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正厚重 走进百姓之家

颜真卿在书坛上崭露头角的时候，对书法艺术已有了几十年的学习和创作实践。他是经历了盛唐时期而进入中唐的人物，又长期处在激烈的政治斗争漩涡之中，对于盛唐社会及其以后的巨大变化，自有深刻的感受。这种经历和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书法艺术，很自然地要促使他去创造更能反映时代面貌的书艺风格。近人马宗霍先生指出： “唐初脱胎晋为息，终属寄人篱下，未能自立。逮颜鲁公出，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长，……于是始卓然成为唐代之书。”(《书林藻鉴》卷八)这是很有见地的概括；而所谓“唐代之书”,应该是指颜书的刚健丰伟最能反映盛唐之世繁荣强盛而富有生机的社会风貌。至于说颜书的这种风格何以到了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中唐时代却表现得更加精粹突出？这个问题，一方面固然要从书法艺术的特殊形式来解释，基本的笔法、结构形成之后便相对稳定，一般都是在日益丰富的实践中向着更加成熟的境界迈进； 另一方面却也说明颜氏后期虽处在社会的矛盾和动乱之中，仍然老而弥坚地保持了刚毅的性格和昂扬的精神面貌。因此在他的后期书法中看不出什么衰颓之意，也不追求什么 “冲淡恬逸”和 “怡然天趣”,而是相反地越来越坚韧厚实。
人们常说“字如其人”,这话固然不应作绝对化的理解，但也有一定的道理。是因为一个人的书法直接受到他的美学趣味的制约，而美学趣味的形成则常和他的思想感情、性格气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书法艺术所构成的独特形象中，一般说来也往往有着作者思想性格的某种形式的表现。我们研究有些人的书法，有时候还需要联系其创作背景来进行分析，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而直接地从书法形象中看出作者当时所经历的政治斗争或社会生活，而是因为作者的精神面貌有时由于某种经历而表现得格外突出，对艺术创作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联系背景分析这一类资料，就比较容易看出作者的思想性格和他的艺术风格之间的联系。具体说到颜真卿的书法，那么《祭侄季明文稿》、《与郭仆射书》和《刘中使帖》就都是这一类书法中值得注意的例证。
《祭侄季明文稿》是颜真卿追祭从侄季明的文章草稿。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奄有北方广大地区的藩镇军阀安禄山发动叛乱，很快就南下攻占了东都洛阳。当时任平原太守的颜真卿和他的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分别在山东、河北境内起兵讨伐叛军，颜杲卿的幼子季明曾往来平原、常山之间做过联络工作。不久常山被叛军攻陷，杲卿父子被俘，先后被害。唐肃宗乾元元年(758),颜真卿命人到河北寻访杲卿一家的流落人员，结果由常山携归季明的首骨，所以颜真卿为文致祭。作者在书写时深受当年斗争经历的激动，既怀同仇敌忾的义愤，又感颜氏家族“巢倾卵覆”的悲痛，临文时激昂的感情一发难收，所以根本顾不上考虑书法的精粗而一气呵成。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能毫不拘谨地将长期积累的精湛书艺充分发挥出来。全篇运笔的畅达果断和转折之处锋毫变换的精巧自然，都证明了这一点。大量渴笔的出现，本来也是临文时心情激切的表现，并非艺术上的有意识考虑，然而却使书法形象更显得豪迈； 并且在东晋以来的行草书法中还是一种新的创造。

颜真卿 《争座位帖》

《与郭仆射书》即《争座位帖》,是颜真卿在代宗广德二年(764)写给仆射郭英乂的书信手稿。郭英乂为了谄媚宦官鱼朝恩，在两次隆重集会上指麾百官就座而任意抬高鱼朝恩的座次。为此颜真卿在信中对他作了严正的告诫，甚至斥责他的行为“何异清昼攫金(白昼打劫)之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鱼朝恩在当时是一个大权在握、骄横跋扈、朝野侧目的人物，而颜真卿的做法却在实际上打击了他的嚣张气焰。我们现在看《争座位帖》,全篇的书法气势充沛，劲挺豁达，而且许多字与行还写得豪宕尽兴，姿态飞动，似乎也显示了他那刚强耿直而朴实敦厚的性格。
《刘中使帖》墨迹内容是说作者得悉两处军事胜利，感到非常欣慰。可见他的写作当与克服分裂叛乱、推进全国统一有关。全帖四十一字，字迹比他的一般行书都要大得多，笔画纵横奔放，苍劲矫健，真有龙腾虎跃之势。前段最后一字“耳”独占一行，末画的一竖以渴笔贯串全行，不禁令人想起诗人杜甫在听说收复河南河北以后，伴随着放歌纵酒、欣喜欲狂的心情所唱出的名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元代书法家鲜于枢称此帖和《祭侄季明文稿》等一样，都是“英风烈气，见于笔端”;元代收藏此帖的张晏也说看了帖中的运笔点画，“如见其人，端有闻捷慨然效忠之态”。明代书法家文征明甚至声称颜书中没有胜过此帖的(以上均见原帖跋语),这虽不一定是确评，却也说明了此帖的意义和价值。

颜真卿 《祭侄季明文稿》

综上所述，颜真卿在书法上富有独创性的艺术风格，是同他对唐代社会现实的感受以及本人的思想性格相联系的。他所遗留的大量书法创作不仅是值得珍视的艺术财富，而且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书法艺术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颜体”对后世书法发展的影响极为深广。在颜真卿之后出现的唐代又一大书法家柳公权，就是学颜而又有所创造的。在宋代四个最有名的书法家中，苏轼、黄庭坚、蔡襄都受过颜书的深刻影响； 米芾虽然出于艺术偏见而对“颜体”有过不恰当的评论，却非常欣赏颜氏的《争座位帖》,曾反复认真地临摹。宋代以后，颜书的影响越来越大，各个时代都有许多书法家曾在颜书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经验。其中公认受颜氏影响较深，并且在笔法形貌上表现了“颜体”特征的也有不少人，例如元代的康里回回和柳贯，明代的李东阳和邵宝，清代的刘墉、钱沣、何绍基、翁同和等等。
但是，颜书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还是在于民间。千百年来，它一直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清人包世臣曾说颜书 “稳实而利民用”( 《艺舟双楫》)。这话当然是肤浅而片面的，因为人们喜爱颜书有更深的美学根源所在，并不仅仅因为它“稳实”,不过它也反映了颜书深受人们欢迎的事实。与此相反，明代以后(特别是清代)在统治阶级中大肆泛滥的却是与科举八股文紧密联系的 “馆阁体”字，统治者把它定为书法圭臬，作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手段之一。于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而经生书吏，为了功名利禄，无不恪遵功令。公式化、贵族化的“馆阁体”乃成为书坛上一股逆流，它的柔弱死板与刚劲多彩的“颜体”正好成为鲜明的对比。“颜体”和 “馆阁体”的尖锐对立，深刻地说明了在书法艺术的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不同美学思想的斗争。
“颜体”在后世发生如此深广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这种书法形式很符合我国人民的审美要求。我国人民对美的欣赏，趣味是丰富多样的。任何艺术创造，只要它真正是进步的、真实的、美好的，就不论其风格是壮丽还是秀美，都能得到公正的评价。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脚踏实地而心胸宽广，所以历来也十分重视具有坚劲、厚实、雄壮这样一些特征的艺术创造；而在书法艺术中，“颜体”正是比较完美地表现了这些特征。宋人岑宗旦喜欢用人物形象来比喻书法，他论及颜书时说： “真卿淳谨，故厚重如周勃。”( 《岑氏书评》)我们从周勃平定“诸吕”叛乱、安定汉王朝的历史功业可以看出，他的“厚重”既是质朴敦厚的表现，也含蓄着刚正坚强的意志和力量。可见岑氏对颜书的描述的确比较符合它的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