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酬傅处士次韵(二首选一)

顾炎武

其 一

清切频吹越石笳，穷愁犹驾阮生车。
当时汉腊遗臣祭，义激韩仇旧相家。
陵阙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泪发春花。
相将便是天涯侣，不用虚乘犯斗槎。

这首诗是顾炎武于清圣祖康熙二年(1663)游山西太原时所写。当时在太原的傅山，送给一首题为《晤言宁人先生还村途中叹息有诗》的赠诗，作者即就其原韵的先后次序酬和了二首。这是其中的一首。
傅处士，即傅山，字青主，原来初名鼎臣，字青竹，另署名朱衣道人(他的名号甚多，《年谱》载有三十四个字号和另署)。他同顾炎武同是明代遗民、明末清初具有民族气节的著名学者。傅处士“衣朱衣”、“居土穴”,隐居太原家乡之中，以行医糊口养母。康熙中朝廷征举“博学鸿词”,他应召到京城，但坚卧城西古寺，拒不应试，授予中书舍人，也以老病辞归。这位“处士”实际上是一位博通经史诸子、兼工诗文、书画和金石篆刻的大作家、大学问家。他同顾炎武正好意气相契，都是忠贞故国、崇尚节操之士。“处土”,古时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
在讲说正文之前，首先诠释几个有关诗词酬唱的名词与概念：
何谓“酬唱”?酬，原有报答之意。对方赠了诗词，自己写诗词作回报。对方写的称唱；自己答的叫“酬”。
何谓“和韵”?也叫“和诗”,它是作旧体诗词的一种方式之一。写“和诗”,务必依照被“和”之诗的原韵作诗。此处之“和”,读第四声hè,即合唱和与和答之义。依其不同要求，大体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依韵。采用所和诗之同一韵部作诗，而不必用其原字。这是和诗中要求最低的一种方式。
二是，用韵。即用原诗的韵和原字作诗，但不必依照其次序。这是略高于依韵的一种做法。
三是，次韵。亦称“步韵”,取其步伐相随之意。这是和诗中要求最高、写起来最难的一种方式。具体要求是：务必按照所和诗的原韵、原字、原次序进行创作。它是诗人酬唱中最常用的一种和诗方式。这种方式，写起来虽难，但人们却喜欢它。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挑战性，写起来比其它方式其兴味会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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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七言律诗，主要是赞颂民族气节，激励“复明”斗志。其前一半侧重于赞颂，后一半主要是激励。

前两联：引典盛赞民族气节

首联：
　　清切频吹越石笳，穷愁犹驾阮生车。
这两句诗各用一典：前句用东晋永嘉诗人刘琨“奏笳退敌”之典；后句引入魏末正始诗人，“竹林七贤”之首阮籍“穷途回车”之典实。这是说，刘琨那清远悲切的笳声，不断吹奏，惹动了胡骑的乡思，自动退兵解围；阮籍遇到途穷即回车，而傅山抗清，虽然艰难，却仍坚持。故言犹驾。
为何作者要引这两个典故入诗呢？
因为，刘越石(刘琨之字),是东晋著名爱国之士，也是杰出的“永嘉诗人”,对异族(胡、羯)统治，反抗意识十分强烈，而傅山也曾自称有“弯强跃骏之骨”,并参加了抗清武装斗争。所以，作者就将他们两人作比。这是赞美，也是激励，是从正面进行的。而对句又引入“阮生车”之典，则是用反衬之法，来对友人的抗清意志的一种肯定与加强，也是防止“退堂鼓”现象产生的一种警惕。
以下补释两个典故——
越石笳：指刘琨(字越石)所吹的胡笳之声。《晋书·刘琨传载(大意):东晋并州刺史刘琨，与刘渊、石勒对抗，于晋阳为胡兵围困数重，窘迫无计。刘琨乘月夜登城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嘘唏，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
阮生车：阮生，指魏诗人阮籍。按《晋书列传》云：“阮籍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去。”
下一联写法同首联相仿，而内容进了一层——
颔联：
　　时当汉腊遗臣祭，义激韩仇旧相家。
这一联也是每句各用一典，都是“西汉时尚仁义，讲节守”的故事。出句说，西汉末年尚书陈咸父子，不愿与王莽合作，全家辞归，闭门不出，岁终腊祭，仍用汉礼。诗以陈、傅相比，说明傅山坚决不当“顺民”,在生活上仍遵“明制”。这不是可钦可敬的高风亮节吗？对句说，西汉张良，因先代五世为韩国相，韩为秦所灭，张即散尽家财，“求客刺秦，为韩复仇”。这不也是值得颂扬的吗？
作者就是借着历史上“陈咸不忘汉腊”和“张良义报韩仇”的事例来比傅山的“不忘明室”,来赞扬处士的崇高风节的。
这两联四句诗，连用四个典，目的却只有一个：大力赞颂傅山的民族节操。其实，这也是作者通过对友人的赞赏，来写自己的抗清复明之心志。
下边半首诗转入了自述个人感慨，基本精神却在于：激励。

后两联：感怀故国，志在恢复

颈联：
　　陵阙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泪发春花。
这两句意思是：亡明的王陵帝庙笼罩着一片凄凉景象，有如回照之残阳；虽然一年一度的春花照样开放，但山河却在悲伤地流泪。
这一联诗是从李白、杜甫诗词中点化而来的。上句用了李白《忆秦娥》“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词意；下句则化用了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和“感时花溅泪”的诗句之意。明代画家王蒙，在写李白《忆秦娥》词图跋语时，曾经指出：这是一首“遗老易垂泪”的悲词。后人读了它，的确也常常引起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清代学者王国维也在《人间词话》中，特别赞赏词尾这两句。说“……‘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顾炎武在此巧妙地化用这一词意，借以感怀亡明故国，表达国运维艰有如回照之残阳的悲慨。诗句写得气象阔大，寄慨深沉，意境高远。
下句化用杜诗《春望》诗意也很成功。杜甫在“安史之乱”时，眼见长安城残破景象，兴起了感时伤乱和恨别思乡之叹，把万千思绪、复杂情怀和忧国恤民之志，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诗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几个高度凝炼的诗句表达了出来，若非杜甫这样的大手笔，的确是不容易做到的。而在异族统治下的顾炎武，要把自己瞻仰明人故宫、皇陵和漫游南北各地所引起的无限感慨充分地表达出来，并且发之为诗，那当然更非易事。可是，诗人却通过点化杜诗而高度浓缩地，只用七言短句，全都体现了出来，而且立意和境界，似乎不亚于杜诗。杜诗只告诉人们：“山河依旧，而国事全非。”但顾诗却进一步说，春花在放发时，山河却在流泪。没有生命和感情的山山水水，也因异族铁蹄蹂躏而悲泣垂泪。这还不更深刻地说明国家和民族灾难之深重吗？而且，这句诗的诗意和诗情，也给上句“陵阙生哀回夕照”作了更好的补充和深化。
　　相将便是天涯侣，不用虚乘犯斗槎。
相将，即相与、相共之意。相，交互；将，扶助。二字联用，意即彼此互为声援，互相帮助。
犯斗槎，犯，即冒犯；斗，星斗，此指牵牛星座；槎(chá,同“楂”),竹木之筏，引申为小船。语出晋张华《博物志》。其中曰：“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桴槎去来，不失期。”
这尾联两句是说，如果彼此互相帮助，互为声援，即使相离极远，也会成为朋友的；那就没有必要撑筏远行，频频相仿了(或者不必再乘船浮海远避了)。
这是最后一联诗的字面的意思。但诗人的真正用意又是什么呢？
诗句是含蓄的，用意在言外。如果，我们联系全诗来领会尾联的诗意，那就知道它要告诉人们的是：
既有“同志”者在，不必乘桴浮海远行了。也就是说，目前虽然困难重重，形势不妙，但只要目标一致，互相声援，都成战友，海内并不乏抗清复明志士，我们应当坚定复明决心，砥砺报国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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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语译全诗(恕借用王坚敏将“古典诗词改写现代新诗”的作业)——
　　乘月登楼，晋阳城外敌重重；
　　胡笳频吹，退兵自有刘英雄。
　　知难而进，岂效阮生哭途穷？
　　不坠青云，傅氏守节气如虹。
　　解官归田，岁终祭神续汉统；
　　不知有王，铮铮遗臣是陈公。
　　倾家荡产，为寻义士荆轲逢；
　　韩仇义报，留侯佳话代代颂。
　　落日奄奄，斜挂明陵西上空；
　　故国大地，阴霾笼罩哀情浓。
　　江山已改，春花依旧舞东风；
　　祖国多难，花在眼下泪沾胸。
　　志同道合，岂须乘桴涉洋东？
　　抗清复明，身在天涯心犹同！

这首诗有两点很有特色：
第一，诗义明确充实，诗风苍凉悲壮
这首诗的基本倾向，以历史观点来看，思想积极，中心突出。其主旨十分明确：歌颂民族气节，激励人们斗志。具有这种主题的诗歌，在顾氏诗集中比比皆是，几乎成了他后期诗作的主要内容。他生活在明末易代之际，是一个社会变乱和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他作为一个爱国志士，在南明时期，曾一再举义抗清；明亡后，又不断谋图恢复；直到晚年，仍然鼓励朋友继续斗争。他作为一位学者的诗人，又是敢于正视现实，力主经世致用者，并推崇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因此，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一直坚持现实主义精神，使自己的诗作，具有历史内容和精悍深沉、苍凉悲壮的艺术风格。我们现在选读的这首诗，就体现了这个特色。它同本组诗的另一首“愁听天塞遍吹笳”一样，写得有思想、有形象、有感慨，还有决心与信心，有理想与远景。在顾诗中有一首实录历史有名的“扬州十日暴行”的《秋山》诗，更写得异常悲壮惨烈。
第二，一诗多典，不感其烦，反觉其妙
引典入诗，原是古今诗人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用典效果好坏，往往取决于诗人引用典实的技巧是否高明。现在选读的这首诗，即可证明其论断不谬。
这首诗用典特色是：一诗多典，不感其烦，反觉其妙。原来，“一诗多典”或“一典多用”,是一般诗家所讳忌的。因为搞得不好，就会给诗篇造成繁杂或晦涩的感觉。可是，顾诗却敢于大量用典：前半首，句句有典；后半首，也是四句三典(化用诗人诗句，实际也是用典),短短八句的律诗，竟用了七个典实。
这样，不厌其烦地引典入诗，竟取得良好效果，其窍门何在呢？我看，主要是抓好了以下三点：
一是，引典适当，各尽其长，多用熟典，力避生僻。当诗歌需要以精炼语句概括表达自己忧时忧国复杂情怀时，诗人就从人们熟知的李、杜诗词中寻找借助。这个借助，不是照搬抄袭，而是炼其精蕴，翻旧为新，化繁为简，以精湛的“陵阙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泪发春花”两个佳句，出现于诗篇之中，并成为全篇之“诗眼”。
二是，典故同内容和谐不悖，用语精警而不露。在此诗的结句，引了“私犯斗槎”的典实——实际是一个神话传说——用在否定句中，来突出尾联所要阐发的正面寓意，坚持抗清复明斗争。这样，就取得了以反为正，相映益彰的艺术效果。
三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寓论于事，藏情于典，融主题于其中。这就是说，从各个侧面来引典烘托主题，突出中心，从而达到：意由典彰，情因典浓。本诗前四句的用典，很好证明了这一点。你看，作者一口气引了“奏笳退敌”、“穷途驾车”、“不忘汉腊”和“义报韩仇”四个历史上著名的事例入诗，不仅诗意没有重复，而且各用一典，加深一层，从精忠报国，至迎难而上，进而在坚志不移和果敢行动等各个环节上来表现主题。即突出地赞扬了友人傅山(何止傅山！)的高尚民族气节，激励人们坚持斗争。
这样，巧妙地用典，不仅使诗的内蕴更充实、更深沉，同时也使诗歌增添艺术兴味。当然，在这里，仅仅是就顾诗用典而论，并非提倡写诗务必用典，或者用典越多越好。只是想说明一点，引典入诗，确是我国传统诗歌艺术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决不可忽视。这也正好证明，当前某些人拒绝在诗中用典的观点，是片面的，不符合艺术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