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石墨镌华》与《金石史》

赵崡的《石墨镌华》与郭宗昌的《金石史》是明末两部介绍金石碑刻的著述，赵、郭二人同为陕西人，又都重金石之文，其书法理论也极为接近，与明季江浙一带之书家重帖的倾向异趣，代表了中原文士的论书主张。清初王士𧜖的《池北偶谈》中说：“华州郭宗昌，善鉴别书画、金石、篆刻，分法为当时第一，所撰《金石史》与盩厓赵孟廉 《石墨镌华》并行于世。”可知前人即以赵、郭并论。
赵崡，字子函，一字屏国，陕西盩厓人，万历己酉(1609)举人，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曰： “所居近周、秦、汉、唐故都，古金石名书多在焉，授据考证略仿欧阳公、赵明诚、洪丞相三家，名曰 《石墨镌华》,自谓穷三十年之力，多都玄敬、杨用修所未见也。”
郭宗昌，字允伯，陕西华州人，生于明季，入清不仕，平生喜谈金石，书法精善，议论淹通，所作《金石史》多论书之语。
赵、郭二人隶籍陕西，多见古代碑刻，故二人都极重汉、唐之书。《石墨镌华》卷七《访古游记》中说：“余自髫年耽古法书，沈石丞箕仲又谓余集帖数经临摹，其丰神无复存者。独汉、唐古碑为可重耳，余心是其言。”可见他重碑轻帖的倾向。因汉、唐碑刻犹是古物，而六朝及宋以后之帖往往真迹难求，而辗转临摹，有失原貌，故以为碑刻保存古法为多，弥足珍贵，郭氏 《金石史》中称道《乙瑛碑》而曰：“书益高古超逸，魏才代汉，便不能无小变，六朝极矣，极之而复，故唐为近古。”郭氏这里以久而变，变而极，极而复这种复古通变的理论来说明魏晋之书变易古法，至六朝而极，物极生变，故唐人复能近古，可见他也重在汉、唐两代之书。
赵、郭二人都极力推尊汉隶，表现了他们崇尚古朴的论书宗旨。《石墨镌华》中论汉隶者甚多，其《汉郃阳令曹全碑》条中曰： “余曾与友人论及石碑，友人曰： ‘吾辈幸生此时，犹得见汉、唐人书，恐后世无复存者。’余曰：‘神物显晦有时，宁无沉埋以待后死者？如《曹全碑》,欧阳公、赵明诚、都玄敬、杨用修诸公，岂得见哉？’相视一笑。”《曹全碑》于明万历初始出土于郃阳(今陕西合阳县),字画完好，书法秀润，故赵崡庆幸自己得见汉代古物，欧阳修的 《集古录》、赵明诚的 《金石录》、都穆的《金薤琳琅》乃至杨慎的《金石古文》等都称为博洽之作，然未及著录此碑，故赵氏以为自己正是得天独厚的，可见他极倾心汉碑，故以为王世贞“汉法方而瘦，劲而整，寡情而多骨；唐法广而肥，媚而缓，少骨而多态。汉如建安，唐三谢，时代所压，故自不得超也”的话 “得评书三昧”(《魏文帝受禅碑》),显然以汉之骨力瘦劲胜唐之姿媚肥腴，并强调了时代的因素。
郭宗昌也极重汉隶，他对汉隶艺术风格的认识更超过了赵崡，如他评《礼器碑》曰： “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神功，弗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踰植发，尚未足形容也。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即也。”他对《礼器碑》的变化神妙作了充分的肯定，已启后来王澍等人的理论，又如他评《汉鲁相史伯时供祀孔子庙碑》曰： “分法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代模楷，亦非后世可及。”评《华山碑》曰： “其结体运意乃是汉隶之壮伟者，割篆未会，时或肉胜，一古一今，遂为隋、唐作俑。”评《汉曹景完碑》曰： “平生所见汉隶当以 《孔庙礼器碑》为第一，神奇浑璞，譬之诗则西京；此则丰赡高华，建安诸子。比之书，《礼器》则 《季直表》,此则《兰亭叙》。自髭圣一评，谓钟古而不今，长而制，心摹手追，惟逸少一人，王遂踞钟上，余目不识书，自谓颇窥汉人三昧。”可见他以为汉碑是书法中至高无上的极则，其超逸古雅，神奇浑朴，非后代之书所能企及，而且自以为对汉人书能得其三昧。他甚至以为时代与汉相差无几的曹魏，其书已不及汉隶之古雅。他评 《孔宙碑》说： “结体古逸，殊不易造，元美少之，是胸中为曹氏诸碑所据。汉魏咫尺，便堕千里。”又评魏《劝进表》曰：“《劝进表》或谓是钟繇书，又谓梁鹄书，皆未有据，视《封孔羡碑》虽无其矫饰屈强，亦无汉人雍雍超逸古雅之致，何瞒才弋汉鼎，书法顿分时代，人概以汉隶目之，谬矣。”可见他严格地区分汉、魏，以为时代一变，则书格顿降，汉隶雍雍古雅的精神是其特有的风格，故他讥《魏封孔羡祀孔子碑》:“书法方削寡情，矫强未适，视汉隶雍穆之度，不啻千里，书之所自，可以知风，谓书一艺云乎哉！”这里他虽本着以时代论书的原则，然对于汉隶本身的气韵作了极高的评价，这种理论对清初汉隶的大受重视起了积极的影响。故王宏撰的 《砥斋题跋》中说郭氏：“昌明汉隶，当与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同功。”即指出了他倡导汉隶在书史上的重要作用。
对于唐人书，赵、郭二人也都加以肯定，尤其称赞唐碑的骨力劲健而不失法度。他们对宋人之书则表现出不满，因为宋人重帖学，其书欹侧放纵，有违古法，未免流于粗疏奇诡。赵崡评米芾说：“米颠大言，于书家少许可，而自作此札，侧笔纵笔，虽极雄杰，不免粗疏，王元美乃称其千金蹀躞过都历块之气，恐未敢信也。” (《石墨镌华》)卷六《宋米芾芜湖县学记》)评黄庭坚书曰：“自古正书法，无作倾侧笔者。晋人法在态中，故圆而多逸；唐人态在法中，故方而多遒；宋初诸人，犹遵唐矩；四大家出，而唐法尽变，竞为倾侧矣，鲁直其尤甚者。”(《石墨镌华》卷六《宋黄鲁直狄梁公碑》)他以为宋之苏、黄、米诸大家尽变古法，倾侧取势，而格则下矣。而以为元代之赵孟頫能矫宋人之弊，故其书格反在宋人之上。他评赵孟頫的 《孙公道行碑》曰：“此赵孟頫书，虽出李北海，而加以婉媚，所可取者，生宋四家后，能一变其倾欹笔耳，以方北海。北海瘦而劲，拙于藏锋，承旨肥而缓，巧于取态，而元美谓姿韵溢出于波拂间，盖能用大令指于北海腕者，其然乎？他日又曰：承旨可出宋人上，比唐人尚隔一舍，此则定论也。”郭氏的 《金石录》中未录宋人书，然偶有述及处，也都致以不满，如曾云： “米元章评书自负具眼，纰漏颠倒，一似无目者。”( 《唐玄秘塔碑》)其评绛州 《夫子庙堂碑》则云： “中忽杂以一二草书，杜撰不入格，宋人伧父之态，居然毕露矣，岂其欲踞右军上耶？宋人多不自量，往往乃尔。”可见他目宋人为伧父，对宋人之师心自用，变异古法则大加诋讥，都说明其以汉唐为准则的尊古尚碑倾向。
赵崡与郭宗昌有关行书的论述有一个显殊的共同特点：推重集王《圣教序》。赵崡说：“此碑为百代书法模楷，今时尤重，拓者无虚日，风骨崡铩俱无，存者形似耳。然其笔法隐然可寻。” (《唐集右军圣教序并记》) 又说：“《圣教序》盖唐文皇从右军墨迹集之，而又获怀仁善手，故能师法百代。”(《宋绛州夫子庙碑》)郭宗昌也说：“王右军书登无上神品，今古琅琅，固不必更论，若 《圣教序》,右军石刻中第一，较《定武兰亭》诸刻相绝千里，而今碑在长安，人人可拓，贱易贵难，故人莫知宝，不知真足模楷百代，称山阴嫡嗣也。”又说： “《集王圣教序》与古诗十九首，如青冥仙阙，可望不可至。”(《金石史·唐怀仁集王逸少书圣教序》)可见他们对集王《圣教序》的推崇备至，以为此碑风骨清劲，最得王书三昧，足为后代师法的对象。他们甚至认为《圣教序》胜过《定武兰亭》,因《圣教序》是由唐初人根据内府所藏王羲之的遗墨而集字所得，而《兰亭序》存于后世者仅为唐人摹本，故郭氏以为《圣教序》更接近王字的本来面目，它与《兰亭》的高下自然不辩自明，其比后代辗转翻刻的《淳化阁帖》中的王字自然更胜一筹了。然对集王《圣教》历来评价不一，毁誉参半，以为其既为集字，无章法行气可言，全篇失之协调，故后人以为郭氏对《圣教序》的评价过高，《四库提要》说他： “论怀仁集《圣教序》胜于《定武兰亭》,盖出于乡曲之私，自矜其关中之所有，不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