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战场的激战

中原战事尚未了结，华东战场便开始了大规模战斗，这是全面内战初期国共双方倾注全力的战场，对全国战局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国民党在华东的军事进攻准备早在1946年的春天便开始了。第一绥靖区司令汤恩伯在5月初提出了进攻苏北的计划，但此时蒋介石正专注于东北战场，对汤的计划，“初已允许，继因全面冲突多处无把握，其议遂寝”^[1]。东北战事告一段落后，因为种种压力，蒋同意东北停战，预备在关内动武，苏北形势顿显紧张。
华东战场包括江苏(苏中和苏北)、安徽(淮南和淮北)、山东三省，河南的部分地区有时也包括在华东的作战行动中。国民党方面由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负责指挥华东战事，下辖第一(无锡)、第二(济南)、第三(徐州)、第八(蚌埠)四个绥靖区。但由于华东战场的特殊性，国民党参谋本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经常插手华东战场的指挥。国民党初期军事进攻的重点是，“以徐、蚌地区国军，极力向东、西发展，在第一绥区及第五军北进支援下，合力规复苏北、皖东，彻底歼灭地区之匪军。同时打通胶济路，并准备继续向鲁境进出，寻求华东陈匪主力，实施决战”。徐州绥署计划将华东作战分为三期进行：第一期，徐蚌方面扩展周边空间，江北方面进至天长、盱眙、如皋、海安线；第二期，徐蚌方面西侧贯通陇海路，东侧进至运河线，江北方面进至东台、高邮线，山东方面打通胶济路西段；第三期，徐州方面廓清鲁西，进出两淮，肃清苏北；山东方面打通胶济路全线。作战指导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次完成碉堡线，防匪反扑，确保既得成果。”^[2]
中共方面华东战场部署分南北两线。南线为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北线为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两线由新四军及山东军区陈毅负责统一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部策应华东作战。战事开始前，中共中央指示陈毅部“全力担负占领徐蚌间铁路线及调动徐敌出击而歼灭之”;粟裕部“主力占领蚌浦间铁路线”,“策应北面作战”;而以刘伯承部出击陇海路及豫东为策应^[3]。战事开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也在不断调整作战部署，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粟裕部改变原定方针而进行内线作战。
1.苏中作战
华东战场最先打响的是苏中地区。自抗战中后期起，苏北就是中共重点经营的地区，抗战胜利后，苏北大部为中共所占，尤其是苏北沿江的苏中地区，除了南通、扬州、泰州等几个孤立城市外，全部控制在中共手中。一江之隔的南京、上海和沪宁路沿线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及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现在处于中共部队的直接威胁下，“使南京政府感到极不安全，面子上很不好看，所以，下决心要攻占苏中、苏北”^①。
7月4日，徐州绥署发出第二号作命，“以确保京沪津浦长江之交通，而达到确实拱卫首都安全之目的，应先肃清长江以北东台兴化高邮盱眙以南地区，及津浦路南段铁道两侧地区之匪，以利尔后之进剿”^②。担任此方向作战的主要是第一绥靖区所辖的整编第二十五、四十九、六十五、八十三师，及整二十一、六十九师各一个旅和二个交警总队，共12万人。第一绥靖区司令李默庵刚刚于6月间接替汤恩伯的职务，甫上任便受命进攻苏北。他决定先集中兵力攻占伸入国民党军队防线的如皋、海安等地，解除对北进的后方威胁，再行北进攻击盐城等地，然而就在他部署完毕，准备于15日开始进攻时，出乎其意料的是，他的进攻计划已为中共所获知，由于马歇尔对蒋介石的压力，迫使蒋下令暂缓行动，更使他被动的是，“由于我部的作战计划泄密，导致我部不能按计划行动。粟裕的部队首先向我部发起了进攻，造成我部被动挨打的局面”^③。
在苏北的中共部队是粟裕指挥的华中野战军(1945年11月成立),下辖二个师、三个纵队，五万余人。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中央部署外线作战计划，赋予华中方面的任务是，“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国民党军，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出淮南，“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限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4]。中共中央的意图是以此配合刘邓和陈毅出击外线的行动，争取将战争引向国统区。华东局据此于6月27日命令粟裕部留一个纵队在苏中牵制，主力集中西移天长整训，准备行动。
粟裕受命后，经过仔细研究，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第一，如集中兵力在淮南地区作战，“则所需粮、夫必超过当地负担，不仅影响当地，且影响战斗更大”;第二，如主力出击，苏中被国民党军占领可能性极大，“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政治、军事、经济影响均不利；第三，淮南国民党军实力较强，不如苏北好打，对初战获胜不利。因此，他建议“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5]。他的看法得到了华中分局负责人的支持，29日他们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强调“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建议仍在苏中作战^[6]。中共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在7月连续发电给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并华中局，提出：“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7]苏北首先进行内线作战的方针至此确定。
虽然国民党军占据着数量和装备的优势，但粟裕没有采用中共部队通常采用的诱敌深入战法，而是选择在苏中前部主动出击，利用对手的骄傲轻敌，一战获胜，既可鼓舞士气，又可掩护作战准备，还可收战略侦察之效。他选择的初战对手是宣家堡、泰兴一线的国民党整八十三师孤立、分散部署的二个团，以一个师打一个团，形成6∶1的绝对优势。7月13日，华中第一师遵令发起对宣家堡，第六师发起对泰兴的攻击，李默庵接到报告，事出意外，不知中共主力何在，没有及时派出增援，结果战至15日，宣家堡的一个团全军覆没，泰兴的一个团基本被歼。
苏中战斗打响，国民党统帅部急令徐州绥署各部按原计划发动进攻。16日，李默庵命整四十九师自南通的白蒲进攻如皋，整六十五师和九十九旅由靖江增援泰兴并攻击黄桥，整八十三师自泰县向东策应。他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自认“信心很大，决心很硬，严令各部要不惜代价，一举突破”^[8]。
粟裕部初战获胜，内线连续作战的设想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粟裕得知国民党军队的行动部署后，再次作出一个出乎对手意料的决定，将部队迅速由西转东，二天急行军一百多里，奔袭四十九师。17日，四十九师已到如皋附近，当晚，华中第一、六师和第七纵队发起突然攻击，整四十九师仓促由攻转守，损失甚大，至19日晚，右路第二十六旅被歼，师长王铁汉率师直突围而出。此时，整四十九师一○五旅北上增援，整六十五师于18日占领黄桥，随后向如皋进逼，整八十三师于19日占领姜堰，粟裕部在国民党援军进迫下，被迫于22日放弃对进攻如皋的七十九旅的攻击，随后，又在23日放弃如皋，向北撤退，未能完成预想的作战目的。粟裕认为这是由于国民党军“有日美各种装备，弹药充实，有飞机配合。我军技术、战术均差，且兵团配合亦不协同，不能如愿圆满完成战役计划”^[9]。
国民党军占领如皋后，继续向北进攻，目标指向苏中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海安，因为拿下海安，便可使国民党军在苏中的防线取直，巩固长江沿岸的苏中占领区，确保长江通道的安全。李默庵以整六十五师附整二十一师新七旅由如皋北、整八十三师附二十五师一四八旅由姜堰东，两路向海安进攻，整四十九师一○五旅向李堡进攻，30日开始行动。面对兵力居优的对手，粟裕决定实行运动防御，华中七纵于8月3日放弃海安。
占领海安，使国民党军实现了进攻苏中的战略目的，李默庵认为自己“打了胜仗”,而对手“大势已去”,“一时不会有大的行动”,遂命令部队抓紧时机，建立自泰州、海安直到海边的防线。而此时，中共华中部队主力就在海安东北休整，近者离海安不过十几里地，国民党却一无所知。正是由于对手的轻敌，使中共部队又抓住了一次机会。8月10日，驻海安的国民党整二十一师新七旅和驻李堡的整四十九师一○五旅换防，粟裕即令华中第一师和第六师十六旅攻击一○五旅，第七纵队和第六师十八旅求歼新七旅。当晚，国民党军在李堡交接当中突遭攻击，新七旅和一○五旅各损失一个团。次日，新七旅另一个团又在开赴李堡途中被歼。
就在李默庵决定暂停进攻，调整部署之时，粟裕看准国民党军防线的薄弱处，率部南下对手的侧后，21日以第一师攻丁堰，第六师攻林梓，守军交通警察第七和第十一总队缺乏正规作战经验，除了一个大队突围而出外，余皆被歼。就在这同时，李默庵接令以驻扬州的整二十五师在西线北上攻击运河要地邵伯、乔墅、丁沟一线，策应国民党军对淮阴的进攻，粟裕则指挥所部西进如(皋)黄(桥)公路，攻黄(桥)救邵(伯)。25日，粟裕部在如黄路上遭遇自黄桥增援如皋的整六十九师九十九旅和自如皋开出接应的整六十五师一八七旅，粟裕当即决定以第六师攻九十九旅，以第一师和第二师第五旅攻一八七旅，并根据情况及时调整部署，战至27日，全歼这两个旅和如皋出援的一个团，获得苏中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31日，乘胜攻占黄桥。在西线，华中第十纵队顽强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虽丁沟、乔墅相继失守，但邵伯阵地仍能保持，而国民党方面因东线失利，影响军心，26日李默庵下令撤攻后退，“以主要精力巩固如皋、海安等地的防区，设置障碍，构筑堡垒，休整和补充部队”^[10]。苏中战斗暂告一段落。
国共两军苏中作战，国民党重在收复失地，解除中共军队对京沪一线的威胁；中共重在发挥内线优势，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因此，双方对作战结果的看法也不一致。战役历时一个半月，中共方面以损失1.6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六个旅和二个交警总队，共5.4万余人(国民党方面统计为五个旅4万余人)。国民党战役指挥官李默庵认为：“我部虽然受到较重的损失，但是，实现了第一期作战计划。”^[11]中共则称苏中作战为七战七捷，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指示中称：华中部队“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12]。对于中共而言，苏中作战带有战争初期战略侦察的性质，其成功的战略战术运用，对中共确立内线作战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起了重要作用。客观地分析，苏中作战，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粟裕能够抓住战机，连续作战，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在战略上占据了主动，胜面确实大于国民党方面。而且，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国民党军事进攻势头正盛之时，中共在苏中战役中的胜利，对于坚定并鼓舞各战区与国民党作战的决心起了重要作用。
2.皖北作战
与苏中相比，国民党在皖北的军事行动进展较为顺利。皖北战场分淮南和淮北两部分，部署在淮南的国民党军是其精锐主力第五军和整编七十四师五十八旅，作战目的是“确保津浦南段交通及首都安全”^[13]。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以四十五师为右翼，由六合攻天长；以九十六师为左翼，由来安攻盱眙；五十八旅为预备队，随右翼北进。7月16日，第五军开始北进。中共在淮南的部队是华中第二师，兵力装备上显然不及对手，地处孤立，又未能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而是采取了分兵防御的战术，使本已不足的兵力更形分散，在占据优势的国民党军压迫下，步步后退，处于被动，遭受严重损失。26日，四十五师攻入天长，29日九十六师占领盱眙，中共部队背靠洪泽湖，已无可退处，被迫向东转移至苏北淮安一带。
国民党在淮北战场的军事进攻由徐州绥署直接指挥，部署是：南路第七军由固镇向东面之灵璧、泗县、五河进攻；中路整五十八师由宿县、蒙城向北面之濉溪口进攻；整六十九师由宿县北之夹沟向东面之朝阳集进攻；北路整二十八师向徐州东陇海路两侧进攻；总的目标是从西、北两面进迫华中解放区首府淮阴，便于随后在南面苏中、淮南国民党军策应下，三面合围淮阴。在淮北的中共部队是由陈毅指挥的山东野战军第七、八师和第二纵队，以及华中第九纵队，共五万余人。其作战计划是按原部署出击，在淮北寻机歼灭国民党军队一部，巩固苏北。
7月18日，国民党在淮北的军事进攻开始。在南路，第七军于22日占灵璧，28日占泗县，30日占五河。在中路，整五十八师于20日进占濉溪口，整六十九师于25日进占朝阳集。在北路，整二十八师于21日进至曹八集。陈毅抓住对手中路较为突出孤立的弱点，集中十三个团于27日攻击朝阳集，歼灭整六十九师九十二旅。此时苏中连战皆捷，陈毅认为：“现华中全境，苏中敌势已颓，淮南、淮北敌势正旺，”因此“决心在淮北打一二好仗，即可改变局势”^[14]。这种急于求成的想法，为其后作战不利埋下了种因。
朝阳集战斗之后，因北路国民党军队密集，“只能击溃，不能歼灭”,陈毅“决心以主力向灵壁、泗城找桂顽求战”。中共中央军委得知后，于8月3日指示陈毅：“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战不要打，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15]华中方面和山野内部也对先打泗县有不同意见，但陈毅决心已定，他以第八师主攻泗县城，第九和第二纵队分攻泗县东、西关，第七师位于泗县南阻援。这个部署使用兵力分散，攻城兵力不足。7日晚，陈毅部发起攻击，次日晨第八师攻入泗县城内，但守城的第七军一七二师为桂系主力，作战顽强，拼死抵抗，并借助优势火力反击，致八师伤亡严重，无力扩张战果，攻守双方形成对峙。与此同时，九纵和二纵对泗县东、西关的攻击均未能取得预期成效，因正值雨季，“火炮、辎重因雨水影响未及跟上，打援兵团又为河水所阻，无法投入攻城作战”^[16],而第七军一七一师增援部队已突破阻击线逼近泗县，陈毅于9日决定后撤休整待机。
泗县战斗是淮北战场初期的关键一战。中共部队攻城未克，主力部队伤亡近二千五百人，这不仅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对部队的作战心态也产生了严重影响。国民党军借中共部队调整部署之机，迅速行动，导致中共部队在淮北、苏北均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3.两淮作战
8月10日，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部，为配合华东作战，以三个纵队出击陇海路豫东段，半月内占城五座，破路三百余里，威胁到徐州侧翼安全。徐州绥署在策定第二期作战计划时，不得不考虑这一情况，将作战重点置于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路东西两侧，以期改善徐州当面态势。徐西方面，以刚调来的精锐主力第五军和整十一师为左右两翼，分由宿县和黄口向砀山、夏邑进击；徐东方面，陇海路南侧由第八绥区夏威指挥整六十九师、整七十四师和第七军向宿迁进攻，陇海路北侧由第三绥区刘汝明指挥整二十八师向碾庄进攻，整五十九和七十七师向台儿庄进攻。
徐西方面，8月13日，整十一师自黄口向西攻击前进，19日再占砀山，21日第五军占夏邑，中共部队主动撤退。其后徐州绥署又命该两部配合郑州绥署的攻势，向鲁西南进攻。(有关鲁西南作战情况，详见下目)徐东方面，陇海路南整六十九和七十四师自西向东，第七军自南向北，21日发起进攻，直指宿迁、睢宁。整七十四师为刚投入战场的生力军，自恃兵精械优，一味冒进，与南路第七军很快形成对宿迁的夹击之势。陈毅部自泗县战后甚为疲劳，兼之对手又是重兵推进，遂决定暂避其锋，未作坚守之打算。8月27日，整六十九师占睢宁，29日占宿迁。陇海路北，整二十八师于22日占碾庄，整五十九师于9月2日占台儿庄，10月8日，又占峄县、枣庄。
自9月起，徐州绥署开始实施其第三期作战计划，重点是攻击中共苏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淮阴和淮安，以求尽早结束苏北战事，将中共部队压至陇海路北，再行山东作战计划。由于第一绥区作战不利，此期作战主要由淮北方面担负。其部署是：第七军由洋河向泗阳推进，占领泗阳后掩护整七十四师侧后安全，策应作战；整七十四师正面攻击两淮；整二十八师推进至洋河，为预备队；整六十九师守备宿迁。作战行动由徐州绥署副主任李延年统一指挥。
经过前一阶段的作战，山东野战军转移至泗阳以东休整，华中野战军则在休整的同时准备攻击海安。面对国民党新的军事进攻，山野和华野之间在作战部署上出现不同意见。陈毅倾向于北移沭阳，而粟裕认为这样将使两淮空虚，一旦两淮失守，苏中与山东的联系将大受威胁，势将处于被动，建议山野在泗阳地区作战。这种不同意见，实际反映了自华东作战开始后，陈毅和粟裕在作战重点置于何处问题上的不同看法。陈毅强调淮北和山东的重要性，要求华中主力尽早北上作战。粟裕则更着重在苏中作战，认为如苏中“不断向坏的方向发展，于我不利，且部队拖来拖去亦徒增疲劳，着实不合算”^[17]。因此他不仅主张陈毅所部作战方向尽可能靠近苏中，而且认为“淮北如山东主力不南下，很难支持……对将来整个战局不利。建议山东主力迅速南下”^[18]。虽然陈毅受命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部队，但他需要统筹各方关系，兵力的调动洵非易事，何况在战争初期，华中毕竟有很大的独立性，在兵力向什么方向集中的问题上，经过了反复的讨论^[19]。
对于华东战场的兵力使用，中共中央是在尊重战区指挥员建议的基础上作出决定的。最初，中共中央支持了粟裕的意见，指示华中野战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20]。粟裕遂按照这个精神，部署攻击海安。然国民党军逼近两淮的现实，使苏北根据地处于危境，中共中央改变了方针，于9月9日指示粟裕，“目前各方敌情正在改变，无论将来向何方作战，似宜放弃海安，及时休整”。11日又致电粟裕等：“两淮危急，粟率苏中主力(一、六师)立即开两淮。”^[21]这表明中共在苏北作战方针的一大变化，华中主力北上作战的方针得以确定。
就在中共华中主力转移北上途中，山东野战军对国民党军的动向判断失误，将主力由泗阳北调，采取由北转西的作战方针，准备求歼由宿迁出动之整七十四师或攻睢宁，但整七十四师并未经宿迁出动，而是自运河西岸南下洋河，会同第七军从10日起进攻泗阳。山野不及调整部署，第七军于12日攻进泗阳。次日，整七十四师超越第七军，向淮阴发起猛烈攻击，守军虽是地方部队，但仍顽强抵抗。整七十四师借助优势火力，并由空军连日出动轰炸，17日进至淮阴城郊，复经二日激战，19日终于攻下淮阴。22日，整七十四师又占领了淮安。此时，山野和华野的主力部队均未能及时赶到战地，陈毅虽“五内如焚，力图挽救”,但终不能挽回两淮之失。
中共苏皖根据地首府淮阴失守，使国民党在苏北战场的军事进攻暂告一段落。此一阶段，国民党军将中共苏皖根据地压迫为自南向北沿运河以东的一条狭长地带，并对其形成了半弧形包围，迫使中共不得不作放弃苏北，向山东转移的计划。中共部队在作战中受到一些挫折，尤其是两淮失守，“由于事先缺乏思想准备，撤退非常混乱，损失不小，惊恐、埋怨情绪，一时相当严重”^[22]。至于失利原因，既有华野和山野兵力一直分散使用不能集中，也有对对手的进攻意图估计不确，还与陈毅在指挥中的失误不无关系。陈毅坦承：山野三月来未打好，“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一个是先打强，即不应打泗县；一个是不坚决守淮阴。……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23]。但在整个苏皖作战过程中，国民党军注重的只是扩大占领区，故平均使用兵力，多点进攻，而未求歼中共部队的有生力量，虽然解除了中共部队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区的直接威胁，但并未能在战略上获得优势。
4.胶济路作战
全面内战爆发之时，国民党在山东只控制了济南、青岛和潍坊三座城市，大约占全省面积4%的地区。国民党在山东共有五个军，经略全省显然实力不够，因此，国民党在山东的初期作战目标主要为打通胶济路，建立济南、青岛两大城市间之联系，同时从徐州以一部进出鲁南，控制进攻基地，等待苏皖战事结束后，再会攻山东。
1946年6月，第二绥区制订了山东作战计划，以“贯通胶济路西段为目的。以一部确保济、青基地，而以主力编成东、西兵团，分由济南、昌乐，沿胶济路对进”^[24]。兵力部署为：东兵团为第八军，西兵团为七十三、九十六军，第十二军固守济南，第五十四军扫荡胶东，策应东兵团。6月25日，东、西兵团发起攻势，中共山东军区各部进行节节抵抗，但因实力不济，7月6日，国民党东、西兵团在张店西会合，打通了胶济路西段。继之，第八军于9日占淄川，七十三军于11日占博山，胶济路西段作战结束。
胶东方面，第五十四军自6月23日起由青岛北之城阳对即墨发动进攻，中共胶东军区部队进行阻击作战。城阳距即墨不过15公里，然因中共部队的坚强阻击，五十四军耗时10天，直至7月2日才攻下即墨。随后，五十四军以全部主力西进，10日占蓝村车站，12日占领胶县。此后转入休整。
9月底，第二绥区开始胶济路第二期作战行动，以“贯通胶济全线之目的”,“打通胶县至坊子间交通，并索匪主力而歼灭之”^[25]。部署是，以第八军为西路，五十四军为东路，分自坊子和胶县东西对进。10月1日，第八军占昌邑，9日，五十四军攻占高密，次日与第八军会合，胶济路全线打通。
5.苏北作战
苏北战场经过短暂的平静之后，10月间大战又起。南线国民党第一绥靖区部队经过休整，于10月初开始自苏中向北进攻，由于中共华中野战军北调，战斗并不十分激烈，西线整二十五师于10月8日攻占高邮，控制了运河一线。东线整八十三师自海安北攻东台，26日占领东台，30日又占兴化。至此，中共在苏中的据点尽失，部队被挤压至苏北以盐城为中心的一个狭窄地域，处境不利。
在运河一线作战的同时，攻下两淮的国民党整七十四师自10月中起倾全力向东攻击涟水。涟水位于中共苏北尚存地区的中心，如涟水失守，不仅苏北无法立足，而且盐城北撤的后路将被切断，因此粟裕认为“必须彻底歼灭该敌，才能巩固涟水，保障苏中坚持之后路有所依托”^[26]。他部署在涟水进行坚决抵抗，华野第一、六师和九、十、十一纵均参加了涟水守备及外围运动作战。19日起，整七十四师分三路猛攻涟水，并以飞机大炮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持，与华中野战军发生激烈战斗。23日，整七十四师一部突入城内，双方以白刃战相拼，战况惨烈。经过反复争夺，华野终迫使整七十四师后退，至27日暂停进攻。此役中共部队付出伤亡六千余人的代价，其中包括十纵司令员谢祥军于10月24日战死城下，成为内战期间战死于战场的唯一一位中共野战部队纵队一级指挥官。
就在战场激战之时，中共华东部队内部有关作战战略战术的争论也在继续进行。由于前此分散作战的不利之处，华中野战军北上之后，粟裕等建议集中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得手后再向西扩张战果”,得到了陈毅的赞成，陈毅还建议将两个指挥部合而为一，“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中共中央于9月22日复电，“同意集中两个野战军统一指挥，向淮海行动打开战局，望即按此方针坚决执行”,并指示集中行动后，由陈毅担任司令员，粟裕担任副司令员^[27]。
对集中兵力作战的方针，华野和山野均无异议，但集中在哪一个方向，双方的考虑不尽相同。起初，陈、粟共同决定了一个首先在宿迁作战，然后西渡运河、恢复淮北的方案。然而此时，国民党在苏北发动军事攻势，在山东则占领峄县、枣庄，威胁山东解放区中心城市临沂。为此，陈毅认为：如临沂不保，全军供应困难，山东破碎，华中也难恢复，主张山野回鲁或全军回师入鲁作战。粟裕则认为，“两淮失陷后，华中局势即已严重……华中如不能坚持，则将使我大军局促于鲁中地区更为不利，造成山东莫大困难”,主张继续在苏北作战，然后出击两淮^[28]。这种分歧意见实际上是华东战事爆发后，华野与山野在主要作战方向置于何处上一直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29]。
对于华东战场应以何方为作战重点的不同看法，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支持了粟裕的意见，指示陈、粟等人：“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大仗，开展局面，对淮海本身，对鲁南，对苏中，对配合刘邓均好”;“蒋方计划，引我去山东，我久不去，乃决心与我在淮北决战。此种情况于我有利。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中共中央特别要求：华东各负责同志“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30]。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仍未完全解决。涟水战后，华野留原地整补，陈毅率山野司令部和八师回鲁南，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整个华东局势，计胶济线、淮北、鲁南、苏中四个战场，目前不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彻底解决一面，战局难以改变。仍主张全力解决鲁南、鲁中之敌为主。”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敌既不打通津浦，又不切断陇海，而进攻临沂，其目的是欲调动我苏北主力北援(调虎离山),以便先解决苏北，然后以苏北、苏中主力(十二个旅以上)进攻山东，我们切不可上当”^[31]。这样，自9月两淮失守，到12月宿北战前，中共部队一直在苏北还是鲁南作战之间徘徊，“部队南调北移数次，虽也组织过一些战斗，但均未获得大量歼灭敌人的战果。部队打得很艰苦，也有不少损失，思想波动很大”^[32]。直到国民党军队在苏北继续向前推进，客观形势不得不要求中共部队集中兵力迎战，此一问题才得以最终解决。
国民党在苏北的军事行动于12月再度大规模展开，此时正值制宪国大进行期间，国民党急需战场上的胜利为自己打气。12月7日，徐州绥署发出第七号作命：“以迅速击溃共匪陈毅部主力于陇东以南地区，再向鲁南追歼其残余之目的，决先攻占阜宁……涟水沭阳……各要点，以利尔后之进剿。”^[33]具体部署为：徐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指挥整十一、六十九师自宿迁进攻沭阳；徐州绥署副主任李延年指挥整七十四、二十八师和第七军进攻涟水；第一绥区李默庵指挥整六十五、八十三、二十五师进攻盐城；第三绥区冯治安指挥整二十八、五十一、五十九、七十七师在鲁南威胁临沂。
国民党的军事行动仍以占领实地为目标。整七十四师自12月3日起再攻涟水，这一次他们避开涟水正面，改由侧翼突击，以伤亡四千余人的代价，于16日攻占涟水。与此同时，整八十三师于18日攻占盐城，整二十五师于27日攻占阜宁。
国民党军虽然在占领实地上得了便宜，但在宿北野战中却遭到重大损失。担任宿迁一线进攻的国民党军右翼为整十一师，自宿迁进攻沭阳；左翼为整六十九师，自宿迁进攻新安镇。这一路被认为对中共威胁最大，因为“惟有歼灭该敌方能保持沭阳在我手中。如沭阳失守，华野主力即难在苏北继续作战，有被迫转至鲁南可能”^[34]。而整六十九师是由三个原建制不同的单位组成，战斗力及协同作战能力均较差，因此陈毅和粟裕在提出多个方案反复考虑之后，决定先打整六十九师。作战部署是，由谭震林统一指挥涟水、盐城方向的华中部队，尽可能牵制当面国民党军，粟裕则指挥山野第一、二纵队、第七、八师和华野九纵共三倍于整六十九师的兵力，秘密行动，隐蔽开进，在对手尚未发现自己的意图时，于15日晚突然出击，切断了整六十九师与整十一师之间的联系，将整六十九师分割包围于宿迁北人和圩一带。整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言大而夸，“平时侈谈战略战术滔滔不绝”,然缺少实战历炼，“遭此不意袭击，张皇失措，无法对付，部队陷于混乱”^[35]。近在咫尺的整十一师非但未能解救戴之奇，反因其在整六十九师右翼的二个团弃守阵地时未通知整六十九师，而使整六十九师师部所在地人和圩更陷于重围之中。战至19日晨，整六十九师三个旅二万余人被全歼，师长戴之奇自杀，徐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也因而丢了官。
宿北战役首开内战以来中共部队一次歼灭国民党军三个整旅的记录，这是中共在华东战场一大胜利。这也是中共华中与山东野战军统一行动后的第一次大规模作战，上下都极为关注。中共中央严令“只许打胜，不许打败”^[36],这对于一贯重视下属主观能动性的中共来说，并不多见，可见中共对此役的重视。此役之胜，对中共华中与山东两大部队此后顺利协同作战、积累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提高民心士气都具有重要意义。粟裕认为：此前，中共在苏北处于被动状态，“这次战役将决定我们能否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将战役的主动权夺取到手中”。因此宿北战役“可以说是华东战区第一个转折的开端……是胜利实现这一转折的标志”^[37]。此战之后，华东战场中共最高军事指挥官陈毅“长期抑郁的心情为之一扫”,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由于要尽量保持华中盐阜地区，我未能贯彻集中大兵力的主张，数月来，用于钳制的兵力太大，今后当可多用兵去突击(由于华中城镇沦陷，包袱放下)。”“过去的问题是山东部队常不安心南下作战，华中部队亦不肯入鲁作战。数月来的矛盾，由于战局演变，现已解决，今后可集中从鲁南向南打。部队编制、番号均须统一。一面作战，一面正商讨整编办法。”^[38]虽然中共部队在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下，最终被迫自苏北撤向山东，但在这一转战过程中，中共不仅没有在有生力量上受到大的损失，而且保持了部队的高昂士气与战斗力，这在战略防御的一方并不是容易做到的。
国民党军队苏中、苏皖、两淮、苏北作战的结果，于损兵折将的同时，基本完成了其最初的作战计划，最大的收获是占领了苏北全部县以上城镇，将中共主力部队压过了陇海路，既解除了中共对长江南岸南京、上海一带的直接威胁，又为下一步山东决战准备了条件。李默庵认为：“由于双方作战目的不一样，各自评价也不一样。我当时奉命作战目的主要在于收复地盘，以占领城市，驱走解放军，维护占领区的安全。所以，尽管损失了一些部队，但最终收复了盐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保障了浦口至南京的铁路以及长江下游的交通，解除了解放军对南京政府的威胁。从这点上看，我部达到了作战目的。由于我指挥的部队较多，损失一些，也算正常，南京政府从来没有怪罪我什么。”^[39]然而他也认为，虽然国民党军队采取的是分进合击，稳扎稳打的正规战法，但是因为各部队之间的战斗力不整齐，战力强的部队容易受战力弱的部队拖累，加之指挥官麻痹大意，骄傲自信，又不能集中兵力，优势变成了劣势，战斗中吃亏甚多。
尽管如此，苏中、苏北作战对国民党军队确立对中共的战略优势地位并无多大裨益，其中关键在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目标大多局限在占领实地，各个部队为了确保自己任务的完成，只求占领上级规定的要地，而对当面中共部队则都乐于推至其他部队的作战地域，这种战术使中共部队有生力量未受大的损失，而国民党军队每占一地必分兵守卫，反赋予中共部队灵活运用、任意打击国民党军队驻守各点的机会。国民党军队在苏北战场投入兵力虽数倍于中共，但主攻方向不明，缺乏协同与策应，“兵力虽较优势，但均胶着于据点，致决战方面，兵力反较敌为劣”^[40]。然而当时国民党仍然陶醉于苏北的军事进展之中，其军队继续向北推进，华东主战场即将转入山东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