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善后借款的风潮

自1912年五六月间革命党人反对垫款章程以后，政局多变。在调和妥协的气氛中，革命党人对大借款不再持抵制的态度，但自宋案发生以来，南北决裂在即，革命党人对借款问题再次警惕起来。《民立报》于1913年4月19日载文反对大借款，指出：“须知政府杀人之钱，买收议员之钱，皆得于此取求，而异日仍以吾民之膏血抵偿之也。”但大借款谈判屡次中辍，进展情况异常秘密，外界难知底蕴。大约24日前后，黄兴在上海得到善后借款即将成立的密报，急电北京国民党总部，“请本党诸公力行设法反对”^[1]。4月25日，刚刚当选参议院正、副议长的张继、王正廷(国民党籍)获得消息后，急忙与国民党本部同人商讨对策。随后，张、王即以议长资格去见袁世凯，打算陈述反对违法借款的意见。但袁托故不见，张、王只好留书而去。4月26日，黄兴发表通电，企图阻止大借款的签署。他指出，政府行将签署的二千五百万英镑借款，没有经过国会承认，而政府企图等国会开始议事，再行提交追认，是违背《临时约法》关于借款必由参议院议决的规定的。他强烈指出：“临时政府将遂告终，国势未安，百政莫举，掌财政者全无计划足以昭示国人，骤须巨款，用途安在？此小之表示政府之不诚，大之人民得坐政府以破坏约法、蹂躏国会之罪。今宋案证据已经发表，词连政府，人心骇皇，倘违法借款之事同时发生，则人心瓦解，大局动摇，乃意计中事。”他表示“深望政府俯从民意，非得人民代表之画诺，一文不敢苟取”^[2]。同时，孙中山、胡汉民分别到上海、香港汇丰银行，要求电阻银行团签字。孙中山对汇丰银行上海代表声明，“如果借款不经国会批准而签订，则扬子江以南各省及陕西与山西将起而对抗北方，并以武力抗议袁世凯这样的专断行为”^[3]。孙中山并通电各国银行团，表示反对违法的善后借款。
在北京，4月26日晨，袁世凯复书张继、王正廷，表示“国家需款孔急，不能再事迁延”^[4],并派梁士诒前往解释。梁向张继等声明，借款协议前参议院已经通过，并撒谎说，借约已经签字。梁走后，国民党人才获悉当晚才是正式签字之期。于是，王正廷去向各国银行交涉，希望劝阻银行团签字，但遭到各银行的冷遇。一部分国民党议员跑到汇丰银行守候，企图作最后的努力，来阻止大借款的签字。袁世凯政府人员躲过国民党议员，秘密进入汇丰，延至27日凌晨2点30分签字完毕后，又偷偷地从汇丰银行的后门溜走了。
善后借款成立后，张继、王正廷当即以参议院正、副议长的名义通电全国，谴责袁世凯政府违法借款的行径。他们指出：“政府如此专横，前之参议院既屡被摧残，今之国会又遭其蹂躏，不有国会，何言共和？继等惟有抵死力争，誓不承认。”^[5]在国会里，国民党占优势的参议院，情绪激昂，由汤漪领衔就五国借款一案提出质问书。参议院于4月28日公决，要求国务总理暨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于29日午后1时来院出席，答复质问。但至时政府人员没有出席，只是送交了咨文。政府咨文声称借款条件曾于上年12月27日交由临时参议院特开秘密会议，业经表决通过。因此，袁世凯政府只是将借款合同全文咨请查照备案，不仅拒绝交付国会讨论表决，而且也不是请求国会追认。参议院接到咨文后，十分气愤，当即议决：“对于政府所定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认为未经临时参议院议决，违法签字，当然无效。”^[6]
当善后借款风潮掀起时，国会众议院正为议长选举问题所纠缠，故迟至5月3日才开始讨论大借款案。5月5日，代理总理段祺瑞应众院要求，出席答复质问。在国民党议员据理诘责之下，段无言对答。他想含糊了事，向议员们表示：“政府对于此项借款案手续实欠妥协，而其不得已之苦衷，尚乞诸君曲为原谅。”^[7]共和党议员李国珍也起来为政府辩解，他认为借款已签押，万无取消之理。李的辩词激起了国民党议员的愤慨，两党议员群起舌战，段祺瑞遂乘机溜出了议院。国民党议员要求议长进行表决，谷钟秀提出动议：“对于借款并不反对，惟政府违法签约借款，咨谓查照备案，本院决不承认。”^[8]当时，正在筹备中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的进步党，在议会中已经联合对付国民党，偏袒袁世凯。但民主党籍议长汤化龙对袁世凯的违法专断行为也相当不满，他不顾党内的异议，将谷钟秀的动议交付表决，结果，以二百二十九人赞成，多数通过了谷的动议(是日出席人数为三百七十六人)。
众议院散会以后，进步党议员对汤化龙群起责难，汤难以招架，遂借口祖母丧请假回鄂，避开了议院的纷争。5月7日，共和党籍的副议长陈国祥主持众议院会议，进步党议员借口5日动议带有弹劾政府性质，因此需要三读通过，以便借此翻案。国民党议员当然坚决反对，双方发生争执，相持不下。议长借口休息，示意本党议员退席，使众议院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议。尔后，国民党议员要求议长将5日表决咨达政府，但议长借口咨文要向议院报告，而议院人数不足，无法报告，以此来延宕出咨。国民党议员气愤万分，谷钟秀登上讲台大骂“亡国议长”,有个议员扳下议席上的墨盒向陈国祥掷去，议场秩序大乱，几乎酿成武斗。陈乘机一走了之，众议院会议一哄而散。
5月8日，袁世凯政府向两院发出咨文，以列强逼债相威胁，要求两院承认大借款。咨文说：“设再迁延，(列强)势必横加干涉，实行监督财政，致陷民国有破产之虞。……值兹财政艰窘，国际债权催逼更甚，借款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定。此次合同签字，在势无可取消。”^[9]袁世凯完全无视国会表决，态度十分强硬。进步党议员因担心国会再次否决大借款，遂以不出席会议，使议会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议的策略，来对付国民党。于是，善后借款案在国会搁浅，国会的正常活动也无法进行。
与此同时，革命党人的舆论界，纷纷口诛笔伐，谴责袁世凯违法借款。黄兴和湘、粤、赣、皖四都督、省改会联合会、各省议会也纷纷连电抗争。借款案与宋案一起，成为激荡南北风潮的两大事件。
当时，黄兴和国民党四都督的抗争，是以实力为背景的，因而在当时的斗争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正在磨刀擦枪、积极备战的李烈钧在反对大借款的通电中，更暗示了战斗的决心：“宁为共和之鬼，不为专制之奴。”^[10]黄兴在接获国务院和财政总长为大借款辩护的通电后，进一步指出：“国会初成，民意待白，政府乃悍然不顾，借口于经年之废案，在临时政府告终之期，当局挥金僇辱人民之际，暮夜之间，骤加人民以二万万五千万元负担。事前不与国会筹商，事后复避国会质问，聚为秘谋，出乃规避，玩国民于股掌，视议会如寇仇，国政至此，体统安在？……倘以此激动民心，酿成巨变，责将谁负？”^[11]5月5日，湘、粤、赣、皖四都督更联名发表通电，以联盟的力量，严词反对大借款。通电指出：“不意以号称民国，期限既终之政府，乃有悍然不经院议私借巨款之事。且举债至二千五百万镑之重，其条件内容概未宣布，竟先许外人为审计局总理、借款局总理、盐务顾问、长芦盐务总监各要职(按：与事实有所出入，系当时传闻——引者)。财权先亡，国本随之，陷民国为埃及之续，以前清专暴所未敢出者，竟见诸民国之政府。海内外烈士前仆后继，躬冒万死，缔兹民国，而政府甘以断送于借款之下，凡有血气，孰不发指眦裂！况宋案证据宣布，词连政府，有以巨金资助凶手之语，全国汹汹，方虞震动。今复不经院议违法借款，人心一失，窃恐虽有大力，无以善其后。应请大总统立罢前议。”^[12]四督辞气严重，已经近乎决裂了。
孙中山在善后借款成立后，再次与汇丰银行交涉，要求停止向袁世凯交款，同时又发出通电，向欧美各国政府和人民呼吁：“(袁世凯)一旦巨款到手，势必促成悲惨之战争……奉恳各国政府人民设法禁阻银行团，俾不得以巨款借给北京政府。”^[13]然而，列强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蓄意支持袁世凯，五国银行团发布大借款之辩明书声称：“中国党争甚形激烈，其能镇定之者，厥惟袁总统，五国银行团之借款，实出于赞助之态度。”^[14]并自5月12日起，向袁世凯交付垫款。是日，北洋第六师师长李纯即大举挥师入鄂，对江西进行武装监视。
对于革命党人的抨击，袁世凯政府方面一再发布通电进行辩解。它一方面死死咬定大借款已经前参议院通过，“观在签字之合同，悉与上年通过之条件相同”^[15],拒绝交付国会表决；一方面声称，“顾问稍增数员，由我自行黜陟，与主权无涉”^[16],矢口否认它与列强的秘密交易和列强对中国财政的实际监督。周学熙更无理地对黄兴反唇相讥：“黄先生为手创民国元勋，一言为天下重，学熙奉职无状，敢不引咎自责，惟有肉袒面缚，敬候斧钺而已。”^[17]5月初，周学熙即提出辞呈，袁世凯未予准辞，仅允其病假，至5月16日由梁士诒代理财政部部务，以此来缓冲革命党人的抨击。北洋各省都督则纷纷支持政府立场，他们甚至攻击革命党人是“无理取闹”,“奸人惟恐世不乱”^[18]。一贯以调人自居的副总统黎元洪，也通电反对取消大借款。他认为：“纵政府止渴饮鸩，铸兹大错，亦惟本共衷之念，筹救济之方，内定人心，外全国体。若遽尔飞檄四布，全案推翻，其危言义愤固属可钦，然债务不清，兵祸相继，能保外人不实行瓜分乎？”^[19]“国民惟有监督用途，力求补救。”^[20]实际上他是为虎作伥。进步党自甘充当袁世凯的马前卒，声称对于大借款，“本党自当以维持大局之苦衷。为正当公平之对待”,指责国民党“反对借款，纯系一种手段，别有用心，马迹蛛丝，当为国人所共见”^[21]。袁世凯重兵在握，前有进步党摇旗呐喊，后有列强撑腰打气，他胆壮气粗，在四督通电之后，亲自出马，对四督下令严加申斥：“该督等当国基将定之秋，不于国际债权求根本之解决，坐待破产，徒为叫嚣，若惟恐国之不亡，亡之不速者，其何以对既死之烈士，更何以对起义之军人耶？”袁世凯蓄意分化四督联盟，软硬兼施，他说：“谭延闿素明大义，谅非本心，胡汉民僻处南疆，或有误会。至柏文蔚、李烈钧身处近省，岂于此事始末懵无所知？似此张皇宣告，荧惑人心，国事更将何赖！”他训斥四督说：“都督为现役军官，有绝对服从之义务，万国通义，讵尚未闻？……似此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人心一失，大命随之。”^[22]他企图用一个命令来封堵四都督的嘴。
在袁世凯的压力下，孙中山的革命动员遭到挫折，党内的妥协倾向抬头，大借款问题被局限于国会之内。黄兴在答复黎元洪青电时表示：“兴对于宋案，纯主法律解决，借债要求交国会通过，终始如一。”^[23]然而，国会内的斗争，却十分沉闷。当时，银行团在合同签署后发现，中国政府另有秘密奥国借款，认为有损银行团的垄断权，因此没有按协议如期向中国交付垫款。于是，奥国借款得以披露。奥国借款共有两笔，第一笔债额一百二十万英镑，第二笔债额二百万英镑，于1913年4月10日签字。奥款异常秘密，国会和舆论界事先毫无所闻。消息传出，群情哗然，政府违法借款的事实已无可掩饰。于是，参议员汤漪再就奥国借款问题向政府提出质问书，要求“咨请政府将奥国借款确实内容明白答复”^[24]。在众议院，国民党则就大借款问题对政府提起弹劾，此案由邹鲁起草，国民党众议员连署。然而，这些合法斗争是非常软弱无力的，由于进步党的抵制，它甚至难以在议会中提起讨论，不能不被搁置一边。由于议会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国民党不能不与进步党进行幕后交易，以期达成妥协。当时，“进步党以借款既成事实，姑不反对，惟监督其用途，并主张改造内阁，使事实上负借款失措之责；国民党则以使政府将借约依法交议，即一字不改，亦可做到。现争交议，并非反对借款，不过反对不依法交议而已。至改造内阁之主张，可以赞成，并援助进步党出面组织，而汤君化龙更所属意”^[25]。然而，进步党人仍然十分担心，他们生怕大借款案一旦交议，在国民党人占绝对优势的参议院仍然会遭否决，因而没有同意。5月30日，由黎元洪领衔，会同除国民党四都督外所有其余十七省都督(当时共二十二行省)和热河都统熊希龄致电国会，危言耸听，以国家面临的种种危机为词，要挟国会放弃同袁世凯的斗争，“念时局之艰危，加借款以承认”^[26]。面对着袁世凯和进步党的压力，国民党国会议员会发布宣言书，近乎哀求地表示：“为今之计，惟有政府迅将合同提交议院，本党亦无不力予维持，俾底于成。”^[27]然而，这点小小的顾全面子的要求，袁世凯都未予理睬。
半死不活的国会，一直延宕到6月25日，众议院才就奥国借款开秘密会议，向梁士诒提起质问。政府特派员陈威(财政部公债司司长)当众撒谎说，奥国借款系六厘公债作抵，可以不交院议。议员们当场查阅合同原文，谎言立即拆穿。于是，国民党和进步党共同协商弹劾内阁的问题。但当时的内阁形同虚设，大权完全集中到了总统府，所谓的弹劾案，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罢了。记者黄远庸感慨地说：“总理、总长早同退院打包之僧，左右不过是一去，尤无畏于弹劾。盖今日吾国政界，法律政治失其权威；凡百有位，丧绝廉耻与责任，此根本无可救药处也。”^[28]不久，二次革命爆发，国会对大借款案也就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