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与日本的全面侵华

1937年7月7日，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一天。那天深夜在古城北平西南卢沟桥畔响起的枪声，成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信号，日本军政当局迅速拉开战争的序幕，把中、日两国人民推进苦难的深渊；这枪声同时也震醒了全中国人民，在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自卫战争。
日军选择的全面侵华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卢沟桥。卢沟桥位于北平西南的永定河上，历来是北平通往内地的交通要道。明代末年在桥东头建造了一座拱卫京城的城垣，后来称为宛平城。在卢沟桥北不远，平汉铁路桥横跨南北。中国军队控制这个咽喉地带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一旦该处被日军控制，则北平将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由于卢沟桥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华北日军早已把目光盯住卢沟桥。
华北日军亦称“中国驻屯军”,最初是根据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而设置的，称“清国驻屯军”。中华民国建立后，改称“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设在天津，其兵力根据中、日两国关系的形势而时有增减，大体在千人上下。1935年，日军利用换防的机会，将兵力增加到1771名。1936年广田内阁决定增强中国驻屯军，其定员总数达到5774名，并实行新编制：军司令官由天皇亲任现役将军担任，兵员由一年交替制改为永驻制。改编后的驻屯军设军司令部、旅团司令部、步兵第一第二联队，以及战车队、骑兵队、炮兵队、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医院和仓库。新编制于同年6月上旬编组完毕，驻屯军司令部、第二联队及军直属部队驻扎天津及丰台，其他步兵部队分布于塘沽、滦州、山海关、秦皇岛等地^[1]。步兵旅团司令部及第一联队(欠第二大队，该大队驻天津)驻北平。
1936年7月，日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强行进驻北平西南部的丰台，与当地中国驻军发生冲突，中国驻军被迫从丰台撤出。丰台是连接北宁线和平汉线的铁路交通枢纽，是平津地区重要的战略据点之一。丰台不是《辛丑条约》规定的各国驻兵地点，日军强占丰台，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同时也给驻守平津地区的中国第二十九军造成很大威胁。日军占据丰台后，为以后新的侵略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华北的紧张局势。
进入1937年后，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军事活动空前频繁。3月上旬，日本参谋本部将驻华武官喜多诚一、中国驻屯军参谋、关东军参谋等召回东京商议对华问题。春夏之间，教育总监本部、参谋本部及陆军省的高级官员先后来华北视察。他们有的深入张家口、大同、济南等地，有的甚至还探查北平郊外第二十九军的防地。与此同时，华北日军也不断进行各种军事演习。至五六月间，驻丰台日军的演习从白天延续到晚上，日本中国驻屯军的高级官员也常来卢沟桥一带视察演习，检阅部队。这些模拟实战的演习，早已超越日本中国驻屯军的正常范围。西方国家根据《辛丑条约》在华北的驻军都是象征性的，不仅人数很少，而且没有什么正规的军事活动。然而驻屯丰台的日本军队不仅活动频繁，而且不断去战略要地卢沟桥一带演习，演习活动一直以中国驻军的阵地为假想敌，演习地点更是十分靠近中国驻军阵地，演习时使用的枪弹也由原先的空包弹换成实弹。所以，日军的每次演习，都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对中国军队的突然袭击，引发双方之间的军事冲突甚至战争。
1937年7月7日晚上7时半，来自丰台日军兵营的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演习。事后日方称，当晚10点40分左右该中队听到从龙王庙附近中国军队的阵地上射来数发子弹，然后在大瓦窑西面集中点名时，发现少了一名士兵。中队长决定“断然膺惩”,一面作战斗准备，一面派人骑马去丰台向大队长报告。半夜12时左右，接到报告的一木清直大队长通过电话向北平城内的牟田口廉也联队长报告事件经过，并提出丰台驻屯部队立即出动的意见。联队长同意出动，并指示：迅速去现地，作好战斗准备，再去找卢沟桥中国驻军进行交涉。8日零时20分，日军第三大队出动了主力部队，于3时20分占领一文字山山头，并在山上开设无线电台。凌晨4时整，牟田口联队长根据一木大队长听到中方有“第二次”枪声的报告后，即判断为中方的敌对行为，命令开始战斗。5时整，大队长发出第二号作战命令：大队自龙王庙与铁道线之间向永定河沿线挺进；各部队以已经展开的态势向各自目标前进；步兵炮作好向龙王庙及铁路桥头一带射击的准备。8日上午5时30分，一木大队长立即下达攻击前进的命令，步兵炮也向龙王庙及中国驻军阵地集中射击^[2]。
根据日方的记载，7月7日晚第八中队在点名时发现少了一名传令兵，感到事态严重，因而采取了一系列对应措施。然而，该士兵并无其他意外，只是向第二小队传令时，因天黑失足掉进十来米深的沙坑内，头部受到撞击而晕倒在那儿。直至次日黎明时分，才恢复知觉，回到位于大瓦窑的中队内，这时事态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另外，7月8日凌晨当丰台日军以战斗队形向中国驻军阵地前进时，处于右翼第一线的第八中队，在挺进到距中方阵地很近的地方时，仍看不到中国军队有什么抵抗迹象^[3]。仅从上述由日军当事者所陈述的经过中，即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卢沟桥事变，实际上是由日本丰台驻军一手挑起的。不论射击之事的真相如何，7月7日晚上在卢沟桥一带演习的日本军队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如果日本军队不想蓄意挑起事端的话，中、日两国军队的武装冲突决不会发生。然而，华北日军指挥机关仅根据一个电话报告，未予调查核实，即通过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与华北冀察当局进行交涉，横蛮无理地宣称：顷间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驻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结果失落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兵”^[4],中方如不允许，(日方)即将以武力强行进城^[5]。中国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接到报告后，为弄清事实真相，立即派河北省第三行政区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冀察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委员林耕宇等去北平日本特务机关交涉，并与日方人员连夜去现场调查。此时松井已接到失踪士兵归队的报告，但仍无理要求待查清士兵失踪原因后再进行谈判。而丰台日军正进行发动攻击的准备。在此情况下，所谓调查、谈判云云，不过是为日军即将发动的军事进攻作掩护而已。
7月8日凌晨，日军从东、东南、东北三面包围宛平城。4时20分，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下令开始战斗^[6]。5时左右，日军步兵、炮兵率先向驻龙王庙及卢沟桥一带的第二十九军发起猛攻。对于日军的无理挑衅，在卢沟桥一线的中国驻军没有退让。他们受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决心誓死捍卫国家的主权与民族的尊严。第二十九军顽强奋战，吉星文团所部一排全排壮烈牺牲^[7],铁路桥东端终被日军占领。与此同时，日军另一部则由龙王庙渡永定河，企图进袭长辛店，第二十九军毅然抵抗。此后，日军仍攻势不断。8日下午3时许，日军开始炮轰宛平城，第二十九军所部予以还击，双方展开炮战。当日晚，日军一部突过永定河，进占铁路桥墩以西地区。面对日军进攻，第二十九军坚守阵地。9日，吉星文率部开始反攻，一举击败日军并击毙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把日军赶至永定河东岸。此后，日军改变策略，他们一面抓紧部署新的进攻，同时又提出和平解决的要求。当日十时半起，中日双方部队向永定河东西岸后撤，等候谈判解决^[8]。
华北地方当局与日方的最初会谈还是有结果的，这就是9日秦德纯与松井久太郎达成的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双方军队各撤回原防地(日方坚持要求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防由冀北保安队担任^[9]。但是，在事变现场的日军于7月10日夜间袭击中方，占领了龙王庙，次日第二十九军反击收回了失地。
中、日两军在卢沟桥一带发生冲突的消息，引起了日本军方和日本政府的高度关注。与华北相邻的关东军最先做出反应，于8日早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付方案。关东军认为，与苏联在乾岔子岛冲突的事件刚达成协议，估计目前北方是安全的，所以应借此机会，对冀察给予一击。同时主动向参谋本部请战，称二个独立混成旅团的主力和空军之一部已作好立即出动的准备。侵朝日军与关东军一样，也向中央报告，“鉴于华北事件的爆发，已以第二十师团之一部作好随时出动的准备”^[10]。另外，7月8日清晨4时25分，华北日军向东京陆军中央部发出一份至急电报，报告丰台驻屯军一部在夜间演习中，“因受中国军队不法射击，立即进入敌对状态”的情况。9时10分，又发出第二份电报，宣称：“我军于5时30分对其进行攻击，并占领永定河堤防线，对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正予以解除武装中。”^[11]得到上述消息之后，日本陆军中央内部就有人主张乘此机会，“依靠行使武力，把郁结的华北悬案一举解决”^[12]。还有人主张，组织一支由几个师团为基干的部队开赴华北，平定华北地区，进而占领整个中国。而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等人则不赞成这一观点，认为对华战争的时机尚未成熟，必须推迟发动。石原曾是策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西安事变后又到中国内地考察，看到了中国民族团结的力量，因而竭力主张扩充日本的军事实力，在取得对中、苏两国的优势之后，再实行称霸东亚的国策。在此之前，尽量避免小的冲突，以免影响整个战略目标之实施。在石原的要求下，8日晚上，以日本陆军总参谋长名义给中国驻屯军司令发出了“为了防止事件扩大，要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的临命第四○○号指令^[13]。第二天又发出一项具体指示，以“撤退卢沟桥左岸中国驻军；对将来作出保证；处罚直接负责人；赔罪”等四项条件为解决事变的基础，在处理中避免触及政治问题^[14]。
应当指出，日本军方的所谓“不扩大方针”,实质是以中国军队单方面的退让与妥协为前提的，而不是出于真正的“不扩大”事态、避免战争的考虑。但即便如此，在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不扩大指令的同时，陆军大臣杉山元也下令京都以西各师团的老兵延期复员，这样可以增加四万现役军人，以供扩大对华战争之需^[15]。陆军省军务局也抓紧与参谋本部作战课磋商，研究向华北增兵问题。对华采取军事上强硬立场的主张迅速高涨。7月9日上午，日本内阁召集临时会议，讨论处理华北问题的对策，决定了“不扩大事件”,“到有危险时再采取适当措施”的敷衍方针^[16]。而7月10日，日本陆军拟就了一份派兵方案，身为作战部长的石原也表示赞同，他对于迅即抛却“不扩大方针”有如下的辩解：“如果沿着不扩大主义走下去，岂不应该停止动员吗？这是一般的想法。……其实，所谓不扩大方针是政治上的希望，而在现在因为有战斗行动，所以通常就要考虑到动员的必要。”^[17]
7月11日上午，日本内阁召集五相会议，就派兵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后，下午马上召集内阁会议，对派兵等问题做出正式决定。首先，将卢沟桥事件正式定名为“华北事变”。同时，对事件做出五项处理决定，主要内容是：派遣五个师团的兵力去华北，先派朝鲜、满洲两个师团，国内三个师团准备动员；派兵之目的是显示威力，达到中国军队赔罪与对将来作出保证；不答应要求时给予打击；坚持不扩大，现地解决的方针^[18]。上述决定报请天皇批准后，当晚6时24分，以日本政府的名义公开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声称“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措施，立即增兵华北”^[19],公然对中国政府进行武力威胁。
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出兵华北，是在全面侵华的道路上走出了关键的一步。7月11日晚上，参谋总长分别下达调兵命令，限令关东军的二个独立混成旅团于12日、13日出发，于17日和19日在北平近郊的顺义、高丽营结集；驻朝鲜的第20师团于13日开始紧急动员，17日乘火车去华北，18日达到天津、唐山、山海关一带集结；关东军的一个航空团于12日集结于天津^[20]。为加强现地指挥力量，又任命对华持强硬态度的原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于12日下午飞到天津，连夜拟订出一份入侵华北的方案，13日一早电告东京，请求批准^[21]。
日本内阁的决定和出兵声明，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正式作出的第一个侵华方案，它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日本要强占中国华北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它是以虚伪的言词掩盖了扩大侵略的企图，在文件中多次使用“不扩大”、“现地解决”的词句。此后一段时间，日本军政当局一面抓紧部署对平津地区的军事入侵，一面继续高唱不扩大的调子。
中国政府方面最初得悉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消息后，并没有采取重大的外交措施。7月8日，仅由外交部亚洲司日苏科长董道宁在会见日本副武官大城户时指出，卢沟桥事件责任不在中方，要求从速向日本参谋本部及陆军省报告，转令华北驻屯军迅即停止军事行动。大城户表示此系一小冲突，决不至将事态扩大，并承诺向东京方面报告^[22]。当时，在军事应对方面，南京当局还是较重视的。蒋介石于7月8日获悉卢沟桥发生事变后，当即命令冀察当局固守宛平城，全体动员以备战事扩大^[23];同时又电令正在山东乐陵的宋哲元速返保定指挥。当日，蒋介石令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转示参谋总长程潜，即刻准备增援华北，同时电令兰封绥靖主任刘峙调派一师开赴黄河以北，庞炳勋部则由正太路方面开赴石家庄策应^[24]。7月9日，蒋介石又令平汉路孙连仲第26路军两师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并于当日电召正在四川主持整军会议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回南京部署应战准备^[25]。10日，蒋介石又两次复电冀察绥靖主任宋哲元，一面命其“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一面示意可在不丧失丝毫主权的原则下与日方进行谈判周旋^[26]。12日，卢沟桥事件第二次会报会议决定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向宋哲元传达蒋介石“不挑战、必抗战”的指示，即可以忍耐缓兵，但“仍须作全般之准备”,“卢沟桥、宛平城不可放弃”^[27]。可以说，当时中国政府处理卢沟桥事变的立场，是让宋哲元为代表的华北地方当局在备战守土的前提下，在现地与日方周旋。
在发生事变的现地，日本方面不断向第二十九军和冀察当局施加压力。7月10日，日本驻屯军向第二十九军代表张自忠提出：向日军道歉、处分肇事者、中国军队撤出卢沟桥附近、彻底取缔抗日团体等要求^[28]。次日晚上，双方签署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即“秦德纯、松井协定”):一、第二十九军代表声明向日军道歉，并对责任者给以处分，负责防止今后再惹起类似事件；二、中国军队和丰台驻屯的日军过于接近，容易惹起事件，因此卢沟桥城周围及龙王庙驻军，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三、对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各抗日团体，要采取措施并彻底取缔^[29]。仅从该《现地协定》内容来看，冀察当局为了避免事态的扩大，对日方的无理要求极度忍让，并作出了很大的妥协，且事先并没有把《现地协定》的内容报告南京当局并征得同意。如果联系到签署该《现地协定》的同一时间，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出兵华北并且下发了调兵令，那么《现地协定》的交涉与签署，只能起到麻痹中方的作用，而绝不可能制止日本扩大侵略。
7月12日，宋哲元命令二十九军，为履行11日《现地协定》由中国方面首先撤退，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抵抗^[30]。7月14日，宋哲元本人以其代表张自忠等人，就处分事变责任者、道歉、北平城内治安维持等问题，分别与日本驻屯军方面进行了交涉。而南京当局则颇为担心宋哲元的一味妥协退让。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指示仍应从速进驻保定，不宜驻津；并电令北平市长秦德纯，勿中日军缓兵之计^[31]。7月13日，蒋介石复电示宋哲元：“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要宋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32]。7月14日，蒋介石回复宋哲元关于应否放弃天津的请示电，指出天津绝对不可放弃，务望从速集结兵力应战^[33]。
就在中、日双方在事变现地不断交涉的时候，在东京的日本军部认为中方在拖延的同时向华北调遣兵力，决定采取强硬措施，对中方施加新的压力，遂于7月16日决定：限定7月19日必须由宋哲元正式道歉，处罚责任者，包括罢免冯治安，撤退八宝山附近的部队，在7月11日提出的解决条件上，改为由宋哲元签字。如在限期内不履行日方要求，即停止现地交涉，讨伐二十九军，并立即将需要之国内部队，派往华北。在期限满了后，即使中国方面对上述要求事项的态度有所软化，也要使二十九军退出永定河右岸地区^[34]。也是在7月16日当天，日本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在酒井镐次少将率领下到达密云；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集结于天津；第二十师团从日本国内出发运往华北。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已经向全面侵华的目标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