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岳军事会议和第二期作战方针的制订

　　武汉撤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随即对抗日军事行动作出调整。为总结前一阶段的作战经验与教训，部署相持阶段的抗日作战，蒋介石于1938年11月18日手令召集第三、第九战区已抽调到后方之各部队师长以上高级将领、各军师政训处长会议开会，预定会议目录共十九项，包括：甲、此次作战死伤官兵数；乙、各级官兵之有功与有过者之赏罚升降及其姓名；丙、武器现有数目与损失数目(损失原因),等等^[1]。11月25日至28日，第三、第九战区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团长、军长、师长等100余人在湖南南岳举行军事会议，进行具体研讨。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与会。
11月25日，第一次会议召开，蒋介石作了开幕讲话。他结合自卢沟桥事变以来17个月的开战实践，阐述了对抗战过程的基本设想，修正了以往关于抗战的分期，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抗战按照预定的战略政略划分，可分为两个时期，即从1937年7月开战到武汉撤退、岳州沦陷是抗战第一时期，此后则进入第二期抗战。在第一期抗战中，中国军队各方面均处于劣势，“不但各种技术装具和一切准备，都不如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学问能力与种种计划，我们自觉也都比敌人差次”,从军事进退上看是失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说，“我们已经依照我们预定的战略陷敌军于困敝失败莫能自拔的地位”,做到了以“劣势的军备”来“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并且“根据抗战的经验来培养我们自己的力量，以逐渐完成我们最后战胜的布置”。所以，第二期抗战就是中方“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为此，南岳会议需要制订“一个以后作战可操必胜的具体方案，然后以万众一心协同一致的精神彻底实施，以完成我们第二期抗战的使命”^[2]。蒋介石讲话之后，各师师长或参谋长分别作了军事报告。
在11月26日上午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蒋介石在讲评中具体指出了中国军队以往在战略和战术的种种缺失即耻辱，要求与会各将领“加以研究，制成具体方案，以便确实施行”^[3]。下午，蒋介石出席第三次会议，在讲话中强调应特别注意研究的事项，包括研究学习过去战争失败和不能扩张战果之原因，健全各级司令部之要件，改进通讯联络，部队接防手续与监督方法之规定与施行，部队衔接处与薄弱点应定补救办法，严格整饬军风纪，赶造战斗详报，部队教育，赏罚公布施行，清报公布经费，充实编制，还在会上提出抗战“四要”实施纲领，即军队要提高士气、收揽民心、爱惜物力、抚养伤病^[4]。11月27日，蒋介石出席第四次会议，重点分析日军的作战优点，以为借镜。28日，蒋又出席第五次会议，说明南岳军事会议的最大目的，在于整军建军，即以军官为重心，由军官负起建军的责任。整军包含两个要点：一是全国部队拟分三期轮流至后方进行整训，每期整训暂定为4个月，全国军队的整训限在一年之内完成。整训的具体步骤是：将全国部队的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的部队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部队到后方整训。第一批部队整训完成，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此后调换第二批部队到后方继续整训，其他部队依次进行。二是补充点验事务应于军部或师部设补充点验处专司其事，以便核实补充，增进效能^[5]。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对抗日战争进行了新的分期，相应提出第二期的抗日战略，强调整训军队、提高军队素质、增强作战能力，立足于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反攻阶段的到来。通过这次会议，正面战场完成了从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的过渡。
南岳军事会议之后，蒋介石于1939年1月在陕西武功再次召集军事会议，对第一期作战之得失和第二期作战特点，作进一步的研讨和部署。
根据上述会议的判断与指示，军事委员会制订颁行《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将作战方针确定为：“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6]第二期作战方针突出强调了敌后游击战的重要性，力图消耗日军战力。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构想是：“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7]此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的继续作战，大体上就是按照上述作战方针与战略构想开展的。
为了适应第二期作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将全国重新划分为十个战区，增设苏鲁、冀察两个游击战区，以加强对敌后战场的指挥，国军战斗序列也得到调整。军事委员会还取消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广州、西安、重庆各行营，改设桂林行营、天水行营，分别由白崇禧、程潜任主任，负责指挥南北两战场各地区之作战^[8]。各战区划分情况概括如下：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下辖第二、三集团军，辖区为豫境及安徽之一部；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辖第四、五、六、七、十四、十八集团军，辖区为山西及陕西之一部；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辖第十、二十三、二十五、三十二集团军，辖区为苏南、皖南及浙、闽两省；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下辖第九、十二、十六集团军，辖区为广东、广西两省；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下辖第十一、二十二、二十九、三十三集团军以及豫鄂边区游击总队，辖区为皖西、鄂北及豫南；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下辖第七、十七集团军，辖区为甘肃、宁夏、青海及绥远；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代),下辖第一、十九、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十一集团军，以及湘鄂赣边区游击总队，辖区为赣北、鄂南及湖南省；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下辖第三十四集团军，辖区为陕西省；
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下辖第五十一、五十七、八十九军，辖区为山东省及苏北地区；
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下辖第六十九、九十九、新编第五军，以及河北民军，辖区为河北、察哈尔省。
当时，中国的总兵力共计191个步兵师，29个步兵旅，12个骑兵师，10个骑兵旅，其他特种及游击部队尚不在此内。根据当时的敌我形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重兵配置于第五、第九两战区方面迎敌^[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