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杂剧的宫廷化

北杂剧走向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杂剧作者及其作品的宫廷化，不能不说是一个致命的原因。
元代前期，杂剧作者浪迹于“青楼勾栏”,生活、思想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能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从而创作出许多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创作。社会相对稳定后，元统治者开放科举仕进之路，文人们便纷纷钻研举业，致力于杂剧创作的文人大为减少。即使有意于编写剧本，也往往端起士大夫的架子，不是借以遣兴，就是宣扬“风化”。进入朱明王朝以后，文人的思想意识更是受统治者八股取士的牵制。当时有不少杂剧作者，如贾仲明，汤舜民、杨景贤等，实际上已成为封建王朝的御用文人，“每有宴会，应制之作，无不称赏”(《录鬼簿续编》)。北杂剧作者至此已大多是士大夫文人及象朱权一样的藩王贵族，他们的精神生活已与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疏远，编剧演戏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博取王侯贵族的欢心，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所以明代北杂剧作者大多沦为封建王朝的代言人。
明太祖朱元璋很懂得戏曲的“风教作用”,由此他极力称道《琵琶记》,并在《大明律》中明文提倡演出“劝人为善”的戏，向广大人民灌输礼教。不仅如此，朱元璋还鼓励藩王们染指歌舞戏曲，于是在明初剧坛便形成了以藩王朱权、朱有燉为中心的北杂剧创作群体。一时间杂剧创作成了御用文人、藩王贵族手中专利，无论思想内容或艺术素质，都走着应制奉承、骚雅自赏的路，脱离了现实生活。朱元璋以后的几朝如建文、永乐、宣德皇帝承继了这种词曲教化的策略，对亲王们不仅赐与词曲，而且还赐给乐户，借以消磨藩王们的政治野心，使之沉湎于声色之娱，以便维护万世一统的基业。于是北杂剧成了统治者调整和抑制宗室关系与矛盾的重要工具，杂剧的演唱也成了明代宫廷、藩邸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杂剧创作走进宫廷，脱离现实生活，脱离舞台实际，导致北杂剧最后走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