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书圣 隐没千年重放光

在郑道昭所存书作中，既有鸿篇巨制的歌功颂德诗(如《郑文公碑》)及题刻游仙诗(如《白驹谷题字》),又有游记(如《于此游止》)、题铭(如 《太基山题字》)、告示 (如 《此天柱之山》)等。其字体或浑穆宏大，气度雍容； 或劲健洒脱，气韵自然； 或点画生动，奇纵天成。

郑道昭 《于此游止》

仅以圆笔魏碑之祖《郑文公下碑》为例。该碑书于永平四年，是他任光州(今掖县)刺史、平东将军时所书，时年五十六岁，书法艺术正处于成熟时期，因此作被视为郑道昭书法艺术的代表作。《郑文公下碑》书法宽博凝重，浑厚雄健，为圆笔之极轨，书法之精，实为他处魏碑所不及。《郑文公下碑》刻于一块金字塔形的天然岩石上，岩石左部上自 “光州”之 “光”字起，向左下倾斜至 “寝疾”之 “寝”字直下底部，有一条石英密集的巨大石筋，如空中星云密布的银河，不能奏刀凿刻。道昭书丹上石时，巧妙地让过这条巨大石筋，读时于上行无字处跳过空间连接下行，完整无缺，确为摩崖石刻之独创。正是由于书法纵观全局，妙让石筋，有意空出中间的 “银河”来，给人以赏心悦目、锦上添花之感。在处理石质与刻石的关系上，书者可谓用心良苦。在 《郑文公下碑》 中就刻有“此下碑也，以石好于此刊之”,云峰摩崖刻石，大都为花岗岩。花岗岩是石英、长石、云母等颗粒结晶体凝成，由于硬度高，錾凿佳妙，与笔线篆势相得益彰。难怪包世臣《艺舟双楫》云： “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下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康有为亦在 《广艺舟双楫》中把郑道昭云峰山刻石四十二种列于妙品上，并称“云峰刻石，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无尽，若能以作大字，其秾恣逸韵，当如食防风粥，口香三月也”。并把 《郑文公》称为 “隶楷之极则”。而刘海粟在读郑道昭碑刻时，更赞同祝嘉先生把郑道昭称为北方书圣，以与南方王羲之并列。
郑道昭生活在南北朝时期，当时楷书仍处于逐步完善阶段。与同时代那些不太成熟的墓志造像相比，道昭的作品明显高出一筹。但奇怪的是，有关道昭善书之事，史书上都极少提及，以至其书法鲜为人知，埋没达千年之久。即使《郑文公碑》上作的自传式介绍，也不过两句话：“季子道昭，博学明隽，才冠秘颖，研图注篆。”根本不说善书之事。“注篆”只是近于书法，而 “上碑”则作 “研注图史”,反而与书法无关了。他的书法 《云峰刻石》到宋代才始见于赵明诚《金石录》,与郑樵的《通志》所载，都不过几种，还不足以唤起世人的注意。后多蒙清代倡导碑学的包世臣、吴熙载、康有为等人的发掘与大力宣扬，才渐为世人所重视。
北中国从曹魏至元魏(北魏)时代，风气基本上是守质朴、崇骠悍，比较粗犷豪放。从艺术之总体观，各种艺术无不受地域(地理)、风俗、时代的左右，书法艺术当然不出此囿。北朝时期盛行的北碑书体独具风格，它继承了汉隶的笔法，结体谨严，笔姿厚重，沉稳大方，雄健挺拔，但欠成熟，给人以粗悍之感。而处于变革前列的郑道昭以其高超的书艺，创造出大量的各具特色的优秀作品，如雍容端正的 《郑文公碑》、纵横奇肆的 《论经书诗》及劲健严谨的 《观海童诗》等，颇为学北碑者所称道。
综观这位大师所存之作，可见其有不少独特的书艺风格，如下笔多用正锋，大起大落，起落转折，处处着实。间用侧锋取势，忽而峻发平铺，既有锋芒外耀，又多筋骨内含。妙在方圆并用，不方不圆，亦方亦圆；或体方而用圆，或用方而体圆。故能给人以 “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满”(王玉池《中国书法篆刻鉴赏辞典》)十大美感。道昭在他的书作中表达出了“骨法洞达，血肉丰满”这一最难达到的境界，足见其深厚的艺术功力。
在他众多的个人风格中，最具特色的是在用笔上。他的字不像同时代某些墓志那样一味棱角分明，而是方圆并用，骨力雄健，锋芒内敛，结构十分严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方笔写大字最难，即难于劲健，难于生动。在这方面郑道昭的《白驹谷题字》却给我们以耳目一新之感。《广艺舟双楫》 云：

白驹谷之体，转折点画，皆以数笔成一笔。笔者不善书，尤患板滞，更患无气。此是用方笔者，方笔写榜书最难；然能写者，庄雅严重，美于观望，非深于北碑者，寡能为之而无弊也。

仔细参照郑道昭《白驹谷题字》,就会发现数笔成一笔，运笔之时，步步停顿，处处涩进，却又不露停顿的痕迹，实为高妙。方笔更需要腕力强，腕力弱的，只能成其形而无神气；方笔要善变化，不善变化，就容易板滞，所以很难。而郑道昭却能以大师的风范，沉雄的笔力，于摩崖刻石上龙飞凤舞，字径虽尺许，却笔意苍老，足见其深厚的书艺根基。

郑道昭 《此天柱之山》

从书法点画形态及组合技法上看郑道昭的书法，方圆、肥瘦、长短、大小、宽博、紧凑等无不具备。郑道昭书作中既有纯用圆笔的 《郑文公碑》,又有纯用方笔的《白驹谷题字》,而更多的却是圆笔、方笔兼用之作。其中既有字体小到寸许的，又有大到尺余的，大字、小字异体，足见其善于变化。且粗不觉肥，细不嫌瘦，纵笔所至，无不如意，真是神乎其技。其题字变化甚大，布白全学钟鼎文，错综变化，位置天然，可与南碑 《瘗鹤铭》、北碑《石门铭》三足而鼎立；在字的结构上更是给人以 “疏可走马，密不透风”之感，其技艺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郑道昭的书法集拙厚、劲秀、庄穆、飘逸、雄浑、儒雅等风格于一体，其飘逸足见他深受道家思想之影响，其儒雅表明他饱含儒家学派之观念。仅以其代表作言，《郑文公碑》书法宽博，浑厚雄健； 《论经书诗》用笔大起大落，恣情挥运，方圆兼备，逸气纵横，给人以大气磅礴、潇洒自如的感受； 《太基山诗碑》更是字体宽博舒和，笔致瘦硬雄浑，苍润飘逸，气宇轩昂。这些五彩斑斓的艺术风格一齐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犹如万花筒，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郑道昭的书体递变轨迹明显，观其书法，有的如刚从隶字脱胎而出的 “二爨碑”和 《嵩山灵庙碑》,有的似魏碑发展中期的《龙门造像记》和部分北魏墓志，有的可与楷书技法风貌已臻化境的后期名碑如 《张猛龙》、《石门铭》、《瘗鹤铭》等相拮抗。或许可以说，看完郑道昭的石刻书法，几乎等于看完一幅完整的由隶书到真书演变的源流图。
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文字书法由隶书向楷书发展的大变革时期，真、行、草各体渐趋成熟完美，书体风貌变化丰富，由隶书向楷书变化轨迹明显易见。郑道昭以其特殊的生活环境和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从中原文化和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中，从道家思想、儒家学说和佛教经义的相继出现并互为消长的过程中汲取其精华，博采百家而熔于一炉，形成其独特的书法艺术特色。尽管目前有部分人对郑道昭书法的全部面貌尚不太了解，有人对云峰诸山刻石的书法成就及作者尚肯定不够，但随着传播媒介的畅通，北朝书圣郑道昭的名字将越来越为书法界、文化界所熟悉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