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两种命运的论争

1945年春，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夜。但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不管在国际、国内，都存在一个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在国际上，苏联要努力争取和平民主阵营的胜利和扩大、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扩大；而美国则企图取代德、意、 日法西斯势力，称霸世界。在国内，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援和配合下，企图独吞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而中国共产党则要尽可能多地把胜利果实掌握在人民手中。一场涉及中国的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论争，便开始了。
事实上，早在1943年3月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之后，国共两党关于中国两种命运的论争便酝酿开了。两年过去了，中国两种命运的论争并没有结束，相反却提到了更高的战略高度。国共两党都以召开自己的全国代表大会来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目的是把中国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党员121万人。会议的主题就是要建立和平民主独立富强光明的新中国，制定“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宏伟蓝图。①
4月23日，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范畴。他说：“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②
毛泽东说：“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 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③
毛泽东认为，争取光明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是“能够实现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④。
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以开幕词的形式向全党全国人民展示了一个两种命运论争选择和作为中国共产党力争实现光明中国前途的宏伟目标。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接着于24日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报告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地讲出国际国内“人心向我”的结论，但是写出了“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⑤。
报告的中心是阐明中国共产党解决问题的纲领和政策。所谓具体纲领，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过程的一定时期内所适用的纲领。《论联合政府》中共提出了40条，主要内容是：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争取人民的自由；实行人民的统一；建立人民的军队；实行农村改革；发展民族工业；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团结知识分子；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外交。在这些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联合政府”。报告强调：“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报告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两个步骤：第一，“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⑥
毛泽东指出：七大决定的政治路线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⑦
随后，朱德和刘少奇分别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刘少奇作的修改党章报告中说：“党章的总纲上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⑧这是七大修改的党章的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是七大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
大会期间，代表们在讨论中对几个报告发表了很多意见。5月31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毛泽东列举了今后可能出现的十多种困难，如外国大骂；国内大骂；被占去几大块根据地；被消灭若干万军队；爆发内战；外国干涉；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等等。还有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⑨他满怀信心地说：最终我们是要胜利的。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被大会通过后，被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发，不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大后方也引起轰动。这本小册子在重庆发行了3万册，“有人接到后一夜未睡觉，一直看完”。正在参加国民党六大的有些代表看了后也称赞：“共产党说的头头是道，有办法。”⑩
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团结、胜利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闭幕词，他高度评价了七大的历史性作用，号召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历史史册。这次大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以及大会所选举的新的领导机构，指引全党去争取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和命运，去争取新的胜利。
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潮中，在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同时，中国国民党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600人，列席代表162人。大会的主题就是要坚持一条与中共七大完全不同的道路，即一条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相反的道路，把中国引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
围绕这个主题，蒋介石作了开幕词和闭幕词，吴铁城作了党务报告、吴鼎昌作政治报告、程潜作军事报告、白崇禧作续军事报告、翁文灏作经济报告、潘公展作特种问题报告、何应钦作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组织情形及湘西战役经过报告。
国民党统治集团装出一副“还政于民”的姿态，决意召开国民大会，坚持一党独裁。蒋介石在大会的开幕词中说：“召集国民大会的日期，必须及早确定，且必须使之如期集会，不可展缓，即使遇到任何困难或阻力，本党亦应毅然决然执行我们革命建国的使命，力排万难，促其实现。”(11)大会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决定要在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这样就坚决拒绝了中共和全国人民关于召集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的正确主张。
蒋介石为遮掩其独裁、内战的政策，他向大会提出：三个月把军队和学校中的国民党部及三青团部一律撤销，六个月内把各省、市的临时参议会变成正式民意机关，以上党、团、参议会等机关统统移归国民政府。这种“还政于民”,正如新华社评论员所说，它只不过是将法西斯一党独裁“由左手还给右手”而已。
坚持反共反人民立场，决意把国家推向内战。蒋介石在大会上讲：“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潘公展在关于中共问题的报告中也说：“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的优势和环境。”(12)为此，大会通过了两个反共决议：《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诬蔑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借以破坏抗战”,又“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谋制造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13)大会的这些舆论和决议，都是旨在进行内战动员。
大会充满着激烈的争论。国民党民主派的许多人向大会提出质询。国民党中委王昆仑提出：为什么大会“对于怎样打败日本没有什么讨论”,“到底有没有抗战的决心？”冯玉祥、屈武等人提出了《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主张在召开国民大会前先承认各党派之合法地位与活动，反对以武力消灭中共。”蒋介石竟对王昆仑等人破口大骂，蒋介石顽固派的代表在会场上竟对民主派的代表大叫：“拉出去，枪决他！”
到了选举中央委员时，一些人为了“竞选”而大吵大闹，会场秩序大乱，蒋介石不得不亲临“训话”。到投票时，一些代表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操纵不满，有的在选票上写诗骂道：“蒋家天下陈家党”;有的在选票上写“总裁独裁，中正不正”。国民党各派系为争权夺利，互相攻击，搞得大会乌烟瘴气，所以蒋介石5月7日在纪念周上哀叹： “本党今后若不好好精诚团结，将来大家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一条坚持独裁，准备内战，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路线，这是一条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引向黑暗的路线。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说：“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14)
国民党在“六大”上以召开国民大会为由，正式拒绝了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同时决定把召开国民大会的具体办法交第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审议通过，以求得“万民拥戴”的假相，名正言顺地在“宪政”的幌子下继续维持其一党专政的局面。
为了揭露国民党假国民大会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企图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阴谋，也为了团结和教育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中共中央负责人于1945年6月16日发表郑重声明：决定不参加此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以示抗议。(15)
慑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蒋介石不得不找“民主人士”出面，以游说中共参加国民参政会，为国民党的民主政治装饰门面。6月1日，蒋介石邀请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王云五等人出面从中斡旋。
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褚辅成等7位参政员，邀请他们来延安商谈国是，电文说：“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16)
6月26日，黄炎培等七人商定三条意见，作为赴延谈判基础。这三条意见是：1. 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2. 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3.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行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次日，褚辅成等人面见蒋介石，陈述了他们的条件和政治主张。蒋介石表示，对前两条无成见，可以商谈。
7月1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王云五临时称病未成行)等六人到延安。在随后的几天中，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与六参政员进行了正式的会谈。当六参政员谈到国共商谈的大门还没有关门时，毛泽东接过话题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会谈中，“彼此都十分坦诚，十分恳切”。最后，双方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还建议国民党当局：“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17)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六参政员同中共方面取得的两点共识和中共对国民党当局的建议，构成了《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7月5日，六参政员飞返重庆。7日，他们集体面见蒋介石，报告了在延安与中共会谈的情况，并把会谈记录交给了王世杰。随后，他们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停止召开国民大会，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的建议。
然而，对于中共的正确主张和中间党派恢复国共团结的努力，国民党根本不予理睬，执意要在中共已拒绝出席的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讨论“国民大会”问题。7月7日，蒋介石在参政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声称国民大会召开的日期“自应由国民党负责”,又做出一副超然的样子说，至于有关具体事项，“在未听取诸君宝贵意见以前，政府将不作任何决定——不提出任何具体的方案”;“政府准备以最诚恳坦白的态度，聆取诸位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他要求全体参政员“排除一切党派的意见，纯然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提供合理的主张。”(18)
7月14日，国民党执意将《国民大会案》提交国民参政会审议通过。国民党参政员凭借人多势众，盛气凌人，大肆诬蔑、攻击共产党，对中间党派也任加侮辱。国民党参政员孔庚、李鸿文等分别提出了“如期召开国大”的提案，字里行间充满了不惜分裂、重开内战的杀机。黄炎培、冷通、江恒源发表公开声明，认为国民大会“必须在全国和谐之空气中进行”,“若各方主张，尤其是有组织者之意见尚未融通，而遽欲仓促召集”,“则其后患将不堪设想”。因此决定“不拟复参加此项讨论”。章伯钧发表谈话，赞同中共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悬崖勒马，“放弃原定举行国民大会之决定，迅速召开政治会议”。左舜生、邵从恩、王又庸等人分别提出缓期召开国民大会。左、邵两案还要求在召开“国大”之前，先开中共主张的政治会议。
中国共产党在会外的强大政治攻势和中间势力在会内的激烈呼吁融为一体，挫败了国民党在参政会上强行通过召开“国大”具体办法的企图。当时，由于抗战胜利并没最终实现，蒋介石还不得不顾及国际舆论的谴责。因此，国民参政会在通过的决议中并没有决定“国大”的日期、代表、职权等，只是送交“政府斟酌情形决定”。这实际上就使国民党“六大”确定的“今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一件公案，大概就此收场了”。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关于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论争迅速演变成激烈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思想文化斗争，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以及解放区的自卫反击战，都是其集中的体现。1946年6月底，两种命运的斗争又上升为国共两党的大决战。