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道》题记

这里的12篇小说，是从4个短篇集选出来的：《航线》、《土饼》、《苦难》和《祖父的故事》。

前3种在文化生活社出版，上海陷落， 纸型来不及运出， 随后书店又遭敌人查抄一次， 下落也就更加渺茫。后一种由郑振铎先生编入“文学研究会”一套丛刊里面， 由商务印行， 因为战事关系，至今不曾得到一点消息。

这4本集子，共有小说40篇，我在上海期间所写的东西， 大体尽于此了。现在选出这12篇来， 虽然多少有点敝帚自珍的意思，但这并非我的选集， 目的倒在： 第一，保存一部分材料免致失散；其次，我相信少数并无成见，真情实意喜欢我的作品的读者，或许还需要翻翻它们。

我说不是选集，这也并非自谦， 因为无论如何，我现在还没到要出一本选集的时候。而这个的不妥当，正如朋友们半开玩笑， 亲封我为幽默作家、讽刺作家时所常感觉到的不妥当一样。老实讲吧， 虽然才能天分都很有限， 当一想到若干成绩斐然的师友，都还在努力精进的时候，我也实在羞于故步自封， 站下来不走了。

我初学写小说， 是1930年，这里面写作时间最迟的一篇东西，是1936年6月， 因此这也不能说是选集。同时，也没有将战前的创作活动作一结束的意思， 因为一般的说来，我并不觉得我在题材上，见解上，战前战后有着怎样的差异。如果强要说它们也有不同的地方，这个不同，也只表面的不同而已。然而，如果挪通回顾一下我短短的创作历程， 要找出一个差异来，也不是很难的。大体说来， 《航线》《土饼》以后所写的作品，较为合乎我的理想， 写的时候也痛快省力。因为它们都是我所熟知的题材的缘故。而《航线》、《土饼》当中的大部作品， 则多是凭一时的印象， 以及若干报纸通信拼制成的。正惟其如此， 写起来吃力不必说了， 最主要的， 是颇难于写出一个压秤的人物。

因此，便在这一本材料有限的集子当中，读者也不难看出，编在最末的各篇，所有的故事、人物、背景， 都已经取材于四川了。而且，一部分着重在写人物。这个改变，在我是颇为有意义的，而促成这个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1935年回过一次故乡， 重新接触到了生活。由此也更可见生活知识之于我辈的重要。我常常这样想，技巧诚然是了不得， 它可能帮助你准确适当地处置你的材料，在摄取材料的时候，它能给你的方便也不会少；可是，如果和生活脱了节，你就只有架空，至少你会觉得事倍功半。但自然，思想是更重要，不过思想也必需以生活作养料， 它才不致枯死， 不致仅仅教会你装腔作势。

因为收在这里的全是战前的作品，读者也许以为它们和现实无关了吧？这是对的，如果你把现实同新闻看成了同义语；而现实一语若果别有解释，那么，至少至少这里所表现的，正和目前的情形有着颇深的血缘关系。举例来说，那位烹调专家已经绝迹仕途了么？没有！说不定经过训练，挑选， 已经正式当了县长，喉咙也变得更粗了！丁乡约也一定另外顶了个头衔，正跛着条腿挨家挨户催收粮谷，并热中于种种新政。而那个软弱的知识分子，更不见得会对老婆的孕娠泰然处之！

最后，我还要放一大炮：我所写的若果真已和现实无关，抗战早胜利了！

编校既讫， 信笔写此题记。

1944年11月30日，于敌人西进声中。

(《兽道》，群益出版社1946年4月版)

赏析 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而生活、思想、艺术三者的关系，则是新文学现实主义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一个基本主题，多少次论争与诘难，几多成功的喜悦与欣慰，几多挫折的苦恼与困惑，差不多都直接或间接关联着对这三个层面是否正确理解与合理配置。30年代初，正当初期“无产阶级文学”陷入困境，裹足不前的时候，沙汀以其独特的生活阅历显露于上海文坛， 在鲁迅、茅盾等新文学大家的直接教诲下，经过曲折探索，终于踏上了现实主义的坦途。无论其为经验或教训都为这一基本命题平添了许多新的内容，为人们深化对现实主义规律性的认识提供了有益借鉴，而沙汀为他的小说集《兽道》所写的“题记”也正是沿着这一轴线展开的。

《兽道》收沙汀1930至1936年间所作《航线》、《土饼》、《苦难》、《祖父的故事》4个小说集中的12篇作品，沙汀以前后各二部小说集为界分作两个创作阶段作了简明而切要的说明。关于前一阶段，他说，“《航线》、《土饼》当中的大部分作品，则多是凭一时的印象，以及若干报纸通信拼制成的。正惟其如此，写起来吃力不必说了，最主要的是颇难于写出一个压秤的人物来”。他的自我估价是允当的。沙汀1931年在上海开始他最初的小说创作时，写的是所见的身边的知识分子的苦闷生活，不能说没有意义，但确如鲁迅所批评的，是“顾影自怜，有废名气”。之后，他和艾芜就创作题材问题写信向鲁迅求教，鲁迅在回信中提出，要写熟悉的生活，但是“选材要严，开掘要深”，沙汀根据鲁迅的提示，努力反映“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内的生活，土地革命， 民众的苦难，社会的动荡不定……这些描写有相当生活感受作基础，且语言和场面描绘也都较有特色，因而大都能给读者留下鲜明印象。但由于还没有真正深入生活底里以及“印象式”的写法，又妨碍着作者达到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典型化的高度，缺乏鲜明的性格描写。这也就是作者所说的没有“写出一个压秤的人物来”。

在这之后的收在后二部小说集中的一些作品，如《代理县长》、《丁跛公》、《兽道》等，一方面集中于他们熟稔的故乡生活， “所有的故事、人物、背景，都已经取材于四川了”;一方面则加强了典型概括，“重在写人物”，推出了一系列能立得住的人物形象，如巧立名目，鱼肉百姓的“代理县长”、“丁乡约”都是真实的活的人物，故事不落俗套，个性鲜明而又有一定概括意义。这是沙汀真正领略现实主义艺术精髓，走向成功的开端；这一转变是带有根本性的。也只是在这时，他才真正体会到鲁迅“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这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深邃内涵，从而把他的创作放在了一个更坚实的思想艺术基础上。

在回顾和总结自身创作经历和艺术体验的基础上，围绕生活、思想、艺术这现实主义三维构成，沙汀以简洁明确的口吻阐述了他的见解。他首先肯定“生活知识之于我辈的重要”;当然他也没有忽视技巧的作用，但同时认为， “如果和生活脱了节，你就只会架空”;同时又说， “思想是更重要，不过思想也必须以生活作养料，它才不致枯死，不会仅仅教会你装腔作势”，也就是说，思想、技巧都要建立在充分的生活基础上。这讲得何等好啊。当然认识到这一点的倒也并非沙汀一人，但这毕竟是作家在艰苦探索中悟出的，而也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初期“无产阶级文学”的失败就是明证，因而仍然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在“题记”的末尾，我们看到了沙汀对自己的创作，对他的人物生命力的充分自信，认为人们在现实中还会看到他们的身影，就是他的人物还活着的最好证明。

这篇“题记”，实际是一篇“创作谈”，作者举重若轻，用不多的文字，把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数重关系，剖析得明明白白，没有对艺术规律的熟谙把握，没有甘苦备尝之后的深切省察体验，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