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战运动的高涨

国民党在战场上失利的同时，其后方爆发了一场来势甚猛的反战运动，此次运动以大学生为主力，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使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大为动摇。
学生运动最初起因于经济危机。自2月间经济紧急措施实施之后，物价在强力管制下略为稳定了两个月。4月下旬以后，物价再度开始急速上涨，上海5月的物价指数比4月上涨了70%,米价上涨更为惊人，4月为15万元1担，5月急涨为31万元，翻了一番以上，较之上年下半年6万的均价上涨了四倍以上^[1]。不止一座大城市爆发抢米风潮，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呼声高涨。5月5日成都的抢米风潮，导致两人被打死，全市戒严，整个社会呈现不安与动荡之势。如《大公报》社评所言：“因物价腾昂，生活不安，人心浮动，几乎处处都在闹事，事事都有风波，一种阴霾恐慌的气象遍布各地。”^[2]
大学生本为社会上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抗战以后，由于公费制度的实行，大学生不需要为生计而操心，即使是在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之中，大学生的基本生活仍然得以维持。然而，战后通货膨胀的日趋恶性化，使定额公费远远追不上物价的上涨，严重影响了学生的生活。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伙食“看不见一滴油，吃不到一片肉，连一天两顿干饭一顿稀饭的伙食都不能维持了”;北京大学“由于最近物价暴涨，自本月(指5月——作者注)五日起改食丝糕，白开水一碗，青菜一碟，完全素食”;即使在素有贵族学校之称的燕京大学，也开始供应玉米面、黄豆面和小米。以至校园里出现了这样的打油诗：“内战声高，公费日少。今日丝糕，明日啃草！”^[3]舆论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政府“除以军事为重外，似对其他建设较为淡漠，尤其是对教育的视线，几乎是视若无睹，遑论教育建设，各校经费拮据，直接原因当归于此”^[4]。对于抗战时期的困难学生尚可忍受，而战后反不如战时，这对敏感的大学生们的思想是一个极大的刺激。进入5月以后，各大学校方和教职员率先要求提高待遇^[5],对于学生的行动也是一个鼓舞。
5月起始，各大学校园都处于动荡之中，而最先酿成风潮的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的大学生们。5月13日，中央大学学生第一次向政府发起请愿，要求副食费增加一倍，但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接见请愿学生时一派官腔，不仅对学生没有安抚，居然说出什么：中国穷，物资缺乏，所以物价亦涨，你们吃不饱，是实在的情形，可是，全国人民都吃不饱，我也吃不饱，我的儿女也吃不饱。甘的一番言词更激怒了学生，中大学生立即决定联合全国大学采取一致行动，导致学运迅速兴起，很快便到了国民党难以控制的程度^[6]。
5月15日开始，南京学生连续举行反饥饿请愿游行。政府官员不是温语劝慰，而是一副官僚架势，不能缓和学生的情绪。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表示，学生要求“为绝对办不到的事”;学生问“钱哪里去了？”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回答，“头可断亦无力答复”;学生复追问“为什么军费可以增加？”“为什么打内战？”^[7]因为请愿未达目的，中大学生决定，如果政府不同意学生要求，将举行无限期罢课。南京学生的行动，很快得到各地学生的支持。上海复旦、同济、交大和杭州浙大等大学派出学生代表赴南京，参加向政府的联合请愿。北平学生从17日起先后罢课，18日走上街头，向市民宣传反对内战，受到青年军士兵的围攻，学生多人受伤，进一步刺激了学生的激烈情绪。北平学运自始即喊出了“立即停止内战，反对武力统一”、“恢复政协路线，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口号，表现了此次学运强烈的政治性^[8]。
学生运动之起，来势迅猛，多少出乎国民党意外。国民党官僚机构事先既无防范，事起则一片慌乱，除了沿用一贯的高压手段外，别无他法。5月16日，行政院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学潮，教育部长朱家骅“主张采严厉办法”,但王世杰认为，学潮“一因经济的压迫遍及各校员生，一因内战之结束无期，人心苦闷”,“学潮之解决，究非警察所能为力也”^[9]。但此时军事与经济形势对国民党均极为不利，它不能容忍学潮再动摇其后方统治。18日，国府委员会匆匆通过《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称：“京沪等地，竟有若干学校学生，及一部分工商界职工，相率集众请愿，迭提过当要求，出以越轨行动，妨害公务，阻碍交通，显系有意鼓动风潮，扰乱社会秩序，破坏行政措施……实亦政府所难坐视。”“办法”规定不得越级请愿；请愿代表以十人为限；如有学生罢课、民众罢业、罢工，及游行示威等情事，各地行政主管机关应采取必要措施，或予以解散；凡不遵守以上规定者，当地政府应采取紧急处置，作有效之制止。当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责学运受“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以达成其夺取政权，推翻中华民国之企图”,因此“决非政府所能许可，亦决不能有所姑息”。在这个谈话中，蒋声色俱厉地质问，“国家何贵有如此之学校，亦何惜于如此恣肆暴戾之青年”,“将不能不采取断然之处置”,完全没有了一国元首的气度^[10]。教育部据此通令各大学，“近来学生之罢课游行，请愿要挟，荒废学业，扰乱治安，逾越教育范围行为，殊应予以纠正”;下令“已罢课者，即日复课，并查明滋事分子，分别主从，从严惩处，为首者一律开除学籍”^[11]。由此可见，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离社会的脉搏相距甚远，他们已经完全被自身的既得利益蒙蔽了眼光。
国民党的处置并未能压抑学生运动，反而激起了学生反抗的高潮。5月19日，京、沪、苏、杭区十六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在南京中央大学集会，决定次日举行联合请愿游行，会议通过的宣言疾呼：“我们不要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要饭吃，要图书，要仪器，要教授，要安定的生活”;要求全国教育经费提高到总预算的15%;学生副食费增至10万元，以后按物价指数逐月调整；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一律享受公费待遇；提高教职员工待遇，并按物价指数逐月调整；请政府拨付充分外汇，交学校定购图书仪器及科学器材。会议通过的游行口号包括“反对内战”、“遵循政协路线”、“反对征兵征粮”等内容^[12]。
5月20日这一天，南京、北平、天津等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在南京，游行历时自晨至晚，学生与奉命阻拦的军警宪兵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学生数十人受伤、被捕，是为“五二○惨案”。在北平，游行最富于政治性。学生们明确地将反饥饿与反内战联系起来，在宣言中声明：“老百姓要团结，和平建国，而这反动腐败的一群却要实现武力统一，征兵征粮，一切为内战，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在这紧急关头，为着千百万老百姓要活命，为着我们自己要活命，我们忍痛暂时牺牲学业，放下书本，进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其后又在递交北平行营的请愿书中，明确提出：“我们追根求源，知道目前中国社会一切混乱不安的局面，都是因为政治上不民主及打内战的关系，所以我们更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内战，恢复政协路线，实行民主政治。”^[13]这些要求将这次学潮定位在反内战的政治层面，呼应了中共的政治主张，使此次学运发展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这是与中共的领导和动员分不开的。
自上年底反美学生运动发生之后，中共对国统区组织发出指示，认为“民主爱国运动的基础正日益扩大，与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已渐能起着配合作用”,要求“必须注意纠正对群众运动与民主来潮估计不足的右倾观点”,加强对学校学生组织的领导、发展和巩固^[14]。还在此次学运发生前，中共已确定了国统区工作战略策略是，“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同时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15]。学运兴起之后，中共认为“蒋管区要饭吃、要和平、反对借外债打内战的任何一种斗争，不管其主观想法如何，其客观意义都在搞垮蒋介石统治，甚至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乃至相互埋怨，美帝国主义对蒋借债的犹疑，都可看作搞垮蒋介石统治的间接帮助。所以我们尽管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16]。与反美学潮的突发性不同，此次学运基本上是在中共预先有计划地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中共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国统区工作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行动策略为基础，从一般群众可以接受的反饥饿、求生存口号入手，继之以反内战的政治性口号，目的是利用国民党政策的不得人心，造成国民党后方的不稳，从而配合战场作战^[17]。
学生运动既起，如同时论所言，“反内战，反饥饿，是人民一致要求，无论何人，登高一呼，自会万众响应，群起支援”^[18]。社会各界对学运多持支持至少是同情的态度，因为饥饿的问题不仅仅关系学生，也关系到社会各阶层。著名学者马寅初在中央大学演讲，愤愤地说：“请愿就是承认政府，与革命不承认政府完全不同，而政府不准，不知其用心何在。”他将一切问题归之于“内战造成的恶果”,“内战不停不得了，内战一天不停，风潮一天不息”^[19]。北大和清华教授一百余人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提出“政府当局则应深切省悟，政治败坏之责任，本在政府而不在学生。学生由苦闷郁愤而发生之呼吁及运动，只能善导而不应高压。治本之道，在求实现其正当合理之要求；治标之法，亦惟有疏导，以缓和其情绪。此乃政府起码的责任，亦当局应有的措施”。对于时局，平、津各大学教员在宣言中声明：“一切纷扰现象，根源胥起于经济危机，则又为长期内战之恶果。一切学潮工潮，均为当前时势下必然之产物。默察当前情势，无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俱已临于崩溃之边缘，危机迫于眉睫。政府如仍长此敷衍支吾，不迅采釜底抽薪之有效办法，最后势必同归于尽而后已！继续战争，决不能解决困难，而只有引起更大之困难。党政军各方面欲图自救救民，唯有立即停止内战，以诚意谈判并实现和平，迅速依照政协路线，成立联合政府，办理善后，此外别无他途。”上海各大学教授几十人亦发表《对学生运动之意见》,表示学生主张“不可厚非，倘能一一贯彻，实可挽回国家民族的危运于无形”^[20]。即使是亲国民党的北大校长胡适，虽碍于身份未公开支持学运，但对学运也未大加谴责。他一方面呼吁学生“以理智抑制住感情之冲动”,一方面表示希望当局与校方合作，“保护青年安全”。更有意思的是，他在蒋介石声色俱厉的讲话的次日发表谈话称，“所谓学生受共党煽惑，此说不甚公平，应当说是青年在困难无路中的烦闷较为合适，一个国家政治未上轨道，政治不满人意……学生必然要干涉政治”,话中透露出对学生的同情^[21]。北平“五二○”游行未发生大的冲突，与胡适事前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疏通有一定关系。
此次学运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舆论态度。原本立场左倾的上海《文汇报》自不待言，它与《联合晚报》和《新民晚报》因被国民党当局认为“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被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于25日起停刊。素称中国社会舆论喉舌、政治立场较为中立的《大公报》,其天津版此次态度鲜明地支持学生。据时人统计，《大公报》天津版在学运期中，发表社论11篇，专论三篇，特写三篇，以及大量的通讯报道，正面反映学运情况，主旨是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上海版总编辑王芸生5月中旬恰在北平、天津公干，他在北平和天津各大学演讲，“简直与学生论调一致”,他对津版编辑部面授机宜，对于学运态度“居中而偏左”。事后他又撰文，表示反内战反饥饿不单是青年学生的要求，实是全国善良人民的共同呼声，并大声疾呼：赶快停战！快快和平！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更是北方人民的生路。因此有人论为：“北方学潮之风起云涌，《大公报》不为无力。另外一点是，除该报的文字号召外，王芸生的口头宣传，得力尤大。”^[22]无论此种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对于一年前因《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反对中共攻占长春，而遭中共尖锐批评的《大公报》,此时此刻的言论，表示出社会舆论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倾向。北平市政府在致蒋介石报告学潮的电文中承认，“综观此次学潮，社会人士明知学生系受奸匪煽动，但生活不安，人同此感，仍不免寄予同情。客观情势如此，强制消弭，似难奏效”^[23]。
“五二○”大规模游行发生之后，国民政府一方面于23日的国务会议通过《调整文武职人员待遇》和《追加公费学生膳费》案，给学生与公职人员适当安抚；另一方面下令对各地学运加强防范与镇压。淞沪警备司令部、平津警备司令部等军警机关，均发出严禁游行示威的命令，学运在严酷环境下渐趋回落^[24]。
国民党指责学生运动为中共“利用之工具”,就前述中共对学运的领导而言，学运当然与中共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国民党并未追问何以学运是中共的工具而不能成为国民党的工具，根本原因还是国民党战后的一系列政策失去了民心。就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承认，中国学生较之其他国家的学生更能反映民心所向，他们是社会中最为敏感的分子；他们日渐同情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而非他们中绝大部分人认为是毫无希望的反动政府^[25]。5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对国统区学生运动作了高度评价，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26]
与学生运动发生的同时，国民党操纵的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内部也在酝酿着和平运动。自抗战胜利后，参政会便甚少开会，制宪国大召开之后，参政会本已失去其作用，但因为民盟拒不参加国大，同时又未退出参政会，国民党还想利用这个机构为自己的政策抹上更多的民意色彩，遂有参政会开会一举。不料，聪明反被聪明误，民盟正好利用参政会这个合法机构和场合，发起反战和平运动，使国民党一时狼狈不堪。
5月20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在学运高潮中开幕，若干参政员发起的和平运动引人注目。民盟参政员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韩兆鹗联署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提出“吾人主张，既求政治解决，只有政治解决，凡国内一切政治问题所构成的党派纠纷，必须在和谐融洽之空气中，用协商方式，本着相忍相谅之精神，以寻得结果”。建议：1.依据政协路线，重开和平会议；2.恢复国共联系，商讨停战方案；3.政府停止征兵征粮征实；4.尊重人权，保障自由，释放政治犯，停止特务恐怖行为^[27]。26日，大会通过临时动议，要求讨论和平方案，并邀请中共参政员来京出席。邵从恩、褚辅成、张难先等也提出和平方案，要求“政府重申和平意愿，恢复和平谈判，邀请中共速派代表进行商谈，并由参政会组织一特种委员会促进和平”。许德珩、钱端升、周炳琳等亦有《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提出^[28]。参政员的行动实际反映了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大公报》为此连续发表了多篇社评，认为“国共纷争骑虎难下，仇恨越搞越深，如不猛然回头，速化干戈为玉帛，则兵连祸结，尚无止期”,希望参政会“尽其最大最善之努力，争取和平，务求迅速实现”^[29]。
对于学生运动，国民党可取高压手段，但对于合法的参政会，国民党有点无可奈何。5月28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在参政会演讲，声称“当前国家最大之隐患，在于是非观念之混淆，与利害认识之不明，以致丧失共同之目标”。何为“是非”与“利害”,蒋责以“在共产党迫使政府不得不以武力遏止破坏统一之武装行动时，而若干社会舆论，只以战争责任加之政府，反对征兵征粮，全不思此种痛苦之原因，系何方所造成”。晚间蒋宴请全体参政员时，更是声色俱厉地说：现政治、经济、军事皆临极危，但最要在明是非。中共区人民还要苦，何以不向他们诉苦，而责我征兵征粮。军警制止学潮，是奉令，不能以昆明事件比。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等殉职，是光荣。中共虽暂胜，必为我灭^[30]。在当时情况下，蒋的这番讲话，多少给人以色厉内荏之感。在蒋的授意下，国民党参政员在会上大肆鼓吹“唯有派大军剿共，方有和平，政府是戡乱，不是进行内战”;“与共产党谈和，等于向日本人投降，与土匪妥协，请政府明令讨伐”^[31]。结果，会议通过《共军扰乱情势日迫请政府速派大军分路应援以挽危局而救民命案》等“讨共”案，而和谈案则决议交驻会委员会“本此次大会之精神，于最短期间促成和平之实现”^[32]。实际上，无论战与和均非国民参政会这样的“民意机关”所能决定，这也是参政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国民党很快就不需要这个工具了。
尽管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若干“和平”议案，但此时已非一年之前，形势的发展已经使中共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的致命弱点，对与其谈和根本不屑一顾^[33]。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新华社社论，将此次国民参政会会议称为“不但是一辆破车，并且已经抛锚了。以CC系、复兴系为中心的一切反动派，在这次参政会上结合起来，要帮蒋介石推动破车。但是，蒋介石失败的命运，决非他们所能挽救，也决非任何人所能挽救”^[34]。
学生运动的猛烈兴起，社会各界的反战呼声，加上经济危机的日甚一日，使国民党疲于应付，统治基础大为动摇。从蒋介石当时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其忧心之虑：“上月间经济、物价、学潮与政治、军事，可谓险象毕呈，尤以参政会开会期间为甚，而奸党之造谣滋事，其势亦几至不可遏止，幸我当机立断，始告平服，现国内部分舆论，虽仍持异议，惟鉴于治乱世用重典之义，此亦良非得已，固未遑葸葸顾虑也。”^[35]蒋心中的“乱世重典”即不久之后出台的“戡乱动员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