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多民族文化的熔炉

(1) 晋国“戎狄与之邻”的民族环境
“戎狄”是“西戎”和“北狄”的简称，泛指我国古代北方各游牧民族。他们的族系非常复杂，族称也不断变化。从夏代开始，戎狄民族逐步南迁，商时已到达今陕西、山西和河北省北部地区，西周初年叔虞封唐时，古唐国(晋国)所在的山西南部周围山区已经分布着众多的戎狄部族。“晋居深山，戎狄与之邻”(《左传·昭公十五年》);“景霍以为域，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国语·晋语二》)。说明当时的晋国，是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戎狄民族毗邻接壤、错综交往的重要诸侯国，是不同民族活动的历史大舞台，民族关系异常复杂。据文献记载，环绕晋国周围居住的主要有下列各戎狄部族：
其一，严允。属北狄民族，北狄于战国时称“胡”和“匈奴”。严允在商代已迁至山西北部，西周建立后不久即南下入侵，与周王室为敌。《诗经》中即有反映和歌颁周文王与严允作斗争的事迹。武王伐纣时严允再度南侵，后经过周公、成王武力征讨，将其驱回晋北，随之封叔虞于唐，以为屏障。周宣王时，严允更大规模进犯，甚至侵到“洛之阳”,侵到西周国都镐京一带了，据说宣王在同严允作战中曾“斩首五百，执讯五十”,可见战争规模相当大。
其二，犬戎。亦属居住于山西北部的北狄民族，势力强大，对周王室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西周末年，由于周幽王行无道，废掉申后和太子，于是申后之父申侯联络了缯侯和犬戎、西戎势力，在骊山下杀掉幽王，灭了西周，周平王被迫东迁洛阳。
其三，白狄。亦属北狄民族。分布在今宁夏、陕西和山西北部等地。陕西境内的白狄是晋国的劲敌。白狄的支系鲜虞、肥、鼓三个部族，春秋时已到达今河北正定一带，与晋国毗邻。肥、鼓二部后来被晋国所灭，鲜虞部于春秋末年建立了中山国，战国时为赵国所灭。
其四，赤狄。赤狄与白狄、长狄都是狄的一种，主要分布在今山西东南部太行山地区。它有很多支系，如“东山皋落氏”、“潞氏”、“甲氏”、“留吁”、“铎辰”等。春秋时代，赤狄势力强大，不仅威胁晋国，也压迫其他部族。后来被晋国所灭。
其五，山戎，又称北戎。是北狄族的另一支系，分布于今山西、河北北部。春秋时代，其最强盛的一部叫“无终”,曾屡次侵扰燕国，经齐桓公率兵征讨，衰落了下去。晋悼公时，无终部向晋国提出议和，悼公派魏绛与其缔结了和约，但三十年后，它又联合狄族各部进攻晋国，被晋军击败。
其六，西戎。这是我国古代西北各游牧族的总称，它也有很多族系和族称，如商代的氐羌、昆夷等。西周时代，国都镐京与西戎相接近，因而经常发生战争。西周末年，周幽王行无道，西戎和犬戎是杀幽王、灭西周的重要力量。春秋时代，西戎各部族多以其居住地为族称。如居于陕西骊山一带的称“骊戎”,居于河南伊洛河流域的称“伊洛之戎”等等。西戎与晋国有长期交往关系，如晋献公爱姬骊姬姊妹即是骊戎之女。
除了以上所列，还有如活动于今绛县至永济间中条山一带的“条戎”和不详其族属的“奔戎”,以及居住于今平陆县境的“茅戎”和大约生活于今太原市西南吕梁山中的“狐氏大戎”等等。可以看出，上述众多的戎狄部族，有的是晋国立国前已经存在，有的是后来逐步南下或东迁而来。其中，除了白狄族的鲜虞部于春秋末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中山国外，大都先后被晋国消灭了，证明晋国长期处于“戎狄与之邻”的复杂民族环境中。
(2) 不同民族文化的全方位交流
晋国自叔虞封唐之日起，便展开了与戎狄民族的文化交流。在这方面，“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治国方针的确立是伟大的历史开端。当时提出这一治国方针的出发点是：古唐国既在夏人的故墟，又在多山的戎狄居住区，因而治理国家要因地制宜，“夏政”与“戎索”兼施并举，既要维护夏人的传统制度和风情民俗，又要尊重戎狄的习惯法规和生活惯例，做到以夏戎之政，治夏戎之地，以夏戎之法，理夏戎之民。因此，这一治国方针的确立及其付诸实践，历史地注定了晋国必定成为华夏民族与戎狄民族频繁交往的大舞台，成为中原农耕文化同北方游牧文化交汇融合的大熔炉。从此，伴随着历史不断向前推移，晋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思想观念和民风民俗等方面，呈现出了生动活泼的开放态势。在这里，不同民族之间或是相互征战讨伐，通过激烈的军事争夺和政治较量；或是双方缔约结盟，采取朝聘、职贡、通婚、通商的和平方式，展开了全方位的民族文化大交流。
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是双向性的，是双方互相吸收，各采其长，由此而相得益彰。晋国与戎狄民族的文化交流，十分鲜明地表现出“双向性”的特点。下面着重从经济、军事和婚姻生活领域分别予以说明。
其一，在经济生活领域，戎狄民族不断吸取华夏民族先进的农耕文化传统，逐步改变了飘泊的游牧狩猎方式而从事农业生产，经济上获得了发展。如长期居住于秦陇之地的西戎民族“陆浑之戎”,因受秦人所迫而归附晋国，晋惠公时将其迁入今河南伊河流域嵩县一带的陆浑之地，因而取名为“陆浑之戎”。他们初来时，“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货币不通，语言不达”,“被苫盖，蒙荆棘”,时有“狐狸所居，豺狼所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明当地尚未开垦，相当荒芜。他们经过斩荆披棘，驱狐逐狼，垦荒耕植，其地面貌大为改观。故后来周大夫辛有到此，“见披发而祭于野者”感叹道：“不及百年，此其戎乎！ 其礼先亡矣。”(《佐传·僖公二十二年》)“披发”是他们的传统习俗，“祭于野”,是说他们进入中原后，不仅经济发展了，而且吸收了“祭祀之礼”的华夏文化。又如晋悼公时，山戎族无终部派使者前来议和，悼公最初主张“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反对与之结盟。大夫魏绛分析了当时晋国面临与楚争霸的国际形势，向他陈述了与山戎议和的极端必要性，明确提出和戎有五大好处，第一条就是通过和戎可以改变戎狄择水草而居，“贵货易土”,不重视土地耕植的游牧习俗，以达到“穑人成功”,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悼公采纳了魏绛的主张，命他主持和戎。魏绛北上和戎期间，主要也是强调“修民事，田以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由此获得了伟大成功(《见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和戎的成功，大大提高了晋国的国威，巩固了晋国的霸主地位。所以，悼公无比感慨地赞叹道：“吾自用魏绛，九合诸侯，和戎狄，魏子之力也。”(《史记·晋世家》)这些说明，随着民族文化交流的深入开展，中原农耕文化不断扩大着影响，戎狄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向农耕文化看齐。这就为逐步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奠定了经济基础。
其二，在军事生活领域，戎狄民族固有的传统优势，也不断地被华夏民族所吸收和利用。晋国作为春秋时代著名的军事大国，其军队建制最高时达到六军。春秋中期以前，“车战”是主要的作战形式，战车(“甲车”)是基本的战斗工具。晋军最盛时拥有战车四千余乘，仅晋楚“城濮之战”一次即出动战车七百乘。如此庞大的军队，且不说军粮和军械，单是四马驾挽的战车所需的马匹和军卒的革制披甲供应，也绝非晋国本土所能满足，而盛产良马和皮革是戎狄民族的固有优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晋国通过与戎狄民族的频繁交往，或是商业贸易，或是缔约纳贡，或以战争掠夺的方式，源源不断地获得了自己的军需物资，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到了春秋中期，“车战”逐步让位于“步战”,战车兵卒被徒步兵卒所取代。这是我国战争史上的一场重大变革。晋国是最早实行步战的国家，但步战的发祥地是戎狄民族，他们居住高山深谷，车战难以施展，故特别擅长步战。晋国正是在与戎狄民族频繁的战争交往中，不断吸取其军事文化的优势，率先采取了步战。最引人注目的是晋平公时代同戎狄族联军在今太原市西南的“大卤之战”,因道路险厄，战车行动受阻，于是晋国将领魏舒“乃毁车以为行”,索性把车战改变成步战，终于大获全胜。这场战斗，可以说“是车战开始走向下坡路的一个标志。”(兰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
其三，在婚姻生活领域，互为姻亲是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它造成了种族血缘的混合，不但直接引起民族语言和习俗的变化，而且往往深入渗透到政治生活领域，对社会历史产生重大影响。婚姻关系是最直接的血缘关系。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婚姻关系是宗法制度赖以存在的物质前提。所以，我国自古以来十分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十分注重“华夷之别”,婚姻关系严格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长期保持着华夏族内部不同姓氏互为姻亲和“同姓不婚”的习俗。进入春秋时代，随着宗法制的解体，传统的婚姻习俗和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晋国作为重要的华夏诸侯国，通过与戎狄民族的频繁交往，率先全面地冲击了宗法制的婚姻习俗，而直接同“非我族类”的戎狄民族互通婚姻。首先是晋献公，他先后娶了狐氏戎之女大戎狐姬、陆浑戎之女小戎子和骊戎之女骊姬姊妹等四位戎女为妻，第一次打破了传统的“华夷之别”。从此，便有为数众多的晋国君臣娶戎狄之女为妻室，或者以女出嫁戎狄首领。如晋文公重耳为大戎狐姬所生，后来在流亡途中娶了赤狄之女季隗，季隗之姊叔隗则嫁给重耳的随从赵衰。春秋末年，赵衰的后裔赵鞅(简子)也娶狄女为妻，生下赵无恤(襄子),赵无恤又娶西戎空峒氏女。同时，也有以女出嫁戎狄者。如晋成公之女嫁赤狄潞氏君长，赵鞅之女嫁狄族代王等等。另一方面，晋国上层婚姻关系中也不乏背离“同姓不婚”的现象。如晋献公初娶的贾国之女贾君即与献公同为姬姓；晋平公的六位夫人中姬姓的占了四位，等等。总之，春秋时代的晋国，随着与戎狄民族的频繁交往，其文化面貌日益呈现出兼容并蓄的开放性，婚姻生活领域的宗法观念越来越淡化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众多晋国君臣与戎狄民族的通婚关系深深渗入到晋国的政治生活领域，对晋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制约作用。如晋献公宠爱骊姬，曾在晋国政治生活中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震撼列国诸侯的“骊姬之乱”;献公与戎女所生晋文公重耳，开创了晋国百年霸业，是晋国长期雄踞华夏的伟大奠基者。又如，晋国赵氏势力的崛起，始于赵衰娶赤狄之女叔隗为妻，其所生赵盾，长期专权晋国，是晋国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从此，赵氏成为晋国最为显赫的异姓卿族；后来，娶狄女为妻的赵鞅(简子)及其子赵无恤(襄子),更把赵氏势力发展到极盛，成为三家分晋的主力，他们父子的历史业绩被誉为“简襄功烈”而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