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会的战时活动与思想统治

伪协和会成立于1932年，曾被称为“满洲国的精神母体”,是日本法西斯在东北实施思想统治和奴化教育的最主要的团体，也是伙同日伪军警宪特从思想文化、社会组织方面镇压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别动队。1936年伪协和会改组后，被明确定为“满洲国”的“国家团体”,与伪满政府“表里一体”,其作为日本法西斯殖民统治工具的特征更加鲜明。“七七”事变后，伪协和会复以“国民组织化”的形式，进一步为奴化、奴役和严密控制东北民众服务，它通过协和会青年训练所全面组织训练青少年，通过协和奉公队控制与奴役成年人，通过其分会和所谓国民邻保组织，全面控制一般会员和广大群众^[1]。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协和会进一步强化了其统治和控制民众的功能，并反映出明显的战时特征，是日本法西斯强化殖民统治的主要工具。1942年3月14日，伪协和会本部举行会议，重点讨论战时协和会之任务，涉及的论题有：指挥国兵思想、国民勤劳报国、增产出荷、储蓄运动、国民邻保组织、联合协议会、省本部委员会之运营、青少年运动、义勇奉公队、二位一体制之强化等涉及服务战争的重大问题，确定协和会运动的重点是：“进一步运用二位一体制，使其充分发挥作用”,“集结民族力，强化国民防卫力”等^[2]。同年，该会制定的《康德十年度运动方针》更是详尽规定了该会的三大重点实践项目。其一是“思想战的强化”,要求“信奉惟神之道，奉戴帝旨，振兴国民精神”、“发扬击溃美英的热情，排击敌性思想的妄动”、“完全封锁西南地区和北边的匪区活动”、“组织训练知识阶层，特别是中坚青年，自发地开展强有力的思想运动”、“联系国内弘报、文化机关和宗教、教化团体，实行国民思想一体化的指导”、“与大东亚各国民团体提携，促进亚细亚民族团结和兴亚经济的显现”等；其二是“战时经济体制的强化”,要求“开展勤劳兴国运动，谋求国民皆劳精神的提高”、“大力开展农业增产运动，以期战时粮食的确保和民生的向上”、“谋求岗位奉公，效率提高，挺身于工矿增产运动”、“实施国民储蓄运动，建立战时国民生活伦理”等；其三是“国民动员体制的强化”,要求“以精锐会员的旺盛的实践力为中心，谋求分会活动的整备强化”、“以分会活动为中轴，整备协和义勇奉公队、协和青少年团，以期战时国民防卫任务的完成和国民训练的彻底”、“根据城市、农村的特点，全面强化国民邻保组织的活动，使之成为国民动员的基础”、“促进智能组织的活动，并强化教育者有组织的活动，谋求智能动员的充分”、“整备并强化各省级本部委员会，谋求确立有力的指导体制”等，强调协和会应“适应战时的跃进”,“确立长期战必胜的基础，每天都以决战的觉悟挺身于会的运动”^[3]。该文件体现了伪协和会配合“大东亚圣战”的基本运作思路。以伪协和会为核心，日“满”实施了一系列强化思想统治的措施：
第一，开展“兴亚思想战”,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为“亚洲的解放战争”。日“满”不仅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大量的文章，而且出版各种宣传小册子和专著，反复宣传“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从美、英的桎梏中解放东亚，以确立东亚永远的和平”;鼓吹“为了亚洲民族的兴隆与振兴东方道德，要完成兴亚的圣战，唤起以亲邦日本为中心的必定建成大东亚共荣圈的信念”;强调“对于美、英的思想谋略及其傀儡重庆政权之思想蠢动，也不予以余地”等^[4]。他们把“满洲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地位确定为“兴亚之先驱，民族协和之摇篮，圣战兵战总基地，镇北之壁垒，增产之宝库”,为此“责任尤重”,“无论在勤劳增产，防卫守边上，都应当率先垂范”^[5]。
第二，显扬“惟神之道”,奠定日“满”“建国”的基础。所谓“惟神之道”是伪满建国之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满”在东北全境大兴土木，建造日式“神社”,供奉天照大神，强迫当地民众前去参拜。至1944年8月，东北各地的“神社”多达195所，其中99所是太平洋战争后新造的。“神社”之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行经该处，骑马的要下马，乘车的要下车，行人须停步向“神社”致敬，否则即是犯法，将遭受严厉的惩罚^[6]。1943年3月制定的《协和会运动基本要纲》指出：“念建国的渊源，来自惟神之道，致崇敬于天照大神，以一德一心，实现建国理想，迈进于创建的道义世界”;并强调“根据建国的道统，超越民主主义的议会政治或专制的独裁政治，通过会之政治实践，以宣扬协和道义的政治理念”^[7]。关于“惟神之道”的宣传鼓噪，不仅出现于报刊、广播等新闻媒体和御用学者的论著，而且也被引入中小学生的课堂和教本之中，强行向青少年灌输，毒化他们的灵魂。显然，把天照大神供奉为“满洲国”的“建国元神”,把日本的祖宗硬搬为“满洲国”的祖宗，这是日本法西斯在东北实行全盘日化的重要殖民措施。在此思想指导下，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以电影、戏剧、美术、音乐、文学等各种形式在东北大地泛滥成灾。
第三，对各民族分别实施国民训练，构筑以日本为中心的民族“协和”关系。1943年3月，伪满协和会根据太平洋战局的需要，明确规定了对于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日、鲜、“满”、蒙、俄五族不同的训练要求：对于日本人，应“使其明确地树立成为忠诚之满洲国国民的使命观，提高其民族的品格德性，要成为各民族的中心，并且具备被人敬爱的素质”,“确立适应于大陆生活的科学方式，学习中国语，以实现适应于永久居住的生活新体制”等；对于朝鲜人，应“训练其成为忠诚的满洲国国民和忠良的日本臣民，特别为了适应征兵令的施行，实施以精神教育和日本语教育，并奖励入籍等”;对于“满洲国”人和蒙古人，应“使其成为忠诚的满洲国国民，昂扬其国家意识，理解一德一心的真义，信仰惟神之道”等；对于俄罗斯人，应“训练其成为忠诚的满洲国国民，普及日本语，以提高其就职能力，谋求生活之安定“等^[8]。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满”关系由原来的“友邦”关系发展为“亲邦”关系，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名字变换，而是标志着中国东北殖民地化的进一步深化。当时的新闻媒体指出：“亲邦就是父母之邦的意思，日、满两国之关系，就如父子的关系，至亲之爱和道义把两国结合在一起。”^[9]形象地勾画出日“满”关系的新变化和新发展。
第四，确立国民动员体制，充分发挥“满洲国”的战时国民总力。为了动员中国东北的全部“民力”用以大东亚战争，日“满”以伪协和会为中心确立了国民运动一元化的指导体制。其主要措施是：1.全面扩充、强化协和会地域分会及车间分会，扩大、整备基层组织之国民邻保组织；2.整备、扩充协和义勇奉公队、协和青少年团、科学技术联合部会、开拓部会，加强其运营与指导；3.以协和会运动为中心，与关系团体、宗教教化团体等进行有组织的联系，综合开展各种国民运动；4.与国防妇女会、军人后援会、兴农合作社、商工公会、劳务兴国会、空务协会、能率协会等保持密切联系，作为协和运动的重要环节而积极活动；5.与佛教总会、道教总会、基督教总会、回教协会、世界红卍字会、道德总会等密切联系，使其成为发挥国民总力的一个环节而加以指导；6.适应时局的进展，在精神上及实践上联系国外团体，以共同确立兴亚国民运动的体制等。据此，伪协和会各级组织纷纷实施青少年训练、国民防卫训练、各种岗位训练、妇女训练以及对于国民邻保组织的指导等彻底的“国民训练”,“显扬奉公的大义，坚持必胜必成的信念，献身于保卫国土、勤劳增产，以实现确立总力的态势”^[10]。实质上是将中国东北的各阶层人民都绑上日本侵略者的战车。
第五，推行战时奴化教育，适应“决战体制之确立”。1943年10月，伪满成立了“文教审议会”,以国务总理为会长，总务厅长、文教部大臣为副会长，参议、各部大臣和次长、各大学校长、各会社总裁等为委员，其宗旨是“致力教育刷新、学校教育强化、社会教育及礼教振兴，以确立未曾有的重大时局之文教决战体制”^[11]。1944年8月，又在伪协和会内设置“满洲教育研究会”,为“满洲国教育研究的中央机关”^[12],成为推行战时奴化教育的有力机构。其主要措施是：1.在课程设置上，将原来的“国民道德”课改为“建国精神”课，并颁布了《建国精神教授要目一览》,规定了“皇帝陛下”、“帝旨奉体”、“建国神庙”、“惟神之道”、“东亚之共荣”、“日本之国体”等42门课，强迫学生接受奴化教育；2.推行学生勤劳奉仕制度，组织学生勤奉队，规定大学男生每年必须从事30-45天劳役，随着太平洋战争战局的恶化，勤劳奉仕令的适用范围不仅波及女生，而且扩展至所有学校的学生，时间也延长为大学生二三个月，中学毕业生五个月(实际九个月),直至大中毕业生“通年动员”,劳动强度也日益增强，学生变为从事日本掠夺战争资源生产的苦力；3.强化和扩充军事化教育，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实施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不仅男生要参加各种军事训练，女生也要参加救护训练，学校配置专职的武官及其助理主管学生的军事训练，使学校变成了大兵营，妄图通过军训使学生变成日本殖民统治的顺民和驯服工具^[13]。
在日本关东军的严密统治和控制下，“临战体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文化教育上，都使东北沦陷区的殖民地化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