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 | 《击壤歌》探源 |
释义 | 《击壤歌》探源陈山先生在一九六一年第五期《诗刊》上发表了《〈击壤歌〉是一首什么性质的歌》一文,认为这是一首“无意于歌颂‘帝力’而恰恰歌颂了它”的颂歌。而且认为:沈德潜的《古诗源》选了它并把它列为第一篇,就因为它是“旧时代歌颂王权统治的一首好歌”。徐应佩先生不同意这个意见,在光明日报《东风》版发表了一篇《〈击壤歌〉是首颂歌吗》(见1961年11月21日),认为这首歌“不但不是对于‘圣君’的歌颂,而且是对‘帝力’的否定”。接着陈山先生在六二年一月十八日《东风》版又发表了《再谈〈击壤歌〉》,仍主前说,并涉及沈德潜《古诗源》的编选观点。现在我也想谈一下这首歌,希望得到读者和陈、徐两位先生指教。 《击壤歌》最初见于东汉王充的《论衡》,又见于《论语比考谶》。后来晋人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和《高士传》,都把这首歌收入。《帝王世纪》原书已佚,但我们从《艺文类聚》卷十一、《群书治要》卷十一和《太平御览》卷八十里面,都能找到此书有关这首歌的记载,惟文字互有出入。《古诗源》是根据《群书治要》选录的,现照录《治要》如下: 这首歌当然不是唐尧时代的作品,古人早已谈及;但其产生的年代自不得迟于东汉初年。照我看,它显然是阶级社会形成以后(亦即“帝力”已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以后)的产物。最初也许是民歌,但成为现在的样子,必然是经过士大夫屡次加工的结果。 古人对这首歌早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基本上是颂歌,尽管歌辞末句带有否定“帝力”的口气①。如《论衡·艺增篇》云: 又《须颂篇》云: 这同陈山先生所说,老人所处的原为“身在‘福’中还不晓得‘福’从哪里来的……那种‘至治’的境界”(《诗刊》1961年第五期七一页),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当然,这并不完全代表王充本人的看法。但至少可以证明,东汉时代,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很普遍的。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首歌是否定帝尧的。如《论语比考谶》云: 此外,《高士传》卷上有《壤父传》,文字与《帝王世纪》出入不大,无烦赘引;但同卷《善卷传》中有一段话,却颇有助于我们理解《击壤歌》,即节引如下: 在《论语比考谶》里,竟把击壤而歌的老人同谤毁“孔圣人”的叔孙武叔相提并论,显然认为这首歌是反面作品,是否定“帝力”的。而善卷的话,也正是以“不仕王侯”的傲兀态度来对待帝王的“高士”声口。用来同《击壤歌》参看,自然看得出所谓“壤父”(即击壤的老大爷)的态度也正是与善卷相类似。这当然也不能完全代表皇甫谧的看法,但至少是魏晋以来一般文人如嵇康、阮籍等对当时封建统治者所持的态度。从今天看来,这后一种观点更容易被我们接受。 我的意思是:即使从前一种观点来看《击壤歌》,也就是说,如果确认这一首歌是颂歌,那也不宜对它一笔抹杀。因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人民,一直就认为尧、舜时代是理想的“治世”。对尧、舜之世表示向往,甚至把那个时代描写或解释成为一般人“身在‘福’中还不晓得‘福’从哪里来的”社会,应该是封建社会中的广大人民对当时残酷暴虐的统治者的一种抗议,对美好幸福生活的一种憧憬。这在当时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在阶级社会里,当人民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候,对不知“帝力”为何物的击壤老人自然会感到十分可歆羡;而这首歌和这个传说的产生,实际上也正是人民对秦汉以来社会上阶级压迫表示不满的具体反映。至于沈德潜,固然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意识和士大夫美学观点的馆阁词臣,他选的诗歌总集如《古诗源》、《唐诗别裁》等,当然也贯穿了他那种并不高明的“格调”论的文学主张;可是,把《击壤歌》摆在《古诗源》的第一篇,照我看,却并无什么深曲用意。他只不过把要选的作品按照他所理解的时代先后逐一顺序排列罢了。 最后,还想谈谈“击壤”的意义。《太平御览》卷五八四引周处《风土记》云: 又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十引《风土记》云: 陈山先生把“击壤”讲成“在土地上打拍子唱歌”,显然是望文生义。其实这种游戏到今天还在民间流行,即如北京市小学生常玩的“打梭”游戏,我看或许就是从“击壤”衍化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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