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程隶原因李篆生，蔡分展足始纵横。

更依分势成今隶，不辨真源漫证盟。

包世臣(1775—1855)，清学者、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字慎伯，号倦翁、小倦阁外史，安徽泾县人。泾县古名安吴，人称包安吴。曾任江西新喻知县。关心时政。工书，用笔以侧取势，提倡北碑，对后来书风的变革颇有影响。著有《安吴四种》，其中《艺舟双楫》下篇系书法理论著作，为学者所推崇。书法力学北碑，其主张对后世影响极大。

包世臣这首论书绝句，着重论述书体的发展变化。他在《论书十二绝句·序》中写道：

书道以用笔为主，然明于源流所自则笔法因之。故汉世以来，迄于近今，宗派脉络，次为韵语。……己卯季秋，书于历下西司公廨。

可知这组论书诗作于1819年，创作的目的在于明确源流所自，为笔法提供一个参照系。在书学源流中，书体发展变化是极为重要的，故首论之。

“程隶原因李篆生”。

李篆，李斯的篆书。李斯(?—前208) ，秦政治家、书法家。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初为郡小吏，后从荀卿学。战国末入秦，初为吕不韦舍人，后被秦王政(秦始皇)任为客卿，不久为廷尉，对秦始皇统一六国起较大的作用。秦统一六国后，任丞相，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秦始皇死后，为赵高所忌，被杀。他又以小篆作为标准，整理文字，对我国文字的统一有一定贡献。工书，《泰山》、《琅玡》等刻石，传说均为他所手书。著有《谏逐客书》和《苍颉篇》 (今佚，有辑本)。由于他整理文字，擅长并推行小篆，所以历来书论喜欢把小篆说成李斯所作。张怀瓘《书断》就这样写道：

案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损大篆，异同籀文，谓之小篆，亦曰秦篆。始皇二十年，始并六国，斯时为廷尉，乃奏罢不合秦文者，于是天下行之。画如铁石，字若飞动，作楷隶之祖，为不易之法……斯虽草创，遂造其极矣。李斯即小篆之祖也。

包世臣据此干脆称小篆为李篆。李篆，其实应理解为以李斯书为代表的秦代小篆。

程隶，程邈的隶书。程邈，秦人。字元岑，下杜(今陕西西安市南)人，一说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 一作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人。张怀瓘《书断》写道：

案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始为衙县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 用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 以为隶人(指官狱胥吏)佐书，故曰隶书。……程邈即隶书之祖也。

这种早期的隶书，保留篆书的笔势较多，而形体又有些接近于后来的真书，称为秦隶或古隶。其实，程邈也只是将当时这种书写体加以搜集整理，而后世则有了程邈创隶书的传说。

包世臣诗首句是说，程邈所搜集整理的隶书，原来是从李斯所搜集整理的小篆萌生出来的。包世臣还在《历下笔谭》中指出： “秦程邈作隶书，汉谓之今文，盖省篆之环曲以为易直。世所传秦汉金石， 凡笔近篆而体近真者，皆隶书也。”包世臣关于隶书的由来、特点、例证的论述，是有价值的。

“蔡分展足始纵横”。

蔡分，指蔡邕的八分。蔡邕，参见陈介祺《题〈甄古斋印谱〉》一诗赏析。八分，指由秦隶发展来的有波磔的隶书，早期的隶书在使用中加工发展，形成笔势、结构与小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字体，并奠定了楷书的基矗由于魏晋以来也称楷书为隶书，因别称有波磔的隶书为八分。这种八分，到东汉末蔡邕时代趋于成熟。张怀瓘《书断》就指出，蔡邕“尤得八分之精微”。包世臣《历下笔谭》解释“八分”之名说： “中郎(蔡邕)变隶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这种左右分布相背之势，最突出地体现在八分书的波磔上。犹如“八”字左右分张的两笔，包世臣在诗中则形象地称之为“展足”。诗的第二句意思是说，到了汉末，八分才真正开始左右相背，纵横伸展。证之以书法史，可看到《乙瑛碑》、《礼器碑》、《华山庙碑》、《史晨碑》、《曹全碑》、《张迁碑》等东汉名碑， 无不波磔骏发，展足纵横，令后人赞叹不已。

“更依分势成今隶”。

所谓今隶，即真书。包世臣《历下笔谭》写道：

魏晋以来， 皆传中郎之法，则又以八分入隶，始成今真书之形。是以六朝至唐，皆称真书为隶……及宋遂并混分隶之名。

这是说，魏晋以来，人们更将波磔骏发、展足纵横的八分笔势写入程邈以来的古隶之中，于是成了今天真书之形， 这就是“今隶”，所以六朝至唐都称真书为隶，直至宋代的欧阳修在《集古录》中用“隶”来称“八分”，致使隶书和真书分离了，并以讹传讹成为既定事实。包世臣在这里，实际上是指出了欧阳修“并混分隶之名”的失误，这种名实之辨，还是十分必要的。

“不辨真源漫证盟”。

这是全诗的结论。真源，真正的书体源流，这里主要指真书的源流。漫，枉；徒然。证盟，证验。谈到书体的源流，包世臣还有精到的见解。他在《历下笔谭》中指出：

大篆多取象形，体势错综；小篆就大篆减为整齐；隶就小篆减为平直；分则纵隶体而出以骏发；真又约分势而归于遒丽。相承之故，端的可寻。故隶、真虽为一体，而论结字，则隶为分源，论用笔，则分为真本也。

这段要言不烦的精辟议论，既指出了各种书体的特征，又指出了它们之间的相承关系，特别是最后三句，把隶、分、真的本源问题说得一清二楚。所以诗的结句说，如果辨不清真源，那么，一切证验都是徒然无效的。这一结论是牢固地建立在书体史的事实基础上的。

在书学理论界，自宋至今对“隶书”的名实以及隶、分、真三者关系，众说纷纭，有一些观点都是以讹传讹，需要做正名辨实的工作。包世臣的书论，对此作了正确的辨证；而他的这首论书诗，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可谓有韵的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