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伶纵酒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世说新语》取材虽然琐细，记载亦极零碎，但是各类人物的言行，通过作者“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使各类人物跃然纸上，被鲁迅称为“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刘伶纵酒》见于《世说新语》卷下《任诞》门。刘伶，字伯伦，晋沛国(今安徽宿县)人，是魏晋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著有《酒德颂》。他对“礼法”表示蔑视，好酒放诞，在“竹林七贤”中最为突出。本篇写刘伶日常纵酒的一个场面，生动形象地刻画出刘伶的性格，反映了魏晋文人“名士风流”的一个侧面。
刘伶嗜酒，与常人不同。他常乘鹿车，使人荷锸而锄之，说：“死便埋我。”其放荡不羁如此。但一般人写酒徒，往往写其纵饮、失态的具体过程，而本篇写刘伶“从妇求酒”,从家庭的纠纷冲突中写刘伶的思想性格。置人物于夫妻矛盾的氛围中，使刘伶要酒不要命的性格得到充分的体现。
刘伶因纵酒而伤了身体健康，却还向妻子要酒喝，妻子怒而将酒倒掉，将酒具毁掉，哭着劝他：“你喝酒过量，这不是养生之道，必须戒酒！”妻子的决心不可谓不大，道理不可谓不明晰，看来刘伶的酒是非戒不可的了。在妻子的苦口婆心面前，刘伶回答：“太好了！我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只有祷告鬼神立誓之后才能与酒绝缘，可准备祭神的酒肉。”言之凿凿，情之切切，不由妻子不信。但刘伶前面说的都是障眼法，他的本意是落在“可具酒肉”四字上面，这为刘伶下面的行动埋下了伏线。
当妻子准备好了上供的酒肉，请刘伶立誓时，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刘伶的誓词竟然是：“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说自己以酒量闻名，一次能喝十斗，喝五斗能解除酒病。最后两句说：“妇人之言，慎不可听！”随后“引酒进肉”,一醉方休。这种戏剧性的场面，只能使这场家庭纠纷不了了之。原来是刘伶做好了圈套，来戏弄自己的妻子。这种跌宕起伏的写作手法，将刘伶不敬鬼神、但求一醉的行为，通过他诙谐、机智的誓词表现得酣畅淋漓，一个放荡不羁，恣意痛饮的酒徒形象被刻画得栩栩如生。《世说新语》在艺术上取得的最大成就，在语言方面。明代胡应麟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少室山房笔丛》)《刘伶纵酒》当不辜负如此评价。
严格说来，《刘伶纵酒》还不能算是一部完整的小说，在现代小说的意义上，它只能算小说的一个情节。但作者仅仅通过这样一个情节，显示了高超的写作技巧。它几乎通篇用对话，用对话来塑造人物性格，颇见作者叙事写人的本领。尤其是刘伶的祝词，是表现人物性格的神来之笔。作者行文简洁，于平铺直叙中蕴跌宕起伏，刘伶的誓词既出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起到了非常强烈的艺术效果。
魏晋间讲“名士风度”,士人的一言一行，往往被传为口实。《世说新语》还记载了“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这就是所谓魏晋“名士风度”。今天我们看待刘伶的“旷达”,似乎令人难以理解，但刘伶的荒诞行为，是当时社会政治风气曲折的反映。曹魏末期，政治上突出的事件，是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的权力斗争演成的大屠杀。司马氏上台后，大肆屠杀政治上异己的名士，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以其政治态度惨遭杀戮。生活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知识分子或清谈玄学，或纵酒狂饮，一是为避祸，二是借此麻醉自己的神经。他们的这种放荡、颓废的生活态度，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文人的苦闷，在某些方面也有反对正统的封建礼教的色彩，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消极反抗的手段，含有明哲保身的意思。这种消极反抗的斗争形式本身，也具有消极的思想影响。
鲁迅在《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中说：“从汉末到六朝为篡夺时代，四海骚然，人多抱厌世主义；……有一派人欲永游醉乡，不问世事，所以好饮酒。……饮酒者，放浪形骸之外，醉生梦死。——这就是晋时社会底情状。”这实在是入木三分、鞭辟入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