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留守府与南方裁军

1912年3月31日，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按照4月13日公布的《南京留守条例》,“南京留守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1],表面上似乎权力很大，但由于财政大权控制在袁的手里，实际难有作为。同时，条例又规定，“俟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即行裁撤”^[2],这就是说，留守府只是一个暂时的军事善后机关，袁世凯无非想借黄兴之手，来裁遣南方军队罢了。黄兴就任后，即通电表示：“顾念留守一职，专为维持南方现时军队起见，原系暂设。兴此心尚存，亦诚恐遽将经手未完事件均置不顾，或于大局转致违碍，负我同胞。惟有暂羁将去之身，勉随诸公之后，藉效棉力。俟布置略定，仍当归息林泉，以遂初志。”^[3]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期间，黄兴即已着手整编军队。他先后将驻在苏、皖、浙、闽的军队编成二十六个师，五个军，即柏文蔚的第一军，徐宝山的第二军，王芝祥的第三军，姚雨平的第四军，朱瑞的第五军。4月11日南京兵变事件的发生，更坚定了他裁遣军队的想法。这天夜里，黄兴正在上海与唐绍仪商议要事，南京第七师所部赣军，因欠饷发生兵变，在白门桥、太平桥一带抢劫。待12日天明黄兴回到南京时，驻宁各军已及时镇压了兵变。黄兴严酷地处分了这次兵变，变兵被判死刑者达二百多名。这一事件使黄兴懂得了有兵无饷的严重危险，因而加紧裁遣军队。在兵变后的一个月内，除将赣军缴械押回原籍外，又将桂军六大队及粤军一部遣散回籍，浙军全部调回原籍，同时也抓紧了江苏本地区的军队的裁遣。
尽管如此，反对派还在落井下石，横加攻击。他们诬称南京留守一职妨害统一，指责黄兴有割据东南的野心。陈宧就曾扬言：“留守机关裁撤，民国即号称统一。”^[4]虽然，同盟会内确有一部分人曾把留守一职看成保存实力的手段，但黄兴本人则一直打算功成身退。他虽然对袁世凯排挤、打击、分化同盟会的种种手段不无愤慨，但却缺乏整军经武、备战应变的思想。在他看来，“将来政治竞争，但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以武力相角逐”^[5]。何况中国再也受不了破坏的震荡，“倘再经一次破坏，波兰、埃及岂可免耶？”^[6]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黄兴面对着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和反对派的攻击，就索性洁身明志，正式提出辞职。5月13日，黄兴致电袁世凯，请求“准予即行销职”。他表示：“统一政府既经成立，断不可于南京一隅长留此特立之机关，以破国家统一之制，致令南北人士互相猜疑，外患内忧因以乘隙而起，甚非兴爱国之本心也。”^[7]
与此同时，黄兴对于江苏驻军的裁遣整编事宜作了规划，准备于两月内缩编兵数三分之一，将第一军、第二军划归陆军部直辖，其余除三十九旅划归山东外，交江苏都督统辖整顿。为了抵制列强利用借款监督中国财政的图谋，黄兴一面积极提倡国民捐，一面以爱国相号召，动员退伍。他的逻辑是，借款是因为财政困难，而财政困难又是因为军饷负担太重，因此，解甲归田就成了避免借债亡国的爱国行动了。在黄兴的感召下，许多士兵主动离开了军队，一些高级军官如第二师师长朱志先，第五师师长刘毅等相继要求撤销师部，解甲归田。至6月初，裁遣军队已达七八万人。但是，时局仍有隐忧，不能不多少考虑应变的问题。于是，革命党人“为保存革命实力计，将所有遣散部队的优秀军官及精良武器组成一师，定名为第八师。这个师从师长以下至营连长，都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会员”^[8]。然而，一方面号召爱国退伍，一方面又招兵充实基干部队，引起了军队中的思想混乱和不满情绪。结果，留守府被迫停止充实第八师，并将招兵的团长何遂撤职。因此，当留守府结束时，有限的应变工作并没有完成，致使裁军整编不仅削弱了军队数量，也挫伤了军队士气，更谈不上提高战斗力。
袁世凯表面上挽留黄兴，实际上则在考虑如何稳妥地接收留守府。北京政府与银行团的垫款合同成立后，袁世凯即于5月18日电告张謇准备裁撤留守府，拟派陆军部次长蒋作宾赴宁与黄兴面商善后，要张即日面商江苏都督程德全，考虑江苏方面接收留守府军队的办法。张因病仅以密电转告程。程得悉袁拟裁撤留守府后，即电告袁世凯，黄兴处处力求收束，并无“积极”思想，要袁不要操之过急，以免引起军队猜疑。他建议：“可否密谕蒋次长，于抵宁之日宣布钧意，以此番来宁，专为抚慰赞助起见，并非交接。”^[9]于是，袁以挽留黄兴为名，派蒋作宾赴宁。
蒋作宾抵宁后，向黄兴出示了与银行团签订的垫款合同。黄兴本来就主张提倡国民捐以抵制列强的野心，他获悉合同的严酷条件后，即通电表示强烈反对，并且与财政总长熊希龄发生严重冲突。但是，黄兴既然拒绝银行团借款，自无法再向财政拮据的中央政府要钱，军饷问题当然更无法解决，于是不得不坚决要求辞职。蒋作宾与程德全商量后，都不赞成他即时解职，决定由蒋电袁要求拨款。袁世凯虽然同意请黄暂时维持，但除垫款外根本拒绝拨款。蒋作宾不得不电商程德全，请他来宁接收留守机关，以便获得中央军费，抚绥充满危机的军队，黄兴也荐程自代，程最后同意了蒋的办法。袁世凯遂于5月31日发布命令：“所有南京留守机关，候程德全到宁接收后，准即取消。”^[10]
同盟会许多人，对黄兴消极引退是不满的。他们批评黄兴说：“若必辞职，是所谓暮气已深，易于谋始，难与图成者。”^[11]陈其美亲由上海赶到南京，劝黄留任，并加紧活动，力求控制江苏。在他的主持下，苏州革命党人柳承烈等组织“洗程会”,准备策动先锋营发难，推倒程德全，举陈为江苏都督^[12],惜事机不密，为程德全所破。同盟会老将谭人凤为挽救不利局面，特于6月4日致电袁世凯，要求收回成命，或改委留守为江苏都督。同盟会南京支部也相继采取同样步骤，要求任黄兴为苏督。但此时程德全的地位已无可动摇，他于处理苏州洗程会事件后，即赴宁接收南京军政事宜。6月14日，黄兴通电解职。南京临时政府残存下来的军事指挥中枢，从此宣告结束。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遭到削弱、肢解和分割，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当时，由于全国尤其是南方，兵多饷绌，秩序混乱，袁世凯利用裁兵来削弱南方军事力量，有着正当的理由。他在5月间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说：“支持目前之财政，恢复地方之秩序，俱须从遣散军队下手。”^[13]北京政府成立后，就一直在规划整理、裁遣军队事宜。6月中旬，参议院多次召开秘密会议，讨论整理军队问题。陆军总长段祺瑞亲自出席说明政府裁军计划。他说：“今于无标准之中定一标准，即姑以各省原有之军额、饷额为依据，越于原额之兵裁之，越于原额之饷节之。如因实际不得不增于原额者，由该省都督叙明理由，经财政、陆军、参谋三部允准，亦可酌增。”^[14]就是说，南方各省辛亥革命中招募的军队大都要裁遣。对袁世凯这一阴谋，多数人不甚了然，参议院就抱支持态度。只有少数同盟会急进分子保持较清醒的头脑，他们“指斥北方日日添兵，南方何得独裁，甚至昌言，我们所以不主裁兵者，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15]。但一则当时调和妥协空气浓厚，二则袁世凯“添兵”尚在秘密进行，三则南方各省财政更加困难，军队事实上无法维持，所以也只好相继自行裁遣了。例如广东，到1912年6月初，陆续裁兵十一万余。江西李烈钧则通电称：“任事以来，首施此裁军节饷政策。”^[16]于4月底接任安徽都督的柏文蔚，也表示“以裁兵节饷为第一要义”^[17]。袁世凯政府当时缺乏经费，大借款尚未成立，实力不足，除从政令、舆论上督责南方尽量压缩编制外，对操纵南方各军尚力不从心。所以，各省对军队裁遣事宜仍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唯各省政情不同，裁军的方针方法也不尽相同。
程德全接收南京留守府后，按照黄兴所定裁军计划“节节实行”^[18]。7月底，陈其美被迫辞去沪督职务，军队交程接收。8月1日浦口第一师兵变后不久，柏文蔚将一、九两师也交程。程依靠中央财政接济，大事裁遣，至1912年底，除扬州第二军及第八师外，苏属军队实存不满四万。1913年初，又整编为三师二独立旅。清江十九师原拟裁遣，因剿匪需要，暂于保留。为稳定局势，程德全除以亲信章驾时任驻苏州的第二师师长外，仍以革命党人章梓、冷遹分任驻南京、徐州的一、三师师长，并拒绝了陆军部重用张斯麐、尹同愈、朱志先等人的要求。他认为：“此间军官党派之意见尚小，留学生与非留学生之意见甚大……夫此数子者，非谓其竟不可用，但用以与军队对抗，致酿风潮，则殊觉可以不必。”^[19]江苏各派相持局面得以维持的原因，就在这里。
湖北则不同，它是首义之区，军队本来就多，加上位置起义有功人员，1912年3月间军队编至八镇。黎元洪又竭力扩大一己权力，排挤、打击革命党人，致使军队风潮迭起，政治性暴动屡屡发生，裁军进展不快。陆军部允湖北保留三师，因困难重重，不得不求编五师。黎本唐写信给蒋作宾说：“湖北自去秋倡义，军队甚为复杂，历经裁汰，尚剩八师，兵士虽不足八师之额，而官佐则额数皆备，且又全系出力人员，目前拟归并五师，尚多掣肘，如三师则更困难矣。”^[20]黎元洪也电京力争。由于湖北军队风潮愈演愈烈，革命党人一批批地倾向倒黎，黎元洪决心将旧有军队全部勒令退伍，另行征补，编组三师。他一面依靠客军黎天才的江南留鄂第一师维持地方，一面于1913年4月4日致电袁世凯，“请饬李纯派步兵一团到汉”^[21],引狼入室。
湖南辛亥后兵额增至五师二旅，经费支绌，发饷维艰，且军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使谭延闿一筹莫展。但谭与革命党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6月间他派人与黄兴商量裁军，得到黄的支持。黄原主留二、三师以备缓急，但谭认为：“裁汰改编，必致发生争议，不如一律退伍，另建一支新军，较为妥善。”^[22]程潜主张每师留二营，作为成立新军的干部，也未予采纳。由于缺乏裁军的监视部队，谭致电袁世凯请王芝祥赴湘协助，得到袁的允许。谭又电请王带兵入湘，以资镇慑。时驻南京第八师旅长赵恒惕与八师其他将领不和，待王芝祥南京事务结束，遂率八师陶德瑶团以返桂为名，于8月底随王入湘。谭延闿由于得到革命党人的赞助，又优给退伍年金，遂于9月间将五个师顺利裁遣，仅留剩余兵队及旧巡防队一万一千余人，编为守备队四十八营，分全省为六个守备区，只赵恒惕所率一团扩编为一旅。
广东自胡汉民复任都督后，军权仍掌握在陈炯明手里。胡、陈虽同属革命党人，但屡生摩擦。循军^[23]改编的陆军，“品格不齐，年龄不合”^[24],缺乏战斗力。裁余民军则改编为警卫军一百零四营，属地方警备队性质。南京留守府裁军时，驻在江苏的粤军两师，由军长姚雨平电商胡汉民，拟回粤驻防高州、廉州一带。但陈炯明私心太重，拥兵自固，横加阻挠。姚雨平遂与部下相商，全军解散。姚保存的训练有素的炮兵一营，回粤后也为陈派兵缴械。北伐粤军系有战斗力的精锐之师，如此率尔解散，殊为失策。陈炯明于1912年12月3日由袁世凯任命为广东护军使后，继续主持裁遣军队达十二三营之多，而陆军二师一旅“合计逃亡、死伤、退伍，缺额已逾半数”^[25]。
柏文蔚任安徽都督后，将第四师及张汇滔旅(淮上军，寿州起义部队)归属安徽，柏所部葛应龙旅也早经孙中山命令调皖。一、九师归江苏后，柏答应由安徽补助江苏军饷。这一切引起了安徽士绅的强烈反对。段祺瑞因是安徽人，在安徽军界影响较大，他派得意门生吴中英出任安徽军政司长。吴排斥革命党人，与淮上将领屡起冲突。柏文蔚所受压力较大。陆军部定皖省为一师一旅，柏于1912年8月30日解散第一军，仅留军长名义。至10月间，为安置军官，暂定为二师一旅，士兵实数则为一师一旅，先后裁汰三万余人，取消官长二千余人。10月后，袁政府拨款五十万元，要柏继续裁并。至1913年3月编裁完成，原皖军归并为一师，由淮军宿将胡殿甲之子胡万泰任师长，而将第四师缩编为一旅，驻军临淮。柏的实力，严重受损。但柏文蔚顶住了陆军部要他裁遣淮上军的压力，将淮上军改编为屯垦部队，驻扎寿州一线，仅张汇滔被迫离开部队。
江西都督李烈钧是一位杰出的将领，他不仅致力于裁遣游民组成的军队，整肃军纪，镇压兵变，而且十分重视军队的整补训练，备战应变。至1912年8月，他将防军(旧军)三十六营全部遣散，辛亥后扩编的十六标新军也被裁减一半，编成四旅，暂不设师。此后，李又继续将洪江会组成的团队士兵遣散，另行征补。与此同时，他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同意将有战斗力而无所归属的林虎所部留守府警卫团调赣，于8月9日到达江西，随后又拨一团，编为一旅。他一方面购置枪械，加强军备，另一方面又调动异己将领，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6月间，李将蔡森所部第四旅由省会调赴赣州，以后又将二旅长余鹤松以都督代表资格调京，三旅长刘槐森调任军事顾问，而以林虎、欧阳武等升任旅长。10月28日，李烈钧陪同视察江西的孙中山，校阅军队，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十分令人注目。为了充实兵力，李又于11月22日发布征兵令，征召土著农民入伍，改造军队素质。1913年1月，他拒绝了陆军部将赣军缩编为一师一旅的要求，编成两师，以俞应麓(后以欧阳武代)、刘世钧为师长。
除上述各省外，第五军朱瑞回浙后出任都督，将二师一旅裁并为一师一旅，但保留了巡防营四十营。福建军队不多，除裁去一些旧军外，保留了十四师，以许崇智接替杜持任师长。四川有兵五师，但蜀、渝对立，虽陆军部规定编三师，并于1913年7月发表了三师师长的任命令，但并未实行编并。贵州则以滇军二团为骨干，驱散了北伐黔军，至1913年7月编并为新军一师，国民军三十三营。云南除裁遣部分旧军之外，保留新军二师。广西新军在北伐的名义下全部被排挤出省，驻军南京，陆荣廷所部均系巡防营，改编为二师。北方起义各省，除山东烟台地区革命军被北洋派全部遣散外，晋、陕则自行进行了编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