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与游牧生产方式的差异

中国从地形上看，东、南两面靠海，西面是葱岭即帕米尔山结，北面是大沙漠，有一个近于封闭的生物圈。在这个生物圈内生活着许多民族，除华夏——汉族以外，与北方联系密切的民族有夷狄、东胡、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纥、昭武九姓胡、契丹、女真、蒙古等等。华夏与夷狄的概念是在春秋时形成的，自此以后直至清代，在历史上的所有时期民族问题始终存在，从未中断。各民族在血缘和形体上的差异大部分并不明显，但也有差异显著的，如来自中亚的昭武九姓胡大多是高鼻碧眼等。
不过，春秋时期划分华夏与夷狄的原因和标准并不在于血缘与形体的差异，而是在于生产方式的不同。春秋时华夏族与夷狄各族虽有饮食、服饰、礼俗、言语的不同，实际并没有种族上的差别。如姜姓、姬姓诸戎与中原各国同族，本为炎黄之后，建立鲜虞——中山国的白狄为姬姓，应为黄帝后裔，秦汉时的匈奴唐尧时称荤粥，周时称猃狁，其先祖为夏禹后裔，都因为生产方式不同而被视为夷狄。周人和秦人在进入中原和改变游牧生产方式以前，被中原各国视为夷狄，以后则被视为夏，与中原各国通使及聘享之礼，二国也开始以华夏族自居，转过头来对于尾随其后试图靠近中原的部落，即使是其原来的同族也视为夷狄，极力抵斥，划清界线。所以，华夏族与夷狄族之分归根到底是农耕生产方式与游牧生产方式之分。华夏族与夷狄族的划分标准不是绝对的，既可以用夏变夷，也可以用夷变夏。不管是什么民族，谁进入中原，谁接受农耕生产方式，谁就是华夏族，否则就是夷狄族。这一观念在春秋时是得到各国所认同的，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并且作为传统保持了下来。汉代以后，即使各民族间在血缘和形体上的差异有时十分明显，这一观念的影响也依然存在。华夏——汉族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和开放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都有新的因素加入其中。关键是看谁能更好地完成由游牧生产方式到农耕生产方式的转变，谁能对农耕文化有所维护、发展和创新。
在从春秋到清代的二千余年的民族交往中，处于平原北部的燕赵地区是中原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相互接触的重要前沿。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述，战国至西汉中国北部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是在碣石到龙门一线。从东向西，由滨海的碣石山(在今河北昌黎)向西偏北，沿着今燕山南麓西行，再折向西南，经过恒山(在今河北唐县)和汾水上游，循吕梁山而至龙门山(在今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之间)。燕赵区域的渔阳、上谷和代郡都处在这条农牧分界线的边缘。代郡的治所最初在今河北蔚县，西汉以后才逐渐移向西北，东汉时移至今山西阳高，北魏时移至今山西大同，隋唐为代州，在今山西代县。在代郡附近的城邑还有种和石，种在唐代为蔚州，即今山西灵丘，石即石邑，在今石家庄西南。在燕山、恒山和太行山北端排列着许多关隘和塞道，从东向西有渝关(隋筑，今山海关)、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居庸关(又名蓟门关、军都关)、紫荆关(又名五阮关、金陂关)、常山关(又名鸿上关，今倒马关，有飞狐口、飞狐道)、井陉关(又名土门关)等等。这些边邑、关隘和塞道就是联系汉族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的门户。
汉民族农耕方式与北方民族游牧方式之间的交往，大略说来不外乎战争状态的冲突对峙与和平状态的融合交流两种形式，两种形式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是同时存在的。对平原北部的燕赵区域来说，在冲突对峙形式下，北方游牧民族的存在可以看作是汉民族平原农耕文化所处的外部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在融合交流形式下，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又成为继承和发展汉民族农耕文化的主体。这一特点在中原以南是不明显的。从民族的因素上看，如果承认民族融合问题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势必也要承认在这一点上，平原北部的燕赵区域比中原腹地以及江南要更具典型，更有代表意义。
历史上各个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是不一样的，但是大体上说，唐代以前的北方民族融合和唐代以后的北方民族融合有着很大的不同。唐代以前在北方民族的融合过程中，汉民族一方拥有较多的主动，民族间的冲突对峙比较和缓，民族融合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各方面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积极作用。在这一时期，燕赵区域对于全国、全社会做出了较大贡献，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表现出了自身的文化风采。但是在唐代以后，在北方民族的融合过程中，汉民族一方基本上处于被动的姿态，民族间的冲突对峙十分剧烈，民族融合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各方面均呈现出较大的破坏性。在这一时期，燕赵区域对于全国、全社会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承担了巨大的压力，文化上的自主性无从发挥，表现为明显的衰落与沉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