无缝的整体；而古今不变的“滩声”，既反衬了人世的沧桑巨变，又仿佛在倾诉什么。戴叔伦《题三闾大夫庙》云：

湘江流不尽，屈子怨何深！

江水流怨，“滩声”吐恨，那流经“楚城”与“屈原祠”之间、阅尽楚国兴亡和人世巨变的江水及其“常如暴风雨至”的“滩声”，是为屈原倾吐怨愤之情呢？还是为南宋时期与屈原有类似遭遇的一切爱国志士倾吐怨愤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