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印文化的相互交流及其影响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国境相邻，两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彼此往来，相互学习，不仅对各自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而且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了重要贡献。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印度进修期间，不少印度朋友向我提过许多问题，其中就有关于中印文化交流问题。有些印度朋友对我这样说：“古代，中国受印度的影响；现代，印度受中国的影响。”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似乎有理，但仔细一想，很不全面，也不符合事实。当时我作了解释，也曾反问过他们：在古代，印度就没有学习过中国？ 现代，印度就没有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 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大家都同意。的确，古代，中国受到了印度的影响，向印度学到不少东西，这是事实。但与此同时，古代印度也受到了中国的影响，这方面也有不少事实。可以说，从古至今，中印两国人民一直相互往来，彼此学习，取长补短，这种文化亲情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
先秦时期
中国和印度两国物质文化的交往始于何时，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据考古发现和专家研究，“在印度河流域发掘出来的古城哈拉巴和摩亨佐达鲁出土的古陶，与中国甘肃省史前的彩陶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其中可能有某种渊源关系。”在天文学方面，“古代中国和印度，还有古代埃及、波斯和阿拉伯，都对天体有细致的观察，都有所谓二十八宿的划分，其中以中印两国最为突出：‘两国的二十八宿每一个都有具体的名字。其中肯定有渊源关系。至于谁学习谁，则是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学者主张起源于中国，有的主张起源于印度，有的还标出巴比伦起源说。中国学者竺可桢和日本学者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经过细致深入的研究，主张起源于中国，并提出了确凿可信的证据。’”根据《史记》和《汉书》上记载，在中国西周末年以后，天文学家星散四方，有的还到了“外国”。尽管所指不详，中国的天文学家间接地或直接地同印度天文学界有交流活动则是完全可能的。
印度古代文献中也有关于“中国”的记载。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提到“支那”的马，“支那”的兵等。另一部史诗《罗摩衍那》中也提到“支那”,还有著名文献《摩奴法论》中也列举了“支那人”。“支那”是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一般人推测是中国秦朝的“秦”字译音。如此说来，中国和印度开始往来至少可以上溯到秦汉时代(公元前一二百年),到现在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汉 代
中印两国开始交往的年代虽难以确说，但是中印两国之间大量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恐怕是在汉代就开始了。据《史记》记载，最早提到印度的是《西南夷列传》,其次见于《大宛列传》。《西南夷列传》中记述道：“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在《大宛列传》中也提到，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说明在大夏(今阿富汗境内)看到了邛竹杖与蜀布。以上是中国史书中最早记载有关印度的史料，这是公元前2—1世纪的记录，距今已有两千多年。说明在公元前2世纪以前中国和印度实际上已有商业贸易往来。
到了汉代，印度佛教开始传入中国，随着佛教的不断传入，印度文化也逐渐传了进来。
关于印度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年代，说法不同。但据中国的史书记载，这个年代是在西汉末(公元前1世纪末),盛行于东汉之后(公元3世纪起)。不过，在传入中国内地以前，在当时的“西域”和南海一带已经流行了，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派人去西方求佛教，这样，佛教才传到了中国，时间是在公元1世纪中叶。当时明帝梦到了佛，于是派人求经。结果不仅带来了佛经、佛像，还请来了印度学者。当时，出于驮运东西的需要，还使用了一匹白马，明帝为居住在洛阳的印度僧人还建了僧舍，这就是著名的白马寺。
中国古人从印度佛教徒或通过佛教形式学到了印度的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等，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化的内容，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印度著名学者苏尼帝·库马尔·恰特吉先生说得好：“当公元一世纪以后，中国和印度之间已经有了直接接触的时候，它们的一些思想或者说对世界的看法就有了相同之处。当印度结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四分五裂的时候，它被来自中国的智力和精神上的成就所吸引，毫无疑问它接受了它们，并且把它们吸收到了自己的文化之中，使之完全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就如同中国吸收来自印度的那些思想和技术领域里的东西一样(甚至比中国吸收印度的东西还更多)。”这是完全可能的。下面先让我们谈谈中国一些物质文化传入印度的情况。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也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远在三千多年前，商、周时期便已有养蚕，并织出了华美的丝绸和多彩的绵绣。到了战国时期，中国的丝绸已驰名世界，当时欧洲一些国家就称中国为“丝国”。据中国和印度学者研究：中国丝也传到了印度。在憍胝厘耶的《利论》(Arthasastra)中有Cinapatta这个字。意思是“产生在中国的成捆的丝”,梵文里还有Cinamsuka这个字，意思是“中国衣服”“丝衣服”。这些同丝有关联的字都有cina(支那，中国)这个字眼儿。可见，丝是产生在中国的。在公元前4世纪时，中国的丝绸已输入印度，而且很受欢迎。以后，中印之间的贸易不断发展，在印度的迈索尔地区发现了中国公元前2世纪的钱币就是证明。汉代张骞通西域后，中国的丝绸更是络绎不绝地运往世界各地。
造纸术同样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在中国，纸的发明在世界上是最早的，至晚在汉和帝元兴元年，即公元105年，蔡伦发明了以麻头、破布、树皮、废鱼网等为原料造纸的方法。从此，造纸术很快就传播开来，先传到了中国西北一带，继而就开始传出中国，“在甘肃西部、楼兰、吐鲁番、高昌、焉耆、库车、叶尔羌、和阗等地都掘出来了古代的纸。从发掘确定的年代来看，蔡伦发明造纸以后不久，纸就开始向这些地区传去。……传出中国，传到南亚、西亚许多国家，比如波斯、阿拉伯等。印度当然也包括在里面。”
众所周知，中国对于钢铁的生产技术掌握得较早。早在殷代就知道了铁。至于钢的发明，学者们认为始于战国时期(公元前403一前221年),近些年来，考古发掘所证明，当时的炼钢技术已相当发达。到了西汉，中国的冶金技术更加提高。在印度，钢的出现也很早，是由雅利安人大约在公元前1100年传出去的。梵文表示“钢”的字有几个，其中之一是cinaja,其意思是“支那生”,即“中国出产”,很可能炼钢技术也从中国传出去了。这就说明，在钢的生产方面，中国和印度之间早有交流。在汉代，除上述东西传入印度外，据“前汉书”记载，从汉武帝起，中国和印度西北部克什米尔地区建立了外交联系，并进行了大量物质交往，当时，从印度传入中国的物品有珍宝、白玉、水晶、玛瑙等。据传，在公元1世纪时，从中国向印度传去了桃树和梨树，所以梨树在古代印度有“中国王子”之称。桃、梨可能是从中国甘肃河西一带输入印度的。
印度的音乐历史悠久，从吠陀时代就深受人们的喜爱。因此，也早有关于音乐的记载，例如属于“娑摩吠陀”的“干闼婆吠陀”(Gandharva-Veda)就是一部音乐学。在汉译佛典中也记有干闼婆神，即音乐神。在《梨俱吠陀》中也记有音乐、唱歌、舞蹈、斗羊、弓术等游戏。到了佛教时代，乐器又有所增加。
印度音乐传进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宗教的力量。始于秦汉，盛于隋唐，衰于元明。但传入的路线大都并非直接，而是以西域作为媒介。在汉译《妙法莲华经》中有箫、笛、琴、箜篌、琵琶、铜铙钹等乐器。这些在敦煌壁画和云冈石刻中都可以看到。这些外来乐器在汉代加入了中国的乐队，使中国传统的歌舞乐调起了很大变化。如琵琶，专家们对此多有研究，史书上也有不少记载，原系“马上弹奏的乐器，最初写作批把，后又写作枇杷，鞞婆，晋代以后才改成琵琶。琵琶这类乐器为印度和波斯所共有，古梵语中的‘拨弦’(Bharbhu)的音译和琵琶相近”。又如箜篌(vina),为印度梨俱吠陀时代乐器的代表，也是在汉代传入中国，盛行于时。在汉时作曲家曾为此创作了《箜篌引》的乐曲。北魏云冈石刻数见伎乐人抱有此器，千佛洞249号北魏洞窟北壁就有箜篌演奏图。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的佛教圣地之一的佛陀伽雅出土的石刻中(属于4世纪中叶至5世纪初)也有弹奏箜篌的图像。两者相同并非偶然，必然有文化联系。后汉时，又从新疆传入竖箜篌，又称胡箜篌。可以看出，印度音乐早就传入并流行于中国。中国的音乐乐器也传入到印度，至今在印度南方还流行“击瓯”乐器，即用10个左右的碗，碗中放水，以水量多少，调节音程，击碗可发出美妙动听的乐调。据专家们研究，“击瓯”属“击缶”的演进，在中国东晋时非常流行，这种“乐器”大概在中国南北朝时传入印度，这是中印古代文化交流的又一例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处于长期分裂和动荡的局面，清谈之风盛行，于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尤其到了南北朝，发展迅速，影响进一步扩大。这样，随着佛教不断在全国传播，印度文化也随之大量传入，中印文化的交流进入了光辉灿烂的时期。
我国古人向古代印度吸收了不少印度文化成分，使这些外来成分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我们的国土上栽培出中国的花朵，结出了丰硕之果。
在中国的文学方面，从东汉起，佛经在我国被译成汉文。晋朝以后，译文更加丰富。佛教中有许多谈鬼说神的寓言故事。原来在中国社会上就流行着一些神仙传说，到了六朝时代，(从晋到隋，公元3世纪中到7世纪初)再加上从印度传来的谈佛说鬼的故事，于是一般文人开始喜欢写些鬼神和怪物的故事。正当佛教盛行之际，信佛者当然喜欢写些宣传佛教的故事。这样，从六朝到隋朝，在中国产生了一种新的文体，这就是鬼神志怪故事，其代表作品有《拾遗记》、《搜神记》等等。
音韵学方面，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语言对中国语言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在此之前，我国知识界只注重汉字的形象和意义，但对汉字的声音并不十分重视。东汉以后，随着佛经的传入，很多知识分子学习了印度的古文字梵文。学习了印度拼音文字后发现，印度人研究语言时是着重声音而不着重文字形象，这引起不少人的注意，于是许多人开始注意研究汉语的发音了。从此中国的汉语音韵学开始建立起来。到了南北朝时代，许多学者分析汉语特有的声调后定出了“四声”,编定出依照声音分类排列汉字的新字典。到了隋朝(公元6世纪),又有些学者在分析每个汉字的辅音和元音的基础上，定出了汉语一切字的读音系统。从此以后，中国历代政府不仅重视汉字的统一读音问题，而且也重视汉语的字形、字义和字音了。
在艺术方面两国是相互影响的。佛教初兴时，印度人并不为佛画像，也不为佛雕像。后来在希腊艺术的影响下，印度西北一带地区，才出现了所谓犍陀罗艺术，产生了带有希腊风格的石刻佛像。从此以后，这种雕刻石像艺术在印度逐步发展起来。随着佛教的传播，这种艺术也传进了我国，先到新疆，后到内地。印度在佛教盛行时期，曾开山凿石，在山中建造庙宇，在里面刻石像，画壁画已成风气。这种风气也传进了中国。从北魏到隋唐，成就了不少伟大工程，如敦煌、云冈、广元等石窟的群像，都是这种艺术的传播与发展的结果。中国大同附近的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4世纪。据文献记载，正值印度笈多王朝兴盛时期，当石窟开凿之初，不仅图样取于印度，而且还有梵僧参加。因此，云冈石刻的作品带有犍陀罗艺术特点。这不仅是中印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两国艺术的结合。今天，当我们看到这批珍贵的艺术遗迹时，一方面为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而自豪，另一方面也感谢促成这些艺术发展的印度朋友。
中国的艺术曾对印度发生过影响，表现在印度的笈多王朝时期(公元4—5世纪)钱币的设计图案上。印度苏尼蒂·库马尔·恰特吉先生对此做了大量研究。他认为：我们至少在印度笈多王朝帝王们赞助的艺术领域里也能找到印中两国交流的一些成果。在笈多钱币上有用公元4—5世纪笈多王朝婆罗密体梵文刻下的铭文。这些梵文铭刻是用印度一般的书写方式沿钱币的边缘镌刻的，字母的书写顺序是从左向右。例如，我们就有完全使用梵文的铭文，如“无敌的国王征服了这个世界，他现在正以自己的善行征服上天”。但国王的名字刻在钱币的中央，在国王的立像旁边是按汉语的习惯自上而下书写的字母，字母从右到左分作两行(印度字母分两行书写在钱币上，一行是“沙摩陀罗”、一行是“笈多”,书写的顺序是从上到下)。在后来，唐代所编纂的汉梵字典中，梵文词也是按同样方式书写的，印度字母按照汉语的书写风格从上到下一个字母压一个字母。恰特吉先生还说，笈多钱币的设计者用印度字母进行装潢，所采用的这种图案在当时的印度的确十分新鲜，看来这种设计方式是受了汉字书写方式的启发。接着，苏尼蒂·库马尔·恰特吉先生强调指出：在一些笈多钱币上，比如在关于马祭的钱币上，马的形象和当时中国绘画中的马就很相似。绘制在钱币上的长三角旗(一种小旗)在马前的旗杆上随风翻舞，而这种飘摆的布饰和中国人绘制布饰时的处理方法是很相似的。
中国医学素称发达，但印度医学的历史也很悠久。早在吠陀时期(公元前1500一前600年)的《阿达婆吠陀》(大约成书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就有关于医学知识和疾病治疗的记载。在《利论》中也记述了公元前3世纪印度医药情况。随着佛教的传入，佛经的翻译以及一些通晓医术的印度僧侣来华，印度的一些医学理论、医疗方法以及药方药物也相继传入中国。东汉末年安世高翻译的佛经就有《人身四百四病经》(《出三藏记集》卷13;《开元释教录》卷1)。以后不断有印度医学理论、药方被译为汉语在国内流传。如中国的隋代，有许多所谓汉译胡方在中国流传。据《隋书·经籍志》中记载，有《龙树菩萨药方》4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23卷；《西域婆罗门仙人方》;《西域名医所集要方》4卷；《婆罗门药方》5卷；等等。佛经中不少地方涉及印度医学诸科，如儿科、产科、肛瘘科、眼科等。据文献记载，印度的眼科医学很早就传入中国。传入中国最早的眼科著作是东晋竺昙无兰所译的《佛说咒目经》1卷。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印度的眼科医术也不断地传入中国。
中国是产糖很早的国家之一。公元5世纪末6世纪初南朝、齐、梁时期，中国南方已知道用甘蔗生产砂糖的技术。到了唐代，公元647年摩羯陀国使者来到长安，向唐太宗夸耀印度的砂糖，于是唐太宗派人到摩羯陀去学习熬糖法，回来后取扬州诸蔗用印度工艺熬制蔗汁，所得砂糖“色味愈西域甚”,超过印度的砂糖。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元代(1206—1368年)埃及人到中国来传播熬白糖法。到了明代(1368—1466年),中国制糖技术已经很高超，传到日本、南亚、东南亚。大概此时传入印度。所以印地语中有“cini”一词，意思是“中国的”(指白糖)。可见，中印两国古代的制糖术是相互学习的。
唐代
唐朝是中印间往来最活跃最昌盛的时代。
在唐代文学中，除了传奇文体以外，受印度文化影响的还有“变文”。变文，在我国敦煌石窟有大量发现，这些“变文”多半演唱佛教故事，其内容有些取材于佛经，有些取材于中国古代故事。变文是种韵文和散文相结合的文体，这种体裁显然是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
中国唐代音乐、舞蹈很盛，其中有外国乐舞。据《新唐书》和“旧唐书”记载，唐朝曾有印度的乐舞杂技团来中国，其表演技术惊人。到唐玄宗时(公元8世纪初),各种鼓和弦乐器已传入中国并很流行。据《唐书乐志》所载，当时最盛行的音乐有“甘州”“梁州”诸调，都由新疆、甘肃辗转而来，后来又有所谓龟兹乐和天竺乐等。
绘画方面也是相互影响的。在南北朝、隋、唐时代，画家们常为佛教庙宇画画，内容题材大都与佛教故事或鬼神有关。这些当然是从印度传来的，受了印度的影响。唐代的王维、顾虎头，吴道子等人都是以画佛像而得名。据有关学者专门研究，中国的绘画也传进了印度，“波斯自从唐代以来，崇拜中国的艺术，模仿中国画的式样，因此辗转传入印度，使印度的花鸟画，也间接受了中国画的影响”。
公元7世纪时，中国的丝绸在印度非常流行，并深受当地人们的欢迎，对此，在《戒日王传》中也有记载。
印度在佛教盛行时期，流行开山造窟，在里面刻石像，画壁画。这种开山凿窟活动也传入中国，始于北魏，持续到唐初。到了唐代，印度的所谓笈多王朝的佛教艺术即佛像为内容的雕刻也传入中国，给中国的佛教艺术以很大影响。当时曾有印度僧人来中国，参加中国的佛教建筑，例如大同云冈的雕刻，据有关学者研究，在初期的造型艺术上，即与印度笈多王朝的佛教艺术有关。
印度医药对中国影响不小，上面已经谈到。到了唐代，著名医学家王焘著的医书《外台秘要》、孙思邈的《千金翼方》等书里都有关于印度医药的记载。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也介绍了印度的医学理论和药材。在我国古代医学文献中，《外台秘要》的影响甚大，学者对此多有研究。里面记载了大量药理、药方，如“耆婆万病丸”“耆婆汤”等，在当时非常流行，尤其是“耆婆万病丸”被人们认为此方能治百病，如癫痫、黄疸、疟疾、水肿、咳嗽、耳聋及妇科病等。耆婆是古代印度有名的医生，约生于公元前6世纪左右，为中印度人。他医术高明，有起死回生之术，故有“神医”之称。因此，以“耆婆”命名的药方很多。关于眼科方面在《外台秘要》中也有记载，如“延年令目明方”,此方“明目甚验”。除了药方以外，印度眼科医术对我国的影响也很大，金篦决障术就是一例，即用金针治疗白内障的技术，它能使白内障患者恢复视力，唐朝诗人刘禹锡赠眼科医生婆罗门僧诗说“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还有，著名诗人白居易当年在苏州做官时，眼病发作，视力不佳，用了许多药都无效。后来靠印度医生的金篦术治好了眼病，故白居易病愈后写下了如下诗句：“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以上不难看出，当时这种医疗技术的信誉是很高的。另外，印度有位最著名的眼科医生名叫龙树，不少眼科专著都以龙树、龙木命名。如《龙树菩萨眼论》《龙木论》等，其中的《龙树菩萨眼论》被译成中文后，印度的眼科手术也随之传入中国，在中国影响很大，中国人称他为“眼光菩萨”。唐朝大诗人白居易诗里有这样两句：“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虚捻决明丸。”这里拿“龙树菩萨论”和中国用来治眼病的有名的“石决明丸”相提并论，可见当时它的地位了。
据唐史记载，来华的印度人向中国皇帝献药的很多。唐太宗让印度医生治过病。唐高宗用印度医生制过药，还派过和尚去印度请医生求药。不难看出，当时中国皇帝对印度医生非常信任，印度眼科在当时的中国是享有盛誉的。
前面提到中国音韵学的出现和发展同印度梵文的影响有关。到了唐朝，一个叫守温的和尚，他仿照印度梵文字母表制定出一套汉语辅音字母表，共有36个字母。这样，对汉语语音的分析更加精密，汉语语音学从此又有了新发展。
中国的瓷器历史悠久，世界闻名。从公元8世纪末开始(即唐代),中国瓷器已开辟了国外市场，以后不断发展。无疑，同印度也有交流。无论陆上丝绸之路所经的中亚、西亚和埃及，海上华船和阿拉伯船所到的印度洋各地，都发现有中国唐瓷的碎片。
宋代时期
到了宋代，即公元10—11世纪，在印度，婆罗门教抬头，尤其是伊斯兰教早已传入，到这时势力大增，而佛教渐趋消亡。这样，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佛教形式进行中印文化交流，佛学研究之风大减，弘佛化法之事已成为历史陈迹。但是，中印文化交流并未因此停止，而是由另一种方式取而代之，即海上商业贸易。通过蓬勃开展的商业活动，中印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仍在进行。宋朝商人远航印度、阿拉伯和非洲各国，已经形成了空前繁荣的浪潮。当时不畏艰险并具有丰富航海经验的福建海商，在发展海外贸易方面起了先锋作用。根据《诸蕃志》记载，当时的注辇(今印度科罗曼德耳海岸)、胡茶辣(今印度卡提阿民半岛)、麻罗华(今印度中央邦马尔民)、西天鹏茄罗(今印度东北孟加拉)、西天南尼华罗(今印度卡提阿瓦半岛南部)等国，都与泉州港有交通贸易往来。从泉洲港进口的货物主要有乳香、没药、麝香木、椰子、木香、阿魏、珊瑚、象牙、角、猫儿眼。(见《诸蕃志》卷上“真腊”条。)宋代从泉州运往南亚的外销瓷，在印度、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等国的遗址中时有发现，其中福建的商物居多。
宋时，印度同中国不仅有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而且友好往来也很频繁。公元975年，东印度王子来中国。公元1015年，南印度的注辇国曾派25人的使节团到宋朝通友好。以后，公元1020年，1033年，1077年，又三次派使节来中国。当时，中国和印度的僧侣、商人更是相互往来不绝。公元966年，僧行勤等157人从陆路去天竺求法。以后，僧法遇从水路去印度取回贝叶梵经等物。从印度来中国的僧人也很多，而且有物质交往，对此宋史中有不少记载。宋朝赴印度的僧人在伽耶建立了刻有汉文的碑；在印度东南海岸尼伽八丹地方还有宋僧建立的高达数丈的四方形砖塔。这些纪念物的遗迹一直保存到19世纪。这些也表明了宋代中国和印度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中国的造船业一向发达，到了宋代，其发达程度居世界之首。宋朝有两部重要的史书，一是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一是赵汝适的《诸蕃志》。《岭外代答》和《诸蕃志》是两部地理名著，书中不仅记述了沿海几十个国家的风土人情，社会概貌，而且记述了沿海各国的特产及交通情况。书中提到印度的地方很多，如注辇国、胡茶辣、甘琶逸、弼离沙等印度沿海地区，说明当时中国与印度南方、西部的许多地方已发生了较密切的联系，显然同发达的航海业有关。
元代时期
元代(1206—1368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其版图扩大前所未及。它的声誉和影响远及欧、亚、非三大洲。东西方各国使节、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医师和文化人士，往来于中国，络绎不绝。中外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非常广泛而密切。
宋代以后，中印两国宗教方面的往来有所减少，但两国间的贸易往来日益增加，彼此间国家之交往仍未中断。元朝同印度诸国均曾互派使臣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元史·外夷传》中记载了至元16年(公元1279年)至23年(公元1286年)间中国使臣同马八儿(今印度马德拉斯一带)、俱兰(今印度奎隆一带)等使臣友好往来的情况。在当时的摩洛哥人伊本·拔图泰写的《泷记》中，也记载了当时中国使臣到印度德里的情况。当时中印之间的贸易频繁，中国船舶及载运的丝绸、瓷器、金属等货物，经常到达印度沿海港口。《岛夷志略》是元朝一部实地考查录，它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著作，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书中涉及到的国家和地区有二百余个，有关印度的就有几十处之多。众所周知，中国元代以戏曲著称，但有不少戏曲题材取于印度，或受到印度文学的影响，例如马致远的《黄粱梦》等人的著作就受有印度影响。又如“因果极应”的思想，都是小说、戏曲中大量出现的，其都来源于印度。
明代时期
及至明代，中印关系以海运为主。中国郑和7次去南洋和印度洋各国的故事闻名于世。郑和7次奉使，时间长达28年之久，到过印度的许多地方，诸如卡利卡特、科钦、孟加拉，以及印度半岛南端两侧滨海之地等等。郑和等人多次出访亚非各国，不仅为中印两国政府间带去了互赠的珍贵礼物，而且还有大批商船随行，进行大宗国际贸易，促进了相互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其规模之大，声势之壮，为前所未有。郑和等人能出使印度，不仅说明当时中国海上交通发达，而且说明了当时中印关系的密切和人民之间的友好。随同郑和去印度的人中，马欢写了一部《瀛涯胜览》、费信写了部《星槎胜览》、黄省曾编写了一部《西洋朝贡典录》等等，在这些书中，对于印度人民的风土人情有生动的叙述，是了解印度文化的重要史料。随船从中国运到印度去的物品很多，诸如布缎、色绢、水银、麝香、草席等。当时，中国的乐器之一的“九云锣”非常流行，今天印度拉贾斯坦邦还有保留，深受人们的欢迎。当地人也承认此种乐器由中国传去。
明代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殖民主义者极力向外扩张，用海盗式疯狂掠夺并残酷奴役东方各国。公元1510年葡萄牙人侵占了印度的果阿，第二年又征服马六甲。于1557年侵占了我国的澳门。由于中印两国经济上落后，遭受到了殖民主义者的直接或间接的统治，使中印直接往来严重受阻。但是，两千多年来中印人民之间形成的友谊却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