匣中宝剑夜有声——说陆游《长歌行》

匣中宝剑夜有声——说陆游《长歌行》

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东海骑长鲸；犹当出作李西平，手枭逆贼清旧京。金印煌煌未入手，白发种种来无情。成都古寺卧秋晚，落日偏傍僧窗明。岂其马上破贼手，哦诗长作寒螀鸣？兴来买尽市桥酒，大车磊落堆长瓶；哀丝豪竹助剧饮，如钜野受黄河倾。平时一滴不入口，意气顿使千人惊。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何当凯旋宴将士，三更雪压飞狐城！

昭昧詹言》卷十二引姚鼐云：

放翁兴会猋举，辞气踔厉，使人读之，发扬矜奋，兴起痿痹矣；然苍黝蕴藉之风盖微。所谓“无意为文而意已独至者”，尚有待欤？

大致说来，这看法并不错。但陆游“六十年间万首诗”，题材、体裁、风格相当多样，一概而论，自难准确。例如《敛门道中遇微雨》、《楚城》这样的小诗，决非“苍黝蕴藉之见盖微”，而是含蓄蕴藉，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至于他那些悲愤激昂、热情喷涌、大声疾呼的爱国诗，可以说“蕴藉之风盖微”，但这是这类诗的特点，很难说是什么缺点。要恰如其分地表现火山爆发似的激情，是难得含蓄的。让我们谈谈这类诗的代表作《长歌行》。

“人生不作安期生，醉入东海骑长鲸；犹当出作李西平，手枭逆贼清旧京。”一起直抒壮怀，“辞气踔厉”，有如长江出峡，涛翻浪涌，不可阻遏。从语法结构上看，这四句诗实际上是一个包含两个分句的复句。两个分句，又不是并列关系，它们以“人生”为共同主语，“不作……”只起陪衬作用，由于这个分句的陪衬，突出了“犹当出作……”的意义。正因为这四句诗并不是各自独立的四句诗，而是由两个一衬一正的分句组成的复句，所以必须一口气读到底，从而显示其奔腾前进、骏迈无比的气势。当然，形式决定于内容、又为内容服务。但就文艺创作而言，并不是有了什么样的内容就自然而然地有了相适应的形式。作者的壮志豪情有如岩浆沸腾，需要相适应的语言形式加以表达，而作者经过艰苦的构思，终于用旧体诗中罕见的二十八个字构成的长句出色地表达了他的壮志豪情，这就是“创作”。

这个长句里的安期生，相传是古代仙人。《史记·封禅书》及《列仙传》都说他往来于东海边及蓬莱山，食枣、卖药，已逾千岁，并未提到醉酒骑鲸。醉酒骑鲸，则是诗人的想像。杜甫《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云：“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南寻禹穴见李白”一句，有的版本则作“若逢李白骑鲸鱼”。其他如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有“骑鲸遁沧海”之句，《送杨杰》也说“醉舞崩崖一挥手……笑厉东海骑鲸鱼”。陆游把关于神仙的传说和诗人的想像结合起来，构成第一个分句，表达一种非凡的“人生”理想。

这个长句里的李西平指李晟(727—793)。李晟字良器，洮州临潭(今属甘肃)人，初为西北边镇裨将，因屡立战功，调任右神策军都将。唐德宗时，率军讨伐藩镇田悦、朱滔、王俊武的叛乱；太尉朱泚叛唐称帝，他回师讨平，收复长安。任凤翔、陇右节度等使，兼四镇、北庭行营副元帅，封西平郡王。《旧唐书》卷一三三、《新唐书》卷一五四有传。陆游突出其平叛收京的史实，构成了第二个分句，表达他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

这个长句用现代汉语翻译，那就是：人生如果不能作一个像安期生那样的仙人，醉骑长鲸，在汪洋大海里纵横驰骋，就应当作一个像李西平那样的名将，消灭逆贼，收复旧京，使天下清平。用安期生的传说和李西平的史实，这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使事”(或称“用典、“用事”、“用书卷”)手法。“使事”要“切”要“活”，忌“泛”忌“死”。赵翼曾说陆游“使事必切”;又说陆游“才气豪健，议论开辟，引用书卷，皆驱使出之，而非徒以数典为能事，意在笔先，力透纸背”(《瓯北诗话》卷六)，这可以说相当准确地概括了陆游“使事”极“切”极“活”的特点。就这个长句而言，“用事”的“切”和“活”表现在借古喻今，用李西平的史实确切地抒发了自己的抱负，“用事”实际上起了比喻的作用。李西平的史实是具体的、丰富的；借以自比，就不仅把自己的抱负表达得很具体、很形象，而且连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也和盘托出，收到了“词约义丰”的效果。谁都可以看出，“手枭逆贼”中的“逆贼”是以朱泚比喻女真侵略者，“清旧京”中的“旧京”是以朱泚占据的唐京长安比喻沧陷于女真奴隶主贵族之手的宋京开封。北中国被侵占，南宋偏安一隅的历史形势，不都表现得一清二楚吗？

有些评论家用“一泻千里”之类的词语赞扬诗文气势的雄壮豪放，这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这一类词语含有贬义。《丽泽文说》云：“鼓气以势壮为美。势不可以不息，不息则流宕而忘返。”《春觉斋论文·气势》云：“文之雄健，全在气势。气不王(旺)，则读者固索然；势不蓄，则读之亦易尽。故深于文者，必敛气而蓄势。……苏明允《上欧阳内翰书》称昌黎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鳖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此真知所谓气势，亦真知昌黎能敛气而蓄势者矣。”文固如此，诗亦宜然。杜甫的诗，特别是五七言古体诗，沉郁顿挫，曲折变化，抑扬跌宕，浑浩流转，故尺幅有万里之势。王士禛认为陆游“七言逊杜、韩、苏、黄诸大家，正坐沉郁顿挫少耳”;“少”到何种程度，他没有说。总之，就算“少”吧，“少”并不等于“无”。就是说，陆游的七言古风，还是沉郁顿挫的，并非“一泻千里”，“流宕忘返”，以致气衰势穷，语意俱竭。即如这首《长歌行》，突然而起，二十八字的长句有如长风鼓浪，奔腾前进，但当其全力贯注于“手枭逆贼清旧京”之后，即不复继续前进，来了个“逆折”，折向相反的方面：“金印煌煌未入手”，壮志难酬，不胜愤懑！忽顺忽逆，忽扬忽抑，形成了第一个波澜。乍看变幻莫测，细玩脉络分明。李西平之所以能“手枭逆贼清旧京”，他的爱国心，他的将才等等，当然都起了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他得到执政者的重用，掌握兵权，肘悬煌煌金印。自己呢，虽有将才和爱国心，而未能如李西平那样掌握兵权，“手枭逆贼清旧京”的壮志又怎能实现？

“金印煌煌未入手”一句连“折”带“抑”，“白发种种来无情”一句再“抑”，“成都古寺卧秋晚，落日偏傍僧窗明”两句更“抑”，直把起头用二十八字长句所抒发的涛翻浪涌、一往无前的壮志豪情“抑”向低潮。“金印煌煌”，目前虽“未入手”，但如果是壮盛之年，来日方长，还可以等待时机。可是呢，无情白发，已如此种种！ (《左传》)昭三年：“余发如此种种。”杜注曰：“种种，短也。”)来日无多，何能久等呢？“成都古寺卧秋晚，落日偏傍僧窗明”，既补写出作者投闲置散，独居古寺僧寮的寂寞处境，又抒发了眼看岁月流逝、时不我与的焦灼心情。就一生说，已经白发种种，年过半百；就一年说，已到晚秋，岁聿其暮；就一日说，日已西落，黑夜将至。真所谓“志士愁日短”!而易逝的时光，就在这“古寺中白白消磨，这对于一个渴望“手枭逆贼清旧京”的爱国志士来说，怎能不焦灼，怎能不痛心！

一“抑”再“抑”之后，忽然用一个反诘句平空提起：“岂其马上破贼手，哦诗长作寒螀鸣？”形成又一波澜。“破贼手”的“手”，不是“未入手”的“手”，而是“选手”、“能手”、“突击手”的“手”。这两句诗从语法结构上看，不是两句，而是一句，即所谓“十四字句”。用现代汉语翻译，那就是：难道我这个马上破贼的英雄，就只能无尽无休地像寒蝉悲鸣般哦诗吗？平空提起，出人意外；然而细按脉理，仍从“犹当出作李西平，手枭逆贼清旧京”而来。穷极变化而不离法度，此所谓“纪律之师”，与一味“野战”者不同。

接下去，通过描写“剧饮”抒发“手枭逆贼清旧京”的理想无由实现的悲愤：“兴来买尽市桥酒，大车磊落堆长瓶；哀丝豪竹助剧饮，如钜野受黄河倾。”真有“长鲸吸百川”的气概。但一味夸张地描写“剧饮”，难免给人以“酒徒”酗酒的错觉，因而用“平时一滴不入口”陡转，用“意气顿使千人惊”拍合，形成第三个波澜。接下去，波澜迭起，淋漓酣纵：“国仇未报壮士老”一句，正面点明“剧饮”之故，感慨万端，颇含失望之情；“匣中宝剑夜有声”一句，侧面烘托誓报国仇的决心，又燃起希望之火，从而引出结句：“何当凯旋宴将士，三更雪压飞狐城！”

结句从古寺“剧饮”生发，又遥应首句，而境界更其阔大。“飞狐城”指飞狐口，在今河北涞源县北，古代为河北平原与北方边郡间的咽喉。诗人希望有一天能够掌握兵权，在收复北宋旧京之后继续挥师前进，尽复北方边郡，在飞狐城上大宴胜利归来的将士，痛饮狂欢，直至三更；大雪纷飞，也不觉寒冷。读诗至此，才意识到前面写“剧饮”排闷，正是为结句写凯旋欢宴作铺垫。而“三更雪压飞狐城”一句，又是以荒寒寂寥的环境，反衬欢乐热闹的场面。王夫之《姜斋诗话》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这里的“雪压”，正与“雨雪霏霏”相似，正用了“以哀景写乐”的艺术手法。

陆游的古体诗，有人“以其平易近人，疑其少炼”。赵翼解释说：“抑知所谓炼者，不在乎奇险诘曲、惊人耳目，而在乎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此真炼也。放翁工夫精到，出语自然老洁，他人数言不能了者，只用一二语了之。此其炼在句前，不在句下。观者并不见其炼之迹，乃真炼之至矣。试观唐以来古体诗，多有至千余言四五百言者；放翁古诗，从未有至三百言以外，而浑灏流转，更觉沛然有余，非其炼之极功哉！”这首《长歌行》，不过二十句、一百四十字，却写得波澜壮阔，内容深广。的确“不见其炼之迹”，但不是压根儿没有炼，而是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只见其字字自然，句句浑成。即如“金印煌煌未入手”，“白发种种来无情”两句，“金印”承“犹当出作李西平”而来，意指兵权。不说兵权而说“金印”，化虚为实，又用“煌煌”形容，更加强了形象性。此其一。先说“金印煌煌”，倘继之以“大如斗”，色彩、形态毕现，用典使人不觉(《晋书·周顗传》：“取金印如斗大系肘。”)，也何尝不是好句。然而七个字只写了印，此印与主人公有何关系，还得在下句说明。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先说“金印煌煌”以引起读者的注意：那金印究竟怎么样呢？倘若“入吾手”或“系肘后”，岂不是就可以真作李西平了吗？然而不然，作者却接以“未入手”，一句之中有转折，由壮志凌云转向壮志难酬，而南宋统治者的苟安偷活、爱国志士的请缨无路，都见于言外。此其二。此句又与下句“白发种种来无情”对偶。“金印”对“白发”，“白”是色彩，而“金”非色彩；但“金印”之“金”本是黄色。《史记·蔡泽传》云：“吾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腰)。”其对仗之精工，即此可见。起头用二十八字长句，一气贯注，故以偶句承之，于奔放中见严整。此其三。“金印煌煌”与“白发种种”，都形色鲜明，从而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前者体现权力，后者见其老态。“白发种种”之年始能掌握“金印”，已嫌太晚；何况“金印”尚“未入手”，而“白发”又“来无情”呢？此其四。“入”、特别是“来”这两个动词，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未入手”，反映了自壮盛之年就盼其入手、直盼到“白发种种”而仍未入手的漫长过程，从而表现了希望与失望反复交错的复杂心情。“来无情”呢，也反映了时间不断推移的过程。如果不用“来”而用“生”，那就显不出时间的推移。“白发”这东西，谁愿它“来”?对于渴望金印入手，“手枭逆贼清旧京”的爱国志士来说，更其如此。然而金印尚未入手，它却“来”了，而且月月“来”，年年“来”，继续不断地“来”，真是“无情”啊！“无情”两字，也用得好。因为这不是在一般的叹老嗟卑的情况下骂白发“无情”，而是在白发之“来”与金印未入手相联系的情况下骂它“无情”。那么，白发固然“无情”，金印难道就有情吗？此其五。

赵翼所说的“炼在句前”，主要指在命意、谋篇方面的艰苦构思。这首《长歌行》写于淳熙元年(1174)，即作者“细雨骑驴入剑门”之后的第二年秋天。当时他已五十岁，离蜀州通判任，寓居成都安福院僧寮。如果不精心结撰而摇笔即来，就很可能从几年来的经历和当前的处境写起，写上好几句。作者却另辟蹊径，先写报国宏愿及其无由实现的愤懑，直写到“白发种种来无情”，才用“成都古寺卧秋晚，落日偏傍僧窗明”点明了当前的处境。然而这两句诗由于紧承上文而来，其作用又不仅是点处境，这在前面已作过分析。于此可见，作者很重视“句前”的“炼”。仅就这两句诗本身而言，在炼字炼句炼意方面也独具匠心。按通常的造句习惯，“成都古寺卧秋晚”应该写成：(我)秋晚卧于成都古寺。即以“古寺”作“卧”的补语，以“秋晚”作“卧”的状语，与陆游原句刚好相反。“秋晚”移前作状语，只能说明“卧”的时间是“秋晚”;移后作补语，则表明“我”在成都古寺里已“卧”到“秋晚”，“卧”得很焦急、很不耐烦，其意味便大不相同。“卧”，在这里不是“睡”或“躺”的意思，而是指“闲居”。李白《送梁四归东平》云：“莫学东山卧，参差老谢安。”杜甫《秋兴八首》之五云：“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都用的是这个“卧”字。一个念念不忘“手枭逆贼清旧京”的志士竟然在古寺里闲住，直住到“秋晚”，其心绪如何，不难想见。这七个字，真可以说“言简而意深”。“落日偏傍僧窗明”一句，其中的“僧窗”与上句中的“成都古寺”相补充，写足了“卧”的环境。又一身而二任，用以承受“落日”的光辉；而身在“窗”内、眼看“落日”的人，不仅神态可见，连声音也依稀可闻：“咳，一天又白白过去了！”“偏”字用得好。一用“偏”字，就表现出“窗”内人不愿日落、怕见“落日”的独特心情。“明”字也很精彩。不愿日落，而日已西落；日已西落，不看见也罢了，而“落日”却“偏傍僧窗明”，“明”得耀眼，硬是要让“窗”内人看见，使他烦躁不安。这样的诗句，不经过锤炼能够写得出来吗？

鍾嵘在《诗品》中评论谢脁说：“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诗歌创作，工于发端已不那么容易；要同时工于结尾，通篇无懈可击，就更加困难。陆游的诗，起势雄迈骏伟者很不少；结句有兴会、有意味，而无鼓衰力竭之态者尤其多。但首尾皆工，通体完美的作品在全集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太大。这首《长歌行》，则是首尾皆工、通体完美的代表作之一，方东树说它是陆游诗的“压卷”(《昭味詹言》卷十二)，并非无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