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与北京政变

1924年10月，正当直奉两军在榆关一带激战的时候，直系将领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与驻喜峰口的直系援军第二路总司令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以驱曹、吴。10月19日，冯玉祥率部由古北口日夜兼程回师北京，于23日凌晨进入北京，占领了内外重要据点和交通通讯机关，派兵包围总统府，软禁贿选总统曹锟，接管了北京全城防务，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的发生，从表面看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它的发生不是突然，而是当时直系军阀与全国人民和孙中山为代表的广东革命势力的矛盾、直系军阀与奉系和皖系军阀的矛盾、直系军阀内部的矛盾斗争发展的产物。在直系内部的矛盾，冯玉祥与吴佩孚最为突出，所以冯玉祥成为这次政变的主角。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安徽巢县人，行伍出身。他是北洋军阀中具有民主意识比较进步的军人。 自辛亥革命以来，冯玉祥参加过滦州起义，反对“二十一条”,参加讨伐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反对对南方护法军政府的战争等等。因此，冯玉祥有接受孙中山思想和国民党影响的基础。早在1920年秋，冯玉祥由常德调驻武汉时，就曾致书孙中山，表示仰慕之情。随后，孙中山派徐谦、钮永键带着他的信到汉口会见冯，希望冯“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使冯“很是兴奋感激”①。冯部移驻河南信阳后，冯派其秘书任佑民去广东回访孙中山，并表示只要孙用得着他时，他“当然无不尽力以赴”。1923年2月，为了争取冯玉祥反直，马伯援奉孙中山命到京访冯，冯表示要与国民党人往来，并嘱马代为引荐，马介绍了一些国民党人与冯谈话。同年夏秋，孔祥熙给冯带去孙中山赠送的亲笔写的《建国大纲》,冯读了之后，“心里涌起了一种兴奋钦慕之情”。12月，马伯援奉孙中山之命再访冯，向冯介绍了广东情况和孙对冯的期望，冯对马表示：“政府兵力，数倍于吾人，冒险盲动，势必失败，稍待则济，不必急急，我终要革命的，请传语中山先生及季龙。”在此期间，徐谦等还介绍冯玉祥与苏联驻华使节拉加罕相识，了解苏联情况，得到许多新的知识，使冯更加倾向于孙中山和广东革命势力。正因为冯玉祥思想比较进步，对北洋军阀的腐败常常流露不满情绪，加上个性倔强，受到当权人物的压制。在皖系当权时，他受到徐树铮的排挤，直系当权时又受到吴佩孚的压制。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冯率部由陕援豫打败奉军，因而被任命为河南督军，但吴佩孚又任命与冯嫌隙甚深的宝德全为军务帮办以牵制冯。冯未到职时，吴即将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列入督署各职名单，向冯推荐，使冯大为不快。吴视河南为自己的主要地盘之一，冯督豫后，曾拒吴更换省长和由地方拨款等，特别是冯把自己的第十一师大加扩充，更为吴所不容。因此冯督豫仅半年，北京政府在吴佩孚的威逼下，将冯调任徒有虚名的陆军检阅使。吴还拟将冯的五个补充团留在河南，借以削弱冯的力量，冯因得到陆军总长张绍曾的支持，才将所部全部北开，移驻北京南苑。在冯部北调时，吴本许每月由河南协饷20万元，但事后并未履行诺言，而北京政府又不能按时拨付军费(曾积欠达11月之多),致冯部饷项陷入极其困难地步。冯曾向其亲信说：“吴佩孚此次将我调职，其用意即要置我于绝境，使我们即不饿死，亦必瓦解。”②冯在极为不利条件下积极扩充队伍，严格加强训练以提高部队战斗力。与此同时，冯加紧了与各方面的联系。一方面，他注意孙、张、段的联系，另一方面，他又加紧了与胡景翼、孙岳等联合，在直系内部形成了冯、胡、孙反吴三角同盟。
冯、胡、孙的结合并非偶然，他们的处境相似，在政治上又有共同要求，一旦时机成熟，便采取一致行动。胡景翼在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在陕西耀州举行起义。在护法战争时，在三原组织靖国军，宣布独立。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胡曾写信给冯表示：“只要你带着我们救国卫民，任何办法都乐于接受。”冯将胡的靖国军改编为陕军第一师，胡任师长。第一次直奉战争时，胡随冯离陕援豫。冯调任陆军检阅使，胡部驻防在彰德、顺德一带。吴佩孚拟调胡部南下进攻广东，胡不愿与广东革命势力作战，迟迟不肯开拔，引起吴的不满，在饷项给养上多方刁难。胡乃密谋反吴，派岳维峻去北京见冯，表示绝对听从冯的调遣。冯说：吴佩孚要打倒异己，对奉战争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战事，我们誓死反对；我们须利用形势，相机行事，将来若果成功，必须迎请孙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大计；纪律是军队的生命，此后即当严整军纪，真正做到不扰民、不害民和帮助民众，否则我们决不能成功。岳维峻对此完全同意，立即返回防地向胡复命。不久，胡以治病为名赴京与冯密谈，决心共同反吴。孙岳，河北省高阳人，字禹行，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与滦州起义，被曹锟撤职，孙即南下。黄兴任讨袁总司令时，任孙为第一路总司令。失败后，孙一度去陕，与胡景翼来往密切。曹锟任直隶督军时，孙被委为军官教育团团长。直皖战争爆发，又兼任直隶省义勇军总司令。战事结束后，因受吴佩孚压抑，仅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之职。孙对吴的骄横专擅极为不满。冯与孙不但遭遇相同，而且志同道合，所以很容易走到一起。1924年9月，孙岳亲赴南苑为冯新建的昭忠祠落成致祭，并与冯密谈，达成协议。冯说：目前闹到这个局面，我想稍有热血良心的人，没有不切齿痛恨的。我所统辖的队伍，虽然名为一师三混成旅，但实际上不到三万支枪；在这样的情况下， 自然不能鲁莽从事；但我们必须努力，把一批祸国殃民的混帐东西一股脑儿推翻……。孙对冯说：你若决定这样干，我必竭尽全力相助。此外，还有胡笠僧(胡景翼)也定然愿和我们合作，我可以负责去接洽。至此，冯、胡、孙三角反吴同盟已告形成。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被任命为第三军总司令，奉命率部由古北口经滦平、承德、赤峰向开鲁前进，迎战奉军热河北路的进攻。冯所担任的这一路，地方贫瘠，交通不便，不但行军困难，而且给养无法解决，吴佩孚又下令不设兵站，各军给养完全就地筹措，实际上是吴有意识借着这次战争把冯部调离京畿，并把这部分力量消耗在荒凉贫困的长城之外。冯玉祥对这一着是十分清楚的，这就促使冯下决心倒戈反吴，并在军事上作了布置。首先，他以第十三师开赴前线，北京防务空虚为名，向曹锟建议把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调来拱卫首都，曹同意冯的建议，立即调孙部到京，并任孙为京畿警备副司令，实际上是把孙部调京作为内应。他就任第三军总司令后，采取拖延办法，21日先头部队才开始出发，24日才开拔完毕。他又以步兵一营留守北京城内旃檀寺，派蒋鸿遏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办理一切事务。将从河南招募的新兵万人借口留在后方训练不开拔。一切布置妥当后，冯始向怀柔出发，每天行军二三十里，冯的司令部也移动很慢，10月1日才到达古北口。冯到古北口后，又以筹措给养为名，便停了下来。他一面督饬沿途各县加紧修筑公路，预作班师回京的准备，一方面令鹿钟麟每日朝着北京方向作急行军训练，以掩人耳目。胡景翼被任命为援军第二路司令后，即将所部集结在通州待命。吴佩孚令胡部由喜峰口进军热河应援王怀庆，冯派人与胡密商，决定暂缓开拔，以待战局的变化。
冯在古北口时期，除了留心观察战局变化外，又加紧了秘密的政治活动。恰好段祺瑞派亲信贾德耀到古北口找冯，并带来段的亲笔信，冯接信后，与贾密谈，最后冯向贾表示，俟计划实现后，将请段祺瑞、张绍曾等有重望的人物出来维持大局，段表示同意合作，并说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郑士琦已经接洽妥当，届时定能采取一致行动。冯玉祥部的张树声与张作霖驻京办事人员马炳南早就认识，张得冯同意，邀马到古北口访冯，马说：“只要推翻了曹、吴，奉方目的即已达到，决不再向关内进兵。”冯向马表示：我已经和北京方面几位将领有接触，只要你们的队伍不进关，我们的计划必能顺利进行，推翻曹、吴是不成问题的。”“将来事成之后，拟请孙中山先生来主持大计。”马说“完全不成问题，一切听你的主张，我们没有不赞成的。吴佩孚对冯玉祥的秘密活动虽无所闻，但对冯存有戒心。他为了监视冯的行动，加派副总司令王承斌指挥二、三路军事，督促冯迅速向赤峰方向前进。吴佩孚还密嘱胡景翼对冯予以注意，如果冯有异动，可就近解决之，这更坚定了冯的决心。
冯玉祥离京前，嘱蒋鸿遏向总统府及有关方面了解吴佩孚的行动和战争的情况随时向冯报告。当冯得知直军放弃九门口和吴佩孚亲往前线督师的消息时，冯认为班师回京的时机已经成熟，立即派参谋长刘骥持亲笔信回京与胡景翼、孙岳两部联系。同时又给吴佩孚发了一个电报，报告冯军的一些情况，探询山海关方面的战况。旋接吴的参谋长电，告知：“此间形势紧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又接蒋鸿遏电告：“前方战事紧急，吴已将长辛店、丰台一带所驻之第三师悉数调往前方增援。”冯乃于10月19日召集其将领举行紧急会议，正式宣布了班师回京，推倒曹吴的计划，得到各将领一致拥护。冯即发布命令，令鹿钟麟率部兼程回京，会同孙良诚、张维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遏会合入城；令李鸣钟率部急趋长辛店，以截断京汉、京奉两路的联系；令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部立即出动，限期回京；通知胡景翼将开赴喜峰口的部队迅速撤回通州，以防阻吴军的回击；通知孙岳秘密监视曹锟的卫队和吴佩孚的留守部队，以防发生意外。同时，下令封锁京热大道，以防走漏消息。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21日开始行动，各部皆以最快速度向北京进发。冯亲率刘郁芬部于21日回密云，对进入北京的种种措施又进行了严密布置。22日行抵高丽营、黄郛由北京来商会，共商过渡时期办法，商定由黄负责组织摄政内阁，并对迎请孙中山北上进行筹划，冯并将预先拟好的主和通电请黄作了修改。鹿钟麟部于22日到达北苑，并与蒋鸿遏会商，先派一个团以接运给养为名，押大车数百辆鱼贯入城，进入北京后，先到旃檀寺留守处集合，占领电报局、电话局和车站等交通通讯机构。当夜12时，鹿部行抵安定门，孙岳已事前接到通知，即令守军大开城门迎接入城。鹿部进城后，将司令部设在太庙，并将北京防务布置妥当。城内各重要交通路口均用大车加以封锁，将总统府及有关机关的电话线全部刈断，总统府卫队由孙岳派兵包围，并由鹿派兵一个营守卫总统府，从此曹锟即被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内。由于计划周密，行动迅速，冯玉祥部不放一枪，不耗一弹便在夜幕沉沉、鸡犬不惊的深夜中控制了北京防务和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直至第二天清晨城内居民看到通衢要道遍布佩戴“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臂章的士兵，才知道发生了重大事变。
冯玉祥于10月23日到达北苑，当即发出由他领衔的主和通电，同时发布了安民布告。随即向曹锟提出下令停战和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24日，颜惠庆内阁通过决议：(一)前敌停战；(二)撤销讨逆军总副司令职衔，山海关一带军队着王永斌、彭寿莘妥为维持，以资结束；(三)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改派为督办青海屯垦事宜。接着颜惠庆内阁提出辞职。25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首先讨论改革政治问题，认为孙中山领导国民党进行的国民革命运动是当前中国惟一的出路，决议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但孙中山北上尚需一定时间，为应付当前混乱局势，应先请段祺瑞出面维持，在孙、段未到京前，由黄郛组织内阁，处理政府过渡时期事宜。会议在讨论军事问题时，认为应将参加这次政变的各部队改名为中华国民军，以符合为国民效用的宗旨。然后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冯等当时计划应由孙中山主政，段祺瑞主军。故在会议的第二天，冯、胡、孙等又电请段祺瑞出任国民军大元帅。26日，冯玉祥移驻城内旃檀寺，设国民军总司令部，指挥肃清吴军残余的作战事宜。28日，冯又领衔发出召集和平会议通电希望通过和平会议处理善后政治问题。10月31日，曹锟批准颜惠庆内阁辞职，任命黄郛代理国务总理兼教育、交通总长，组织新内阁。11月2日，曹锟宣告退位，由黄郛摄行总统职务，摄政内阁成立，至此，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宣告结束。
摄政内阁成立后，根据冯玉祥的建议，取消了清朝旧制官署的步兵统领衙门，任命鹿钟麟为北京警备司令。接着又修改了《清帝逊位后之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11月5日，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等到故宫宣布摄政内阁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五条：一、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专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二、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另拨二百万元开办平民工厂，收容旗籍贫民；三、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约即日迁出宫禁， 自由择居，民国政府乃负保护之责；四、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卫兵妥为保护；五、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其一切公产则归民国政府所有③。限令溥仪即日迁出故宫。当天下午，溥仪及其妻妾及少数太监宫女移居什刹海“醇王府”。11月8日，国务院通电全国称：今名为共和，而首都会中之区，不能树立国旗依然仍用帝号，中外观国之流，靡不引为笑柄。……故当百政刷新之会，得双方同意，以从事于优待条件之修定④。并计划将故宫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之用。11月29日，溥仪在前清遗老和帝国主义分子的诱惑下，逃入日本公使馆，旋由日人护送至天津，寄居日租界的张园。为了刷新政治，冯玉祥还向新内阁提出五项施政方案：一、打破雇佣体制，建设廉洁政府；二、用人以贤能为准，取天下之公才，治天下之公务；三、对内实行亲民政治，凡百般设施，务求民稳；四、对外讲信修睦，以人道正义为根基，扫除一切掠夺欺诈行为；五、信赏必罚，财政公开。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采取的上述措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却遭到北洋军阀各实力派的反对，特别是摄政内阁的成立，更是为他们所禁忌。首先是张作霖不许奉系阁员王永江、王迺斌到京就职。各省直系军阀在南京组织了十省大同盟，也不承认摄政内阁，并在会议上决议，在正式政府成立之前，北京政府所发的命令概不接受。帝国主义也不欢迎摄政内阁，11月14日，黄郛为内阁成立设宴招待外交使团，这是一般的外交惯例，但是外交使团竟然拒绝参加。在驱逐溥仪出宫问题上，也遭到顽固派和一些军阀的非议，指责冯玉祥“不近人情”。段祺瑞竟为此打电报责备冯玉祥“于优待条件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段祺瑞从被直系打倒后，从未忘怀东山再起，他的联孙联张联冯驱曹吴是为了重新掌权。北京政变时，冯玉祥把收拾大局的重任寄托在孙中山身上并积极迎孙北上主持大计，引起段的不满，冯、段之间便发生了矛盾。冯联张原来要求奉军不入关，是为了得到较大的地盘，借以发展自己的势力，但是奉张在打垮吴军后便大举入关，占领天津，并沿津浦线继续向南推进，同时大肆收编吴的部队，使冯的打算落空，冯、张的矛盾也尖锐起来。由于直系在北方的势力消逝，北方只剩下奉系和国民军两大势力，而奉军的兵力又大大超过国民军。段采取了“以张制冯，以日制张”的策略，张则采取“联段以制冯”的策略，于是冯、段之间的矛盾和冯、张之间的矛盾又发展成为冯与段、张之间的矛盾，使冯日益陷于孤立。冯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极力敦促孙中山北上。11月8日，孙中山正式电告冯：“准于元日由粤起行，经沪北上，共图良举。”⑤这时直系南方各督纷纷通电拥段出山，因为他们与冯、张对立，不愿北京中央政权落入冯或张手中，宁愿让没有军事实力的段上台，借以保存自己的势力。段感重新上台的时机已到，特别是他得悉孙中山决定北上，为了捷足先登，便电催冯、张到天津开会共商收拾时局的办法。11月10日，段、冯、张在天津召开会议。在会上，段一方面利用冯主和的主张，拒绝张对南方用兵的主张，另一方面又与张联合对冯。冯提出新政府应采取委员制，借以吸收各方面代表，防止个人专断，立即遭到段、张的反对。张提出在新政府产生前，暂组临时执政府，并推段为临时执政，临时执政府不设国务总理，由临时执政召集国务会议。这样，实际上就否定了黄郛内阁，把权力集中到临时执政段祺瑞手里。冯因处境孤立，采取妥协态度，同意了张的建议，并于15日与张作霖、卢永祥等联名通电，公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19日，直系南方各督再次联名通电请段即日出山，段便于22日入京，24日就任临时执政，摄政内阁宣告结束。这样，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召开“国事会议”以“更新政局”的初衷成为泡影，北京政变打开的局面日趋复杂化。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目的是为了“开彻底改革之新机”,“完成历来改革未竟之事业，解决历年纠纷之根本，永绝将来隐伏之祸胎，确立健全民治之基础。”但是由于他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念，没有明确的主张”,“革命的意义、革命的方法，在从前都没有考虑，所以只是一二点改革式的革命，而没有彻底的做法”⑥。同时冯对段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他抱有幻想，因此请他出山，主持大计。加上冯本身还想扩充自己的势力，扩大地盘，涉及自身权利地位时，动摇不定，一再妥协。因此，这次政变不能不是以革命的姿态倡之于始，而以皖系政客和奉系军阀的卷土重来为其结局。虽然如此，但是北京政变使直系北方势力崩溃，有利于北方革命势力的发展；孙中山被邀北上，扩大革命的影响；溥仪被逐出宫，铲除了复辟的祸根；国民军的建立和存在也有利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总之，它在历史上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