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随着列强经济侵略的深入，日趋解体，农村经济日益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去。民国以后，进一步唤起了人们对民族工业的重视，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又给中国民族工业带来了蓬勃发展的机会，因此，农村的商品经济也随着民族资本的发展而发展。
棉花的种植，首先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民国以后，政治界、实业界对棉纺织业十分重视，曾创“棉布救国论”,因此也对棉花的种植和改良相当重视。如云南实业司长华晋三于民国初年曾往日本、上海购美国棉籽和通州棉籽，在云南推广，使云南棉花产量从前清的数十万斤发展到1915年的三百余万斤。农商总长张謇更注意棉花生产。欧战以后，民族纺织业发展迅速，而日本也在华大量收购棉花，并在青岛等地大量投资设厂，发展其在华的纺织业，从而更加刺激了棉花的生产。
如江苏，“自五年以来，吾国纺织业勃兴，棉之需要骤增，花价乃日昂，农人遂相率舍稻、豆而专事棉作，以图厚利。查去岁(1918)产棉数，几倍于昔日”^[1]。山东、直隶、河南、陕西、山西诸省，由于华北棉纺业的发展，尤其是日本方面的需求，“棉花的需要既多，人民争趋其利，广种棉花”^[2]。及至1918年，全国的棉花产量，据不完全统计，已达四百多万担。
由于缫丝工业的发展和国外需求的扩大，传统的蚕桑事业也有所发展。桑地面积在不断增加，一些新的蚕桑地区也正在开辟。如江苏，“苏属的农民，在前清并没有大规模地饲养家蚕，顶多不上十箔。……民国以后，茧价不跌，反见上涨，农民见这养蚕的利息很不差，养蚕的农民渐多，种桑面积也跟着扩展起来。我们看到江苏常、锡一带，桑树那样多，也都是民国以来种起来的”^[3]。广东的东莞、清远、新会、香山诸地，都是民国后发展起来的新蚕桑基地。而云南，是“自民国初年起，方开始提倡育蚕事业。以后丝茧之产量，增进甚速。当1919年由腾越海关输出丝茧计三八四六担，值一七二○○三一海关两”^[4]。其间，因欧战影响，生丝出口运输困难，蚕业曾一度停滞。但不久，因“意、比等国产丝之区均受战争影响，无丝出售，是以吾国江、浙、皖三省所产之丝茧，自上年(1915)至今，销数比以前增起二倍，业此者大获其利”^[5]。
烟草和大豆、花生、桐油是新起的商品性作物，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对外输出逐年增加。
1913年，英美烟公司派员调查华北烟草种植状况，并由美国输入良种，在山东潍县试种，获得成功。于是，农民群起改种。而民族卷烟工业的发展，也刺激了烟草的种植。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的烟草种植逐年扩大，江西、浙江、奉天等地的烟草种植业也发展起来。据《第九次农商统计表》,烟草种植面积，1914年为五百二十八万亩，1915年为五百六十五万亩，至1918年为一千零五十一万亩。
大豆是中国的特产，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东北是中国大豆的主要产区，1914年—1918年间，全国大豆年产量约八千六百多万担，而东北大豆占全国产量的36.6%。大豆大量用于对外输出，以对俄对日为主。1917年后，对俄输出萎缩，对日输出仍在发展，且经日本加工后，以大豆制品转输欧洲。
花生和大豆一样，是区域性较强的作物，山东、河北、河南是主要产区，而荒芜的黄河故道是花生的良好种植地。花生自“民国以来，渐为出口土货之大宗物产”^[6]。欧战虽然影响花生出口，但国内市场仍刺激着花生的生产。欧战结束，“及民国九年而后，花生油忽成为国际商品”^[7]。于是出口激增，成为重要的出口物产。
由于美国鼓励人造漆工业的发展，免税进口桐油，中国的桐油在清末即已大量对美国出口。民国后，桐树的种植在四川、贵州、两湖、江西、两广、浙江一带发展。据报道：“民国四年，桐油出口价值，每年均约五六百万元，及至八、九年，竟达一千万元”^[8],在植物油出口中，继大豆、花生之后，占第三位。
此外，由于城市经济和国外市场的需要，水果、蔬菜的生产也扩大了。而作为染料的靛青的生产，欧战前已奄奄一息，欧战中由于德国人造靛停止进口而重新恢复了生产。
在粮食生产方面，由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由于粮食加工业特别是面粉工业的发展，商品粮食的生产也扩大了。
首先是小麦生产扩大了。荣宗敬说：“迨粉厂加增，(小麦)求过于供，爰陆续派遣厂员分赴各处劝导种麦，更岁集巨资，补助农事试验场。”^[9]1912年—192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也说：“虽然没有统计，也找不到可靠的资料，但是，小麦种植确已传到了上海地区，并且随着中国人对面粉和面制品日益发展的需要，对于当地农业可能要日益显现其重要地位。”^[10]当时，东北是重要的商品小麦产区，输往日本和西伯利亚，并且供应东北地区日益扩大的面粉工业。据农商部统计，小麦种植面积由1914年的二亿七千多万亩，上升到1918年的五亿二千多万亩。
由于经济作物排挤了粮食生产，经济作物区不得不仰给于商品粮。于是，一些地区就成了商品粮的基地。如南通成了棉花作物区之后，粮食仰给于江苏之东台、如皋、常熟、无锡等地。当时，湖南、安徽、江西是大米输出省份，而山西则向邻省供应小麦。但是，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和农业技术的落后，粮食的商品生产不能满足需要。结果，缺粮的情况日趋严重。如陕西、河南一带广种棉花的结果，“平时可以以棉易粟，荒时不能一饱，县县如此……粮食遂陷于空虚状态”^[11]。广东在清末时，粮食已经不足，而“晚近蚕业大兴，桑田日辟，禾田日隘，谷米出产转因日少，又加以农人素乏讲求，墨守故法，一岁所获，益远逊于前。故谷食中一大部分，非仰给于镇江、芜湖、广西，则输入于安南、暹罗；设彼有水旱兵燹之状，而此即有粒食告罄之惧”^[12]。结果粮食的进口量日益扩大。1911年米麦杂粮净进口数为一千零二十三万一千担，至1916年增至一千七百八十二万五千担^[13]。
在商品性农作物中，中国传统出口的茶叶，在清末就开始衰落。面对着发展起来的印度、锡兰、日本、爪哇等地茶叶的竞争，受封建关系束缚，不能进行改良的华茶，逐步被排挤出世界市场。欧战爆发后，对欧美出口锐减。而1915年洋茶入口却值五百万元以上，可见我国茶叶衰落的程度。
除农业本身之外，农民的副业生产也有所发展。佃户因为受剥削，种田少，往往依赖副业维持生活。虽然由于工业产品的排挤，手工缫丝和一些地方的土布衰落了，但一些新的副业又兴起了，如山东的草帽辫，无锡、上海一带的花边，经过改良的高阳土布，江浙的织袜，烟草产区的油坊，等等。这些副业物产的出口，虽不免受欧战的影响，但仍是这一时期农家的重要副业。这些副业生产和商品作物发达的少数地区，农民获得了较多的工作机会，以付出更多的劳动为代价，也可以使生活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