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日军于1941年3月底开始在华北发起“治安强化运动”,企图以政治、军事、经济、思想一元化的总体战来稳固在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并根据它自己确定的治安标准将华北划为不同的区域，采取不同的对策：一、治安区，即仅依靠伪军就能确保治安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应由华北伪政权代行管理，由伪警察承担治安工作，日军尽可能早日撤出，向准治安地区推进。二、准治安区，即中日双方势力相互交错，治安须靠日军维持但抗日游击活动仍很活跃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应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指导、帮助建立并加强县警备队和保乡团，以图控制县政；并应加强搜寻和“扫荡”中共势力，予以扼制和削弱，逐渐提高伪政权的政治、军事力量，过渡到治安区。三、未治安区，即日军发动作战时占领、结束后仍成为中共根据地和策源地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应不断进行有计划的讨伐作战，拆除、破坏其设施和军需品，使中共不能安身和建设，并应反复“扫荡”,使中共方面难以重建，随后日军进驻，使之向准治安区过渡。1941年7月，日军制订计划，决定用三年的时间，将治安区从10%扩大至70%,将未治安区从30%降至10%^[1]。
太平洋战争开战后，日军在华北进一步推动“治安强化运动”。12月8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对部下训示：“方面军鉴于其政略、战略上的地位及任务，感到所负责任更重，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应欣然加以克服，进而推动华北境内的治安及建设。”在新的战争形势下，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在政治上强调“在方面军司令官统一指挥下刷新和加强政务指导力量，进行强有力的一元化领导”,“以扶持中国方面的政治力量和武装力量，使之能够积极参与我军的施策，进而无需我军直接援助，就能确保本身负责范围的治安，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人的能力”,也就是要更多地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充分发挥伪政权和各种伪组织的作用，弥补自身的兵力不足，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在经济上强调“尽快确立军、官、民的自给自足经济，以确保民生，并在减轻我国经营华北的负担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供应我国所需要的战争资源”,向“飞跃的战时经济体制”迈进，将华北建成“兵站基地”,培养和补给日军战斗力，服务于战争全局。在思想上强调进一步推动思想战，鼓吹所谓大东亚战争是清算英美侵略的正义战争、皇国的兴衰是大东亚兴废的关键、日华命运不可分离等论调，加强新民会等伪组织，并关闭了燕京大学等学校，在日军管理下接收各种学校，强化奴化教育^[2]。
1942年2月，华北日军制定了当年度治安肃正计划，其基本方针是：“沿袭前一年度计划大纲，特别在军事方面，灵活实现积极的不间断的作战讨伐：在治安建设方面，设法掌握民心，促进中国方面独立自主的积极性，大力推行具有创造性的措施，使治安状况得到空前改善。”该计划将“河北省北部的肃正工作为重点”,而治安肃正的重点又“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首先对冀东、冀中地区，然后对太行山北部地区开展治安肃正工作”,企图以此消灭河北省北部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将未治安区变为准治安区，将准治安区变为治安区，从而扩大治安区的面积^[3]。
3月30日，日军以纪念国民政府(即汪伪政府)还都南京和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两周年为名，发起了为期两个半月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运动的目标定为：“东亚解放”、“剿共自卫”、“勤俭增产”。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运动名义上由华北政务委员会领导，新民会为核心，但实际上皆操纵于日军之手。为反对此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专门发出指示，要求针锋相对地对日军发起政治攻势，“强调日本必败，用事实来驳斥日寇的欺骗宣传”,并且“随时提高警惕性，准备迎接敌之‘扫荡’,并集中一切力量，在接敌区与敌进行斗争”^[4]。
作为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日军发动了所谓春季四大肃正作战，向冀东、冀中、冀南和晋东南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作战。日军首先于4月1日向冀东发起代号为一号作战的“扫荡”作战。冀东地区处于联结华北与东北的要道，日军在卢沟桥事变前已实际控制该区，并扶植了殷如耕傀儡政权，统治十分严厉。但1938年7月的“冀东抗日大暴动”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一直在此活动，并在蓟县、滦县等七个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设置了直辖于晋察冀军区的冀东(第十三)军分区，成为深入敌后的一把尖刀。此次日军向冀东进行“扫荡”动用了第二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和关东军以及伪军等共三万余人，而冀东军分区此时只有两个团数千人。日军凭借优势兵力向冀东根据地进行合击，冀东军分区避敌锋芒，适时转移，向热河境内挺进。日军合击扑空后，即分散部署，进行剔抉“扫荡”。6月上旬，日军一部调离后，冀东军分区部队抓住时机于6月下旬重返冀东，并在7月间多次袭击日军汽车，伏击日军部队，使日军屡屡受挫。8月，日军再派主力进入冀东，反复合击，并加强驻守兵力，企图以“蚕食”为主、“扫荡”为辅的方式扩大其占领区。冀东军分区针锋相对地开展反“蚕食”斗争，打击伪组织，破坏交通线，坚持平原游击战。日军对冀东的这次大规模“扫荡”一直持续到11月中旬。在此期间，为了阻隔中共部队的活动，保护伪满洲国的“边界”,日军沿长城线制造了一片长数百公里宽4—40公里的带状无人区^[5]。
冀中是日军此次肃正作战的重点地区。日军认为，“冀中地区是河北省中部的粮仓地带，在战略上、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中共势力已经在此根深蒂固。由于该地区已成为对缺乏农产品的太行山区中共根据地供应、培养战斗力的基地，因此，可以认为只要扼杀该基地，就会收到很大成效。”^[6]4月中旬，日军制定了对冀中的作战实施计划，其方针为：“对以吕正操为司令的冀中地区的共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区一举变为治安地区。”日军调集了第四十一师团、独立混成第九旅团等部十八个步骑兵大队为基干，共约五万兵力。而冀中军区所属抗日武装力量只有约3.5万余人。冀中军区和区党委预料日军即将“扫荡”,于4月下旬决定了反“扫荡”的各项措施，包括精简党政领导机构，主力部队保持相对集中、机动，选择适当时机突围至山区，并留精干部队于内线坚持斗争。八路军总部也就冀中反“扫荡”专门发出指示：“为了长期坚持冀中，坚持华北，改变某些斗争方式，以求减轻这次损失”,“冀中反‘扫荡’战是相当长期的，最严重的是在最后阶段之反‘清乡’斗争中巩固群众与军队的政治情绪，避免过大过早疲劳与牺牲”^[7]。
5月1日，日军开始向冀中发起“扫荡”作战，故此次作战又称“五一大扫荡”。5月1日—10日是日军“扫荡”作战第一阶段。日军分几路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并对石(家庄)德(州)路以北，东至滏阳河、西迄无极安国一线的地区完成了马蹄形包围圈。冀中军区一部转移至外线保持机动，但军区指挥机关与大部部队被迫退向根据地中心区，陷于被动局面。5月11日—15日是第二阶段，日军以主力对包围圈内深县东南、安平西南和深县、安平以东地区进行合击，随后又以深县东北和安平地区为重点，反复“扫荡”。冀中军区除留主力一部坚持战斗外，领导机关与主力大部陆续突围转至外线。5月16日—6月20日是第三阶段，日军在根据地中心区留下机动部队，隐蔽集结于主要点线，故意留出空隙引诱八路军返回。冀中军区对敌情判断不够准确，认为日军可能撤走，于是在5月21日、22日令部分主力部队返回根据地中心区。日军即以重兵围攻，冀中军区部队遭受相当大的损失。6月初，冀中军区决定主力部队向外线转移。6月9日，冀中军区一部于深泽城东北宋庄伏击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坂本。在近两个月的反“扫荡”作战中，八路军冀中部队共作战272次，击毙击伤日伪军万余人，但冀中区也遭受重大损失，“根据地为敌细碎分割而控制”,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部队减员将近一半，民众被杀被掳达五万余人^[8]。冀中大片的平原根据地此后成为一小块一小块的游击根据地。
八路军建立的冀南抗日根据地也是日军春季肃正作战的目标。日军对冀南发起作战的目的是“击溃冀南地区的国共两军，封锁其暗中活动，以便将来向治安地区推进”。为了配合冀中作战，日军特将冀南作战安排在先，以隐蔽冀中作战的企图，迷惑并牵制对手。4月29日，日军向冀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武城地区发起全面进攻。由于日军隐蔽作战企图并散布各种假情报，冀南军区面对突然袭击猝不及防，仓促应战，虽经苦战大部突出重围，仍遭受很大损失。此后，日军又对冀县、枣强地区进行“扫荡”,并在占领区设立据点，构筑割断壕，建立伪政权机构和保甲制定，企图向所谓的“治安区”推进。冀南抗日根据地在此次反“扫荡”中，正规军减员(牺牲、负伤、被俘和失去联络及自行离队)达30%以上(约万余人),游击队垮了十之七八，军队连以上、党政民区以上干部损失四五百人。但冀南军民并未停止抗日斗争。日军自己承认，至6月，中共领导的“地下活动有开始活跃的迹象”^[9]。
日军春季肃正作战的另一个重点目标是晋东南地区。与河北、河南接壤的晋东南地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主体，其中又分为晋冀豫交界处山岳地带的太行区和沁河中游的太岳区，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就驻扎在太行区内。日军第一军“以歼灭太行、太岳军区的共军为目的”,从4月上旬起即开始对晋东南地区的作战准备。5月14日日军发起“扫荡”作战，其作战计划分成四期。第一期从5月14日—28日，日军以七千余兵力对太岳区南部进行合击，八路军除以一部阻敌外，大部转移，使日军合击扑空。随后，日军进行疯狂的“扫荡”,大肆烧杀。与此同时，日军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区辽县(今左权县)、涉县地区完成了包围。第二期是此次“扫荡”的重点，自5月20日—6月8日，日军以2.5万兵力分四路向八路军总部发起进攻，并派出空军进行搜索和对地面攻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及三八五旅及时转移至日军合击圈外，但八路军总部在转移过程中与日军“特别挺进杀人队”遭遇。“特别挺进杀人队”是日军为此次作战专门成立的，士兵经特别选拔，着便衣，其任务是在主力进攻前先行出发，“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如不得手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在敌人隐蔽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25日，八路军总部与其交战，彭德怀副总司令率一部突围，但左权副总参谋长在战斗中壮烈牺牲。27日起，日军转入分散部署，进行剔抉“扫荡”。此时转移到外线的八路军部队开始向日军补给线、铁路干线发起攻击和破袭。5月31日，新一旅奇袭日军长治机场，击毁日机3架，汽车14辆，汽油库2座。第三期自6月8日—20日，日军以一万多兵力向太行区南部的平顺及临近的林县地区发起进攻，在对八路军合击落空后，转入剔抉“扫荡”,并攻击国民党部队第四十军。第四期自6月21日—7月8日，日军的作战目标集中在晋豫边境的国民党三个军。日军发起攻击后，党军迅速转移，日军进行追击，并展开清剿。此次反“扫荡”作战，八路军歼敌三千余人，虽自己也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但粉碎了日军对根据地的进攻和歼灭八路军主力的企图。正如日军自己所言：“对于第十八集团军虽摧毁其根据地，使之陷入极端的困境，但未能制其死命。”^[10]
1942年10月，日军为扩大并巩固治安区，又发起为期两个月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作为其主要组成部分，日军进行了所谓的“治强战”。与春季四大肃正作战相比，这次秋冬季的“治强战”规模要小些，其特点是“与治安工作和对敌封锁相配合，不断地进行了小规模的肃正讨伐”。
日军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及与之相连的“扫荡”作战，虽使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力量遭受重大损失，面临抗战以来最为艰难的局面，但中国共产党仍坚持并依托根据地继续抗日游击斗争，而且根据新的形势制定新的斗争策略。日军在华北虽占有军事上的相对优势，却面临兵力不足的困境，而八路军具有人民支持的政治优势，因此针对日军向根据地疯狂“扫荡”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提出了“敌进我进”和“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口号，即与敌人争夺游击区，并向敌人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占领区渗透。为适应这一新的对敌斗争方式，一种新的战斗组织“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出现了。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正式决定建立武工队，深入敌后开展工作。3月17日，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签署了《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工作指示》,规定了武工队的任务^[11]。随即华北各根据地开始向敌后派出武工队。武工队是集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斗争于一身的对敌进行综合作战的小型游击队，规模在十几个人至数十人间，“把各种抗日斗争的方式带到敌人营垒里去动摇敌人之心脏，并创造了非武装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办法”,是“到敌占区开辟工作、恢复工作的锐利武器”^[12]。武工队深入敌后，打击了日军在占领区的殖民统治，牵制了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作战，逐渐扭转了被动局面。如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派出的敌后武工队，在1942年下半年恢复和建立了1600个村政权，其中许多是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13]。在冀中、冀南这样的平原地区，抗日军民为打破日军的残酷“扫荡”和严密封锁，并便于对敌发起袭击，挖掘了四通八达甚至村村相通的地道网，将平原游击战坚持下来，使日军惊叹“剿共战已变成地道战”^[14]。
进入1943年后，日军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面临日益严峻的局势，不断将华北方面军的基干兵力抽调至其他战场，原先强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元化的总体战因日军兵力削弱实际上无法实行，不得不将与作战警备无直接关联的政治、经济等事务交由华北伪政权处理，而伪政权却根本无力承担。因此，日本控制下的所谓治安区日趋缩小，而在准治安区，“原来以一个分队就能行动的地区，现在则必须用一个小队到一个中队的兵力才行”。日军一名高级军官不得不承认：“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离，日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其后，巡视了所担任警备的地区，看到的情况是，几乎没有税收，逃避劳役，农商不振，筹办军需品困难，搜集敌情亦极困难，敌人阴谋恐怖活动活跃，而我警备队则孤立无援，中国方面(指华北伪政权——引者注)各机关也因敌人的反封锁，陷于同样状态。”^[15]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开始从严重困难中走出来，抗日游击战重趋活跃，敌后根据地逐渐恢复并发展扩大。在晋察冀边区，到1943年底，北岳区恢复和发展了二千多个村庄，新成立了五个县政权，冀中区恢复和扩大村庄三千五百多个，恢复游击根据地五十四块，许多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冀东也恢复了原有的平原基本区，并开辟了一部分新区。晋冀鲁豫边区等根据地也逐步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16]。日本战史记载此时的华北局势时写道：“共军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华北治安殊堪忧虑。”^[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