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教授宣言》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随着日寇侵华步伐的加快，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空前加剧，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亦风起云涌。然而，此时的中国文化思想领域，却弥漫着一股“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方面疯狂镇压一切革命斗争和爱国进步运动，另一方面则大力鼓吹尊孔复古，企图用封建伦理纲常来规范人民的行为与思想。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首倡“新生活运动”,把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融为一体，要求使“一般国民衣食住行能整齐、简单、朴素，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7月，经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人的提议，国民党中央通过决议，规定每年8月27日为国定“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通令全国各机关学校届时须举行“孔诞纪念大典”。8月，国民政府在山东曲阜举行恢复后的首次“孔诞盛典”,其“礼节之隆重，以视历朝盛典，殆有过之而无不及”。11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又特别通过了“尊孔祀圣”的决议，任命孔子后裔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给予特任官待遇。次年初，又任命在浙江的孔子后裔为“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给予简任官待遇。
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各地军阀如广东陈济棠、山东韩复榘、湖南何键等南北呼应，竞相演出“尊孔”闹剧。陈济棠曾在西南政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尊孔议案，令各校恢复读经，先从其直辖的军事政治学校做起，卑礼厚币，延聘经师。同时又以“孔子为百世之师，关岳为忠义之表；以道德格民者，宜祀孔子，以忠义率民者，宜祀关岳”为由，提议恢复祭拜孔子及关岳祀典。①1934年10月，国民党要员戴季陶、陈立夫相继发表文章和谈话，盛赞中国传统文化“光芒万丈，无与伦比”,“希望全国人士从速研究以发扬光大吾国之固有文化”。同月，国民党C.C. 派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由陈立夫任理事长，并创办了机关刊物《文化建设》月刊，标榜以发扬“民族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为宗旨，企图用“恢复固有的至大至刚至中至正的民族特性，再加以礼义廉耻的精神，以形成坚强的组织和纪律……则民族之复兴，当在最近的将来”②。一时间，一些蛰居甚久的复古分子纷纷粉墨登场。1934年11月，陈朝爵在《国学论衡》第5期上发表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论保存国本首当尊孔读经书》,关于中小学学生是否应读经问题，后来竟弄得沸沸扬扬。民初的社会党党魁江亢虎也在1935年春于上海组成“存文会”,为尊孔复古摇旗呐喊。在此背景下，便有了“十教授宣言”的公开发表。
1935年1月10日，北平、上海、南京的陶希圣、萨孟武、樊仲云、何炳松、王新命、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章益、陈高佣等十位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这就是通称的《十教授宣言》或《一·十宣言》。《宣言》首先描绘说：“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在对面不见人形的浓雾中，在万象蜷伏的严寒中，没有光，也没有热。为着寻觅光与热，中国人正在苦闷，正在摸索，正在挣扎。有的虽拼命钻进古人的坟墓，想向骷髅分一点余光，乞一点余热；有的抱着欧美传教士的脚，希望传教士放下一根超渡众生的绳，把他们吊上光明温暖的天堂；但骷髅是把他们从黑暗的边缘带到黑暗的深渊，从萧瑟的晚秋导入凛烈的寒冬；传教士是把他们悬在半空中，使他们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虚无境界中漂泊流浪，憧憬摸索，结果是同一的失望。”③由此，《宣言》悲叹：“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形态、社会组织、思想的内容与形式，都失去了它固有的特征。从文化的角度去展望，现代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上也已经没有了中国人。
现状既然如此，那么，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
《宣言》回顾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演进轨迹，以及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左冲右突的选择历程。并认为曾李的洋务运动“完全是技艺的模仿”;康梁的维新运动“不过是政治的抄袭”;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则是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彻底改造；五四以后，人们深感救国需要文化的手段。然而此时，由于中国文化已失去了自己的个性，面对中西文化的激烈冲撞，国人在文化上陷入无所适从的窘境，故各种文化选择的主张纷纷出现。基于此，《宣言》指出，“建设国家”是当前的根本任务，现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建设工作既已开始，“文化建设工作亦当着手，而且更为迫切”。而要建设中国的文化，“复古”固然行不通，就是模仿英美、意德或苏俄的主张，也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轻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
紧接着，《宣言》表明了自己的主张，那就是“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并提出了五点具体原则：“(一)中国是中国，不是任何一个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自有其一定的时代性。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二)对于中国古代的制度思想，赞美与咒诅均属无用，而“必须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三)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需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四)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其目的是让中国和中国人，在文化领域可与外国和外国人并驾齐驱，“并且对于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贵的贡献”。(五)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并不抛弃大同理想，而是先建设中国成为一健全单位，“在促进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总之，中国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不闭关自守，也不盲目模仿，即“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④。
十教授的上述观点，在此前陈立夫的“文化建设”理论中已基本形成。1934年4月16日，陈立夫在南京市政府扩大纪念周上以《文化建设之前夜》为题做演讲，提出了“检讨过去，认识现在，创造将来”的口号，主张“今日欲挽救中国，一方面须将中国固有之文化从根救起，一方面对于西方之文明，须迎头赶上”⑤。此后，陈立夫多次发表文章和演说，如《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建设——三民主义即文化建设之纲领》、《读书运动之真义——在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浙江分会讲词》、《科学与人生》、《民族复兴与读书运动——全国读书运动大会之开幕词》等，反复宣传其“文化建设”理论。他以为，“吾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所有文化工作……大部分均系破坏工作，以致吾国固有之文化摧毁无余……今日吾国民族，对于固有文化莫不弃之如敝屣，在此种状态之下，欲求民族之继续生存，其可得乎？”⑥而“一个民族的强弱盛衰，完全基于文化的是否昌盛，所以我们在民族复兴运动的前夜，应该有一个轰轰烈烈的切切实实的文化复兴运动；以文化复兴运动，奠定民族复兴运动深厚而坚固的基础，而且惟有文化复兴运动能成功，民族复兴运动才能不徒托空名，才能如期实现”⑦。他把中国固有文化的特征，概括为大、刚、中、正四个字。认为这四大民族特性，已“消灭殆尽”,“今日吾国人民，道德堕落，民族性抛弃无余，民族生命之力量，已完全丧失”。因此，“欲复兴民族，必先恢复民族固有的特性”。同时，陈立夫也大谈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不过，“科学之增进是智也，道德之涵养是仁也”,故须“智以及之，仁以守之”,即“建科学于道德基础上”。由此，他提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方针方法，即：“尽人力之所及，取祖先遗留于吾人之一切典章文物而化之，采世界各国贡献于吾人之一切智能方法而化之，创造吾人现时代环境之所需。……不使之食古不化，亦不使之食今不化……中国本位之文化建设之目的，庶其近焉。”⑧
正是在陈立夫“文化建设”理论的基础上，十教授以学者身份发表了宣言。由于当时许多人并不明了它的背景与来历，故宣言发表后，曾经“博得广泛的响应”。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新闻报》、《晨报》,杭州的《东南日报》,南京的《中央日报》、《朝报》等，相继发表了大量的社论与文章，表示赞同宣言的观点，希望作进一步的充实和具体化。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等学界名流，竞相在各报发表文章，发挥和补充宣言中的观点。与此同时，1935年1月19日，在上海召开了讨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问题的座谈会，参加者有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中华书局编辑主任舒新城、大夏大学副校长欧阳怀、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辛垦书店总编辑叶青、《文学》杂志主编傅东华、《新闻报》总编辑李浩然与主笔朱义农、《世界文学》主编伍蠡甫、《新中华》主编倪文宙、《东方杂志》编辑史国纲、《晨报》总主笔陶百川、《申报月刊》主编俞颂华和职教社的黄炎培等22人。会上，不少人表示赞同《宣言》的观点。刘湛恩、舒新城、欧阳怀、黎照寰等说，《宣言》 “正合着我们的意思”,其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原理原则“是没有问题的”,“个人绝对赞成”。叶青认为：“中国本位论就是以切合此时此地的中国需要为建设文化的标准的主张。不事空想，注意现实性和特殊性的把握，所以在原则上，实无可非难。”且“都是天经地义颠扑不破的原理原则”⑨。当然，也有人提出了许多疑问和不同意见。黄炎培等提出，《宣言》只提出了一种方向，并无具体方案，论述亦过于空泛。而“要建立中国本位的文化，先得研究这本位是什么？应该有具体的研究，具体的规划，讲空话是不行的”。傅东华则强调，《宣言》的态度有复古之嫌，有陷入整理国故覆辙的可能。“不要使人将‘中国本位的文化’这个名词缩做了 ‘国化’两个字，而误解作与‘国粹’、 ‘国故’、 ‘国学’、 ‘国术’、 ‘国医’之类是一样的东西”。这是他的忠告。此外，币制研究委员会委员俞寰澄提出要“以农村为本位”;李麦麦等人却认为，“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文化”,因此，“我们的文化运动，应该明白的表示必须欧化，近代化”;陶百川则主张，“应该拿三民主义来做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根本原则”。
随后，1月31日，在南京召开了又一次座谈会，参加者有中央大学教授孙本文、缪凤林，国立编译馆专任编辑刘英士，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黄建中，《时代公论》主编杨公达及中央政治学校、中央政治大学、中央军官学校的几位教授等35人。3月31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教授张嵩年、浦薛凤，燕京大学副校长刘廷芳及冯友兰、周炳琳、陈豹隐等35人参加了在北平举行的座谈会。4月6日，何思源、陶希圣、梁漱溟等三十多人参与、发起、组织了济南座谈会。
对于上述四次座谈会，《文化建设》月刊分别在第一卷的第5期(2月10日)、第8期(5月10日)、第9期(6月10日)、第10期(7月10日)作了报导和纪述。6月，有人把全国各地学者名流讨论《宣言》的文章加以整理，编成了《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8月，樊仲云又把发表在《文化建设》上的文章，汇编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他在编序中写道：从1—8月，仅《文化建设》月刊登载和转录的有关文章已达百万字以上，由此“可见世界人士对这论题的注意了”。
“十教授宣言”发表后，迅速引起“文化界极大波动”,关于文化问题的论争由此而再度展开。当其时，中国共产党人正处在艰苦的武装斗争环境中，再加上民族危机日重，文化问题不可能成为其关注的重心所在。因此，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界人士对《宣言》采取了冷然处之的态度，仅有少量的批评文字面世，却并未进行大规模的回击。首先是马望在《新生》周刊上发表评论，质问十教授：“在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侵略之下，我们如何能够从容地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呢？”因此，“我们以为今日最迫切地应讲中国本位的事情是：中国本位的领土保全！这就是说，中国应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都应该以反帝图存为标准，否则，侵略日亟，抵抗不施，将来弄得连领土都不见了，还有什么中国本位？还有什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⑩后来，李公朴也指出：“在文化运动方面，我们应配合中国民族解放，而走到现代化去。我们要反对一切拉回历史前进的车轮的愚行，我们不反对文化的建设，但应注意在此旗帜下所引起的一切复古的蠢动。”(11)针对文化思想界的复古逆流，艾思奇、胡绳、徐懋庸等党的白区文化工作者和柳亚子、老舍、叶圣陶等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其他爱国文化人士共148人及文学社、芒种社等17个文艺团体，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严正指出：“复古运动是不会有前途的”,当前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而弥漫各地的复古的呼声，却是自救运动中“并不对症的一味药”;相反，“复古运动发展的结果，将是一服毒药，对于民族前途，绝对没有起死回生的功效”。除此而外，左翼文化人士对文化论争反应寥寥。20世纪30年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倒是把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上了文化斗争的前台。
从1933年开始，留美归国博士陈序经教授应中山大学和协和大学之请，在广州做长期的文化问题演讲，以他的“全盘西化论”观点来反击陈济棠等人的复古言行。当国民政府号召尊孔读经，“复古的空气，因而漫延全国”之际，(12)陈序经移师北上，再度发难。1935年1月十教授发表《宣言》后，2月24日，吴景超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一文。他把时人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分为折衷派、全盘西化派和复古派，自称自己是折衷派，着重批评了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同时，他又援引胡适在1933年发表的《建国问题引论》中的观点，认为胡适与十教授相同，“对于东西文化的保存与采用，采取的(也是)一种折衷的态度”,即属于折衷派。于是，陈序经在《独立评论》上马上发表了《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一文，一面反驳吴文对其全盘西化论的批评，另一面认为胡适的“整个思想虽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乃折衷派之一支流”,但若以为胡适与十教授一样，主张回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好像未免有点冤枉”。因此，他希望“胡先生来给我们一个解答”。在刊有陈文的该期《独立评论》的“编辑后记”中，胡适急忙声明：“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他又说：“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 ‘惰性’ 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
半个月后，胡适又发表了《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13)痛斥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主张“复古”,是洋务、维新时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虽然“说话是全变了，精神还是那位《劝学篇》的作者的精神”。他说：“辛亥以来，二十多年了，中国经过五四时代的大震动，又经过民国十五六年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大震动。每一次大震动，老成持重的人们，都疾首蹙额，悲叹那个‘中国本位’有陨灭的危险。尤其是民国十五六年的革命，其中含有世界最激烈的社会革命思潮，所以社会政治制度受震撼也最厉害。那激烈震荡在一刹那间过去了，虽然到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痕，始终没有打破那个‘中国本位’。然而老成持重的人们却至今日还不曾搁下他们悲天悯人的远虑。何键、陈济棠、戴传贤诸公的复古心肠当然是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萨孟武、何炳松诸公的文化建设宣言也只是要护持那个‘中国本位’。何键、陈济棠诸公也不是盲目的全盘复古：他们购买飞机枪炮，当然也会挑选一九三五年的最新模特儿；不过他们要用二千五百年前的圣经贤传来教人做人罢了。这种精神，也正是萨何十教授所提倡的‘存其所当存，吸收其所当吸收’。”因此，“十教授口口声声舍不得那个 ‘中国本位’,他们笔下尽管宣言 ‘不守旧”,其实还是他们的保守心理在那里作怪，他们的宣言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时髦的人当然不肯老老实实的主张复古，所以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
针对胡适等人的批评，十教授在几个月后又发表了一篇《我们的总答复》,不得不承认：“……最后，民族的生存需要保障。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势力不断侵入：从城市到乡村，密布了帝国主义束缚中国民族自由的网罗，蚕食鲸吞下中国领土，何止日蹙百里，巧夺豪取下中国主权，也早已痛切剥肤；加以经济榨取，没有止期，整个中国民族的血液，行将枯竭。这更是当前的一个生存问题”(14)。在此前后，陶希圣、萨孟武、樊仲云等人各自撰文，反复申辩，他们反对“盲从”,决“不守旧”,“不容迷恋过去的残骸”,反对“任何复古的企图”;并反讥胡适为“全盘西化”,自然属于“盲从”之列。叶青就曾写道：“站在拥护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反对西洋文化的，自然是顽固的国粹派，但站在反对中国文化的立场上无批判地拥护西洋文化的，也只是一个盲从的西化派罢了。所以对于西洋文化在方法上，不加批判地一味崇拜，那同国粹派之迷信中国文化是一样的错误。……这些就是我反对全盘西化论者胡适在方法论上的理由。”(15)陶希圣则着重以“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特殊性”作为立论的根据，他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都有他们各自根据。不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又各自在外国有他们的模型，如美国、如俄国。封建主义，著在孔孟的经传。于是封建主义者一开口说到中国，便想到三代汉唐。资本主义者心里老有一个某国如美国之类。社会主义里面，也有公然拥护苏俄的一派。他们各忘记了现在的中国。”(16)因此，他主张：“我们应该以客观的态度，观察一下，西洋的文化，是不是适合中国的环境，现在中国的环境，是不是已完全进到工业时代的英美，中国的现势是否和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时的形势一样，因为环境的不同，中国所需要的东西也不同。”(17)何炳松在《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序言中也声明：“其实我们的初衷，无非想矫正一般盲目复古和盲目西化这两种不合此时中国需要的动向，此外别无他意。”
在“本位论”者的激烈批评面前，胡适自己很快感到“全盘西化”既在提法上有些不妥，也不太符合自己对文化选择的一贯主张。因此，他在6月又发表了《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重新解释并修正了“全盘西化”的提法。他说：“(全盘西化)这个词的确不免有一点语病，这点语病是因为严格说来，‘全盘’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义，而百分之九十九还算不得‘全盘’的……至少我可以说我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我赞成 ‘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一百的数量的解释。”为了免除一切琐碎的争论，为了更易获得同情与赞助，也为了避免“全盘西化”所遇到的严格的数量上的困难，胡适表示他愿意放弃“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一词，而改用“充分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或“充分世界化”的提法。然而，这却无助于阻止“本位论”者继续用反对“全盘西化”的口径来回敬胡适。“本位论”者与“西化论”者基于各自对中国现状的不同感受，又分别借助于不同的文化观念，就文化选择的诸多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如文化演进的机制与特点、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时代性与民族性、整体性与可分性、文化选择的价值体认、态度及标准、参照坐标等等，继续展开辩论，从而构成针锋相对的文化选择的主张或方案。
不过，到1935年的下半年时，华北局势日见恶化，“一二·九”爱国运动随之勃然爆发，抗日救亡的呼声日趋高涨。现实社会的民族存亡问题，使这场正在兴起的迂远的文化论争随即搁置。不管是“复兴民族固有文化”的主张，还是“全盘西化”的理论，都已引不起大众的兴趣。在救国热潮的冲击下，所谓的“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历时年余，即告销声敛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