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么办？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老子《道德经》十九章

大约一个月前有两个年轻人到这儿来讨小册子^①。一个戴着鸭舌帽，穿着树皮鞋；另一个戴着曾经是很讲究的黑色礼帽，穿着破皮靴。

我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带着毫不掩饰的骄傲告诉我，他们是从莫斯科被赶出来的工人，因为在那里参加了武装起义。途中他们被雇到我们村的果园当看守，工作还不满一个月。昨天果园园主辞退了他们，说他们怂恿农民毁果园。而他们微笑着否定了这种说法，声明他们只是每晚到村里去走走，和伙伴们聊聊天而已，没有怂恿任何人。

他们俩，特别是那个更活跃一些的，笑起来黑眼睛放光，并且露出一口白牙齿的工人，都读了不少革命文献，于是不管恰当不恰当，满嘴外来语： 演说家、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人、剥削等等。

我问他们读过什么。皮肤微黑的那一个笑着说，他读了各种各样的小册子。

我问，是什么样的小册子。

“什么样的都有，比如《土地和自由》。”

我问他们读后有何感想。

“里头写的全都正确。”皮肤微黑的一个说。

“到底是什么正确？”

“就是生活变得无法忍受了。”

“为什么无法忍受了呢？”我问。

“怎么‘为什么’?既无土地，又无工作，政府无缘无故地摧残压迫老百姓。”

于是他俩相互打断话头，述说哥萨克如何用皮鞭抽老百姓，警察如何乱逮捕人，甚至把什么罪也没犯的人枪杀在他们家中。

我举出一些理由说武装起义是不好的，是非理性的事情，皮肤微黑的一个听了只微微一笑，接着平静地说：“我们可不这样看。”

当我讲起杀人是罪恶，讲起上帝的时候，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黑眼睛的年轻人耸了耸肩膀。

“那么按照上帝的律法就该任人剥削无产者了吗？”他说，“过去是这样，可现在人们觉醒了，再不能……”

我拿给他们一些小册子，大部分是宗教内容的；他们瞟了一眼标题看样子很不满意。

“大概你们不喜欢，那就不必拿去了。”

“那为什么？”皮肤微黑的一个说着把书塞进怀里，然后和我告别。

虽然我没有看报，但是根据家里人的谈话，根据我收到的信件，根据来访者的叙述，我知道最近一个时期在俄国发生的事情，而且特别了解(正是因为没有看报)社会和百姓的观点最近发生的惊人的变化。变化在于，如果以前只有某些人指责政府的某些命令，那么现在是所有的人，除去极少的例外，都认为政府的全部活动是罪恶的和非法的，认为一切风潮过错都在政府。持这种观点的有教授，有邮电部门官员，有文学家，有小店主，有工人，甚至还有警察。“杜马”解散以后这种情绪更加强烈了。最近又发生政府天天杀人的事情，这种情绪就达到了最高峰。

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但是和这两个人的谈话对我产生了特别的影响。这次谈话就像一股推动力，突然使正逐渐凝结的液体变成了冰，突然使我在此以前感受到的这类印象变成了明确的，毫无疑问的信念。

和他们交谈之后我明白了，政府为了镇压革命正在施行的种种罪行，不仅不能镇压革命，反倒使革命烈火燃得更旺。我明白了，即使革命运动由于政府的暴行所造成的恐怖而暂时平息下去，它也不会被消灭，而只是暂时潜伏起来，今后必然还会以新的更大的力量爆发出来。我明白了，现在熊熊燃烧起来的火焰已势不可当，与燃烧物的任何接触都只能扩大火势。我明白了，只有从政府方面停止一切镇压措施，不仅停止死刑和逮捕，而且停止各种形式的流放、迫害和查封，这场发了狠的群众的可怕斗争才有可能停止。

我坚决相信，现在政府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各方面向革命者让步，准许他们自行安排，按照他们认为更好的方案安排。但我同样坚信，这样的建议，如果我提出来的话，只能被当作我完全疯了的表现来对待。因此，尽管我完全明白，政府的这种骇人听闻的活动继续下去只会坏事，而不能改善现状，但我既不打算写出，也不打算讲出这一建议。

又过了将近一个月，我的假定不幸越来越被证实了。死刑、屠杀和掠夺越来越多。我从人们的谈话中和偶尔翻阅的报纸上得知这一点。我也知道，人民和社会对政府的情绪变得越来越敌对。

前两天在我散步的时候，有一个坐在农民大车上与我顺方向而行的年轻人，从车上跳下来，走到我跟前。

这个人个子不高，留一撮淡褐色的小胡子，聪明而不和善的面孔带有不健康的颜色，目光沮丧。

他穿一件破旧的皮夹克和一双高统皮靴。头上戴着一顶蓝色的有直盔头的制帽，正像别人给我解释的，这是时髦的革命服装。

他向我讨小册子，显然是作为交谈的借口。

我问他从哪里来。

他是我们附近村子里的农民，不久前那里的许多被关闭监狱的农民的妻子曾来找过我。

我很熟悉这个村子。我曾带去法定的识字课本，总是特别欣赏漂亮而机灵的当地居民。在我的小学校里，特别有才华的学生都是从这个村子来的。

我问起那些关在监狱里的农民的情况。他以一种近来我遇见的人都有的不容置疑的坚信态度说，所有的事都要归咎于政府。他告诉我，这些农民无缘无故地给抓去，打得遍体鳞伤，并且关进了监狱。

费了很大的劲我才从他那儿打听清楚，到底给这些农民定了什么罪。

原来，如他所说，他们都发表过演说，召集过群众集会，会上讲了没收土地的必要性。

我说，要确立一切人对土地的平等权利，只有使土地再也不做任何人的私有财产，而不能采取土地收归国有或者其他任何强制手段。

他不同意这个看法。

他说：“为什么呢？只要组织起来就行。”

我问：“怎么组织起来？”

“到时候就清楚了。”

“怎么，又是武装起义吗？”

“这是可悲的必然。”

我讲了在这种场合我经常讲的道理，就是用恶不能战胜恶，战胜恶只能通过不参与暴力的途径。

“可是已经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没有工作，没有土地。出路何在？”他皱着眉头瞧了我一眼说。

我说：“从年龄来说，我可以做您的爷爷了，我不和您争辩。只是有一点我要告诉您这个刚刚开始的年轻人： 如果政府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那么你们的所作所为，或者准备做的事同样是不对的。您，作为一个正在形成习惯的年轻人，只需要好好过日子，不犯罪，不违背上帝的律法。”

他不满地摇摇头。

“每个人有自己的上帝，千百万人就有千百万个上帝。”

我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劝您停止干革命。”

他回答说：“到底怎么办？总不能老是忍耐、忍耐吧，到底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的谈话不会有什么结果，就想离开，但他留住了我。

他说：“您能帮助我订一份报纸吗？”

我拒绝了他，并且带着沉重的感觉离开了他。

这个人已经不是失业的手艺人，现在有成千上万的手艺人在俄国各地流浪。他是住在农村的种地的庄稼人。

回到家中，我发现家里人也处于同样沉重的情绪中。他们刚刚看过新收到的报纸(这是10月6日的事)。

女儿对我说：“今天又有22个人被处死。这简直是骇人听闻。”

我说：“不仅骇人听闻，而且荒诞之至。他们干得越来越不像样了。”

“那么到底怎么办?总不能让这些杀人抢劫者逍遥法外吧。”不知道谁说了在这种场合常说的话，我已经听到过许多次了。

“到底怎么办?”这句话正是那两个从果园出来的流浪汉和今天那个农民革命家对我说过的。

“不能乖乖地忍受既危害国家，又危害人民的道德沦丧的政府所制造的疯狂惨剧。我们对我们必须采取的措施也感到反感，但是到底怎么办?”第一种人，即革命者，这样说。

“不能允许那些自称是组织者的人夺权，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思治理俄国，败坏俄国，毁灭俄国。当然，暂时采取的措施是严厉的，但是到底怎么办?”另一种人，即保守分子，这样说。

于是，我想起了和我接近的革命者，和我接近的保守分子，今天这个农民，还有那些定购和制造炸弹，杀人抢劫的不幸的、误入歧途的革命者，以及批准、组织战地法庭，在那里开庭、枪毙人、吊死人的同样不幸、同样误入歧途的人们。而这两种人都想使自己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同时他们又都重复着同样的话：“到底怎么办?”

“到底怎么办?”这两种人都这么说，但他们说这话意思并不是问： 我到底怎么办？而是说，如果我们不再干我们所干的事，那么大家的境况更要糟糕得多。

所有的人都如此习惯于这个奇怪的问题，其中包含了对最骇人听闻、最伤天害理的行为的解释和辩护，以致没有一个人想到问一问：“你这个问‘怎么办？’的人，到底是什么人？你怎么有权通过所有的人，包括你自己，都认为是可恶的行为来安排别人的命运呢？你怎么知道，你所想要改变的恰恰应该改变成你觉得是好的样子，或者你想要保持就一定必须保持它原有的样子？要知道，有许多像你一样的人，他们认为是不好的、有害的，而你却认为是好的、有益的。而且你怎么知道你所做的事会产生你所预期的后果，虽然你不会不知道，那些后果，特别是在涉及各民族生活的事业中的后果不完全违反他们为之而干的目的。而主要的是，你有什么权力去做违背上帝的律法的事情，如果你承认上帝的话；或者说违背全世界最通行的道德法则，假如你除了通行的道德法则以外，不承认任何法则的话。你根据什么权利自认为不受这些最普通、最不容置疑的全人类通行的法则管束，这些法则与你的革命事业和你的政府事业都不相容。”

如果你真的是作为问题，而不是作为辩护提出“怎么办？”这个问题，而且把这个问题理所应当地跟自己联系起来，那么，答案本身就是最简单明了的。答案在于，你不应该想象自己作为沙皇、部长、士兵，或者某个革命委员会、武装起义的工人战斗队的代表和成员必须做什么事，而应该作为一个人按其本性去做那个把你送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力量要求于你的事。这个力量为着自己的某些目的才赐予你清晰明确的律法，铭刻在你和所有人的良心上。

对“到底怎么办？”这个问题可以回答： 所有的人永远只应该去做上帝经常要求于一切人的事，使那种荒诞的，引向犯罪的迷雾立即消散，因为人们在迷雾的笼罩下不知为什么以为他们才是千百万人中的一批佼佼者(其实他们是迷误最深，背离生活的正确道路最远的人)，仿佛正是他们应该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并为了这千百万人的可疑的幸福，去干那些给千百万人造成不是意料中的，而是明显可见的灾难的勾当。

存在着为一切有理性的人们所公认的普遍的法则，它由传说，由各民族的宗教，由真正的科学，由每个人的良心所证实。这一法则的内容是，一切人为了同样完成自己的使命和达到最大的幸福都应该相互帮助，相互爱护，至少不应该蓄意侵犯别人的自由，谋害别人的生命。可是出现了一批人，他们相互分派各种角色，一些人被看作国王、部长、士兵，另一些人是各种委员会和团体的成员。而且人们如此认真地进入自己的角色，以致忘记原来的实际的职位，还使自己和别人不相信完全不必遵循普遍的法则，有时甚至可以并且应该违背这一法则，而违背永恒法则会给个人和人类社会带来比遵守理性的、对一切人来讲是最高的普遍法则的人更多的幸福。

在规模庞大、组织复杂的工厂里工作的工人从厂主那里得到明确的为他们制定的规章条例，知道为了工厂的工作顺利进行，也为了个人的福利，他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可是出现了一批人，他们丝毫不懂得工厂是如何进行生产的，却要工人们相信，他们应该停止做由厂主批准的事情，而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这样工厂才能正常运转，工人才能得到更大的福利。

……

我知道，对于相信自己所扮的角色有实际意义的人来讲，这个简单明了的答案会显得抽象而不实际。这些人认为可行的答案在于，那些对自己行为的后果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在一小时后自己是否还活着，却清楚地知道任何屠杀和暴力都是恶的人，毕竟还是需要借口建树设想中的别人的未来幸福而去做他们自己似乎知道可能产生什么后果的事，而且做出他们仿佛一点也不懂屠杀人折磨人是恶、只知道必须有这样或那样的帝制，这样或那样的宪法的样子。

许多丧失明确的人类天赋和使命感的人会是这样，但我想，因目前各种惨剧和罪行而感到痛苦的绝大部分人，最终总会识破认为人压迫人合法、是善行的人们陷身其间的可怕骗局，而一旦识破这一骗局，他们就将永远摆脱参与暴力或屈服于暴力的疯狂状态和犯罪行为。只要所有的人能够明白，人人应该永远只做一件事： 执行主宰宇宙的本源要求于人的事。任何一个没有丧失理智和良心的人，一旦忘记自己的一切社会地位——部长、警察、好斗的或不好斗的党派的主席或一般成员，都不会意识不到这个要求。这样一来，非但不再会有充满人类生活，特别是现在充满俄国人生活的惨剧和灾难，而且还会有地上的天国。

哪怕只有一部分人照这样行事，那么这样的人越多，世上的恶就越少，而人类的心灵急切盼望的天国也就会越早实现。

(1906年10月)

(倪蕊琴　译)

注释：

① 小册子： 指宣传托尔斯泰主义的小册子。托尔斯泰经常免费送给普通老百姓。

【赏析】

在《到底怎么办？》一文中，托尔斯泰阐述了他“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他认为，“用恶不能战胜恶，战胜恶只能通过不参与暴力的途径”;提出了一条“为一切有理性的人们所公认的普遍法则”，即：“一切人为了同样完成自己的使命和达到最大的幸福都应该相互帮助，相互爱护，至少不应该蓄意侵犯别人的自由，谋害别人的生命。”他揭露沙俄统治阶级的罪恶，但他不支持以暴抗恶，主张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提倡基督教的博爱。这是一种属于托尔斯泰自己的宗教博爱思想，人们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

在托尔斯泰看来，国家的存在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邪恶，它的荒谬之处就在于仅凭着少数执政者的意志就将成千上万的人民划分成不同的甚至敌对的阵营。托尔斯泰通过对生活中见惯不奇的事情的分析，将人们引入对生命意义的深入思考，而其终极理想是使人类在自我完善的基础上走向大同，走向博爱的上帝之国。托尔斯泰试图用天真的方法来医治这个病态的失去理智的世界，作为俄罗斯帝国一切秩序的愤怒和勇敢的揭发者，托尔斯泰同时也是暴烈的革命斗争的坚决反对者，反动的宗教哲学学说的创始人。他宣传与生活中的痛苦和社会贫困的消极妥协，以及对革命者如同对犯错误和误入歧途的人的那种不信任态度。他用勿以暴力抗恶的哲学来对抗革命行动，用按照福音书教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培养新人来对抗政治活动，用新的宗教世界观来对抗社会主义。

在托尔斯泰看来，“老爷”即统治阶级也好，“革命者”即那些旨在通过革命斗争来消灭当代社会制度的人也好，同样阻碍着他的建立基督教社会的理想。摆脱他们的唯一办法是通过道德“复活”或“意识革命”，用基督教的精神不断地自我完善，自我教育，这样就能使私有者自愿放弃自己的私利和特权，消灭剥削，使国家机器连同它的暴力和压迫机关没有必要存在，于是暴力冲突的危险就消除了。在托尔斯泰的概念里，社会的改造问题变成了单纯的道德问题。

但是，在托尔斯泰身上有着一种斗士的叛逆精神。无论他的宣扬顺从的说教，还是勿抗恶的学说，都不能摧毁和扑灭这种精神。他的一生都在执著追求人生的真谛，一直在苦苦思索社会上层与下层、地主与农奴之间的隔阂与矛盾，他试图创建一种为俄国普通民众所接受的思想体系，以期拯救日益颓败的俄国与整个人类精神。但是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给晚年的托尔斯泰带来了深深的困扰，他所处的贵族庄园成为他实现平等观念的一个牢笼。终于有一天，托尔斯泰再也无法面对自己对自己的谴责，在1910年冬季的一个深夜，83岁高龄的托尔斯泰悄然离家出走，寻求肉体与精神的解脱。年老体弱的他在途中不幸病倒。当他被众人拥护着照顾时，他却哭泣着说：“大地上有成千上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为什么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托尔斯泰？” 一周之后由于肺炎，托尔斯泰溘然长逝于一个凄凉的小火车站。这位俄罗斯的良心，苦难大地上的儿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发出了高亢的拯救之音。高尔基曾说过，托尔斯泰哪怕多活一天，也是这世界的财富。

罗曼·罗兰在《托尔斯泰传》中这样结尾：

“托尔斯泰并不向那些思想上的特权者说话，他只说给普通人听。

“他是我们的良知。他说出我们这些普通人所共有的思想，为我们不敢在自己心中加以正视的。而他之于我们，亦非一个骄傲的大师，如那些坐在他们的艺术与智能的宝座上，威临着人类的高傲的天才一般。

“他是——如他在信中自称的，那个在一切名称中最美，最甜蜜的一个—— ‘我们的兄弟’。”

(杜凤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